从1947年3月18日至1948年3月2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经历了一年零五天的转战陕北。
期间，中共中央途经陕北地区12个县，行程达到2200余里。
而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运筹帷幄，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经此一役，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无力回天，解放战争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然而，回顾70多年前这场决定党和国家与全国各族人民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毛泽东于转战路上，留下许多振聋发聩的名言。
其中有这么一句：“敌人占领延安，现在恐怕正举杯庆祝，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延安早晚还是我们的。”
为何毛泽东会有此一说呢？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面抗日战争以中国军民胜利告终。
没过多久，蒋介石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三封电报，诚邀他前往重庆共商和平大事。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重庆谈判的大幕被缓缓揭开，国共双方随后正式签订《双十协定》。
协定公布后不久，就被蒋介石单方面公开撕毁。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全国范围内的红色根据地发起进攻。
至1947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70余万国民党军，挫败了蒋介石“全面进攻”的计划。
受到重创的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企图包围我党陕北和山东革命根据。
1947年2月，蒋介石亲自与得意门生胡宗南商议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令胡宗南没想到的是，他们前手刚刚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下一秒就被“龙潭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将这份绝密情报送到了延安毛泽东手里。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接到这份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后，立即商量如何应对。
毛泽东最后力排众议，做出了转战陕北的决定。
当时许多同志们不愿意离开延安，誓与国民党军拼死一战。
对此，毛泽东专门进行了解释，他明确指出：“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一定是要回来的，我们还要用一个延安换回一个全中国。”
在依依不舍的氛围中，毛泽东等人于1947年3月18日傍晚，离开了居住十年的延安，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转战陕北艰难历程。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摆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第一条是东渡黄河，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第二条就是留在陕北。
在战略上，无论东渡黄河还是留在陕北各有利弊。
毛泽东起初没有下定主意，举棋未定之时，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和习仲勋在青化砭地区一举歼灭三千余名敌军。
此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北解放区军民的斗志，进一步坚定了中共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心。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这样其他战场就要面临更加严峻的压力。
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更好地打仗。”
会议最终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前委转战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等东渡黄河。
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这就相当于一坨鸡蛋分在两个篮子放，打烂了一坨，还有另一坨。”
话虽如此，转战陕北过程中困难重重，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多次面临严重危险。
甚至可以这么说，转战陕北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艰苦！
1947年4月，中共中央刚刚撤离延安，久旱的陕北却迎来了一场瓢泼大雨。
这一段时间，陕北的大雨下个不停，同志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加上进水的行李，艰难地行走在湿滑泥泞的山道上。
毛泽东同样一身水，两腿泥，在两位警卫员的搀扶下艰难地行走。
1947年4月1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的王家湾村，他们在王家湾村停留了57天后就遇到危险。
当时中共中央公开宣布“仍留在陕北”，国民党军集中主力追赶中共中央机关，胡宗南甚至下令：“就是损失两个师也要捉住中共首脑！”
1947年6月6日，国民党飞机前往王家湾村一带盘旋侦察。
与此同时，国民党刘戡所部第二十九军四个旅先头部队向王家湾村扑来。
6月8日清晨，国民党部队推进到距离王家湾村仅有15里的地方，情况十分危急，8号晚间又下起了大雨。
毛泽东决定冒雨离开。由于道路泥泞，人和马行走困难，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下了马和军民们手拉手连成一线，慢慢地步行，直到破晓时分才到达距离王家湾村40多里远的小河村。
到了小河村，刚要做饭架电台，国民党飞机又来低空盘旋，骑兵侦查员向毛泽东报告国民党军越来越近。
无奈之下，毛泽东只好率领中央机关向天赐湾村进行转移。
这里的条件更艰苦，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只能挤在一间小窑洞居住。
大家伙刚要生火做饭，又传来敌军正在往天赐湾村方向逼近，距离不超过30里的消息。
当时中央警卫部队只有300余人，毛泽东判断敌军可能只是经过，最终目的地还是保安，倒不如将计就计，大家伙留在天赐湾村稍事休整。
最终，同志们都惊叹毛泽东这一神机妙算。
后来经过多次转移，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于1947年8月17日到达佳县白龙庙村。
国民党军发现中央机关到达白龙庙村后，立即派出大部队和飞机向这里扑来，毛泽东一行紧急向五女川方向转移。
1947年8月19日上午，毛泽东等人来到杨家园则村，后转移到佳县朱官寨村。
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来到米脂县杨家沟村。
这里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点，也是中共中央在一年多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最后一个居住点。
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任务顺利完成。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到华北去和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顺利进入山西临县，结束了在陕北的转战岁月。
全国解放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即将到来。
二、延安早晚是我们的——毛泽东前文简单介绍过，在为期一年零五天的转战陕北过程中，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遭遇了数次危险，最终都化险为夷。
可是，当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刚刚从延安撤离，按照讨论好的路线乘坐吉普车从王家坪出发时，胡宗南像一只猎狗一样率部队急速追来。
同志们因为刚刚离开延安，加上后面还有这么一大坨国民党追兵，大家伙情绪都不是很高，心理状态难免会出现起伏波动。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先是与王震讨论一下西北野战军的具体战略部署，接着又发表了一番至理名言。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刚率领部队占领延安，分出重兵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机关追来。
毛泽东察觉到周围工作人员的情绪后，非常轻松地说了这么一句：“敌人虽然占领延安，现在恐怕正在庆祝。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延安早晚还是我们的！”
毛泽东之所以会在如此敏感的关口说出这么一句重要的话，其真实原因并不复杂。
早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开导军队干部：“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这就是他老人家经常说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至理名言。
延安对于众多共产党人以及民主人士而言，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革命的摇篮，是引领当时黑暗中国的一面光辉旗帜。
如此重要的地方被国民党军占领，肯定会在政治、军事、情感上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毛泽东深知必须要妥善处理好这些事情，更要动员和鼓舞大家的自信心，不然的话，一旦这口气松懈了，将会对全国的解放战争产生负面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所以当敌人还未占领延安之前，毛泽东已经耐心劝告大家：暂时的撤退将会换来更大的胜利。
这也如同经典谍战剧《潜伏》里的一句著名台词：撤退也是另一种胜利。
当撤离延安之后，毛泽东又向身边人说：“延安早晚还是我们的。”
这一席话代表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进行了总动员，化被动为主动，不仅解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疙瘩，更在情感上化解了大家的潜在困扰。
随后的战事发展，同样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蒋介石反动派占领延安不是他的胜利。
不久后，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连续在青化贬、羊马河、蟠龙镇战场三战三捷，歼敌14,000余人，很快就稳定陕北战局。
胡宗南率领的几十万重兵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牵着鼻子走，牢牢困在陕北，这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部署创造先决条件。
从这些方面来看，蒋介石占领了空城延安，可能在短时间内为自己找足了脸面；也能向旁人吹嘘他占领了“共党的政治中心”。
可仅此而已，对全国战争的形势没有任何转变。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暂时放弃延安，将伸出去的拳头收了回来，暗中积蓄力量，瞅准时机，给国民党反动派一计更强力的打击。
一时胜利不是胜利，永久的胜利才是胜利！
结语蒋介石“亲临”延安
在新版《大决战》中有这么一个桥段，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胡宗南的陪同下到访过延安，蒋介石还前往了毛泽东等人居住的窑洞。
不少观众认为这是编剧刻意杜撰历史，其实，电视剧里的这一桥段，也是据真实历史为原型改编而来的。
1947年8月7日，两架军用飞机先后降落在延安临时机场，蒋介石一行陆续走下飞机。
他之所以决定冒险来到延安视察，绝非一时冲动，除了有大造声势和政治宣传的需要，蒋介石还想着向他的老对手毛泽东“登门取经”。
8月的延安酷暑难耐，蒋介石一行考察了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地，蒋介石提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这让胡宗南常常回答不上来。
视察延安中央党校时，蒋介石发现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不过是一排简陋的窑洞教室，几乎没有像样的教具，连黑板都是用煤灰涂黑的，每个学员坐的小凳子又矮又脏。
走在延安凹凸不平的道路上，已经60岁的蒋介石很不习惯，好几次险些跌倒，吓得宋美龄和蒋经国赶紧扶住他。
当走进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时，蒋介石发现窑洞地面是用泥土夯实的，陈设非常简陋。
窑洞的炕上铺了一张木板，胡宗南告诉他：“毛泽东是湖南人，不习惯睡炕，他一直睡的都是木板床”
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感到很震惊，他立即回到边区外交宾馆，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于当天离开了这个让他寝食难安的地方。
用户10xxx90
伟人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