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任国防部长的彭老总曾经在此次会议上被错误性地认定极具“右倾主义”思想，从而被罢免职务回家反省。
在1962年，党中央召开为原先的错误进行纠正的会议时，彭老总没有等来平反，却再次被诬陷。
彭老总为此写下了“八万字言书”给毛主席，信中还提到了两个人，需要毛主席多加警惕！这两个人是谁呢？又做了什么？
1898年，彭德怀出生于湘潭地区的一户农户人家，幼年在私塾读了两年书，由于母亲去世和父亲病重，家中无力承担他高昂的学费，彭德怀被迫辍学。
辍学回家的彭德怀不能只在家里吃闲饭，小小年纪的他也学会了赚钱养家，他曾在富人家里放过牛、在煤窑做过工、在洞庭湖当过劳力，早早感受了生活的疾苦。
1916年，在曾国藩的号召下，彭德怀前往长沙入伍，一路坐到了团长的“宝座”，就在他参加北伐战争时，他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并对红色思想深深着迷，为此他阅读了很多红色期刊，并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他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的重大战役，临危不乱、力挽狂澜，在沙场不畏生死，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1950年，五十二岁的彭德怀再次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率领一百多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
看起来风风火火总骂人的彭老总其实在生活中并不是这样，彭总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的将领，战争时期与士兵同吃同住，主动停止对自己的特殊待遇，生活中也十分艰苦朴素，对自己和身边人制定了严格的“四不”政策，即不接送、不请客、不代买东西、不要太多人陪同。
就是这样一个艰苦朴素的革命元老，在庐山会议上为何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复发”呢？
二、惨遭批判，风波不止1959年7月2日~8月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即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八中全会。
彭老总在此次会议前，写出了万字信给毛主席，针对国内的经济建设提出了诸多意见，还针对性地指出了当时全国存在的“浮夸风”、干部思想不纯洁等问题。
彭老总的信件内容被错误地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复发，甚至被指为“资产阶级的卷土重来”，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彭德怀老总的信件内容，对他进行攻击，并提出要召开会议对彭德怀进行历史清算。
从1959年7月31日~8月1日，又再次召开了中央局政治会议，对彭德怀老总的错误进行批判，最终彭德怀老总被免除了国防部部长职务，回家养老，这次事件成为彭德怀老总政治生涯的低谷。
面对彭老总受到如此的处罚，很多曾经与彭德怀老总并肩作战的将领为他仗义出言，包括开国大将黄克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副司令员邓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司令员洪学智、革命先驱钟伟（也就是亮剑里丁伟的原型）、东北野战军万毅等，但是终究无法违逆时代的洪流，由于时代的特殊，这些出言力挺彭老总的人也先后遭到打压和免职。
直到1962年1月，彭老总再次被人诬陷“通敌”和领导组织反党反革命集团。
对此彭老总对会议上的指责作了“实事求是”的检讨，对于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坚决否认，并主动申请要求中央对自己进行彻底审查，力证自身清白。
三、提醒主席，警惕两人彭老总还花费了数月写了一封信，共计八万字交给毛主席。
信中彭总对自己的革命生涯进行了阐述，也对指责进行辩解，同时，彭老总在信中还有一个特别板块——人物评价，彭老总再三叮嘱毛主席要警惕两个人，即柯庆施与康生。
在彭老总的信中，提醒毛主席要警惕的第一个人就是柯庆施。
柯庆施出生于安徽省，他青年时期受陈独秀的影响非常大，从十八岁开始便尝试给陈独秀写信，对陈独秀格外推崇。
1921年，柯庆施因与陈独秀来往过密，被逮捕入狱，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次年，二十岁的柯庆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柯庆施作为中方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会议，受到了苏联伟人列宁的接见。
按照时间来看，柯庆施在党内的资历很老，甚至比彭老总还要深厚。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柯庆施回国担任地方区委书记。
抗日战争期间，主持了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工作和敌后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负责晋察冀边区的地方财政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柯庆施被党中央派往南京、上海等多个地区担任重要职位。
柯庆施在地方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十分鼓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并善于揣摩领袖言论和思想方向，为此颇受毛主席的喜爱。
柯庆施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工作或者做后方工作，会导致他在很多问题上背理论背得很熟，不考虑实际情况。
而且，柯庆施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一味地为“大跃进”运动摇旗呐喊，并提出让人民在公社食堂“敞开肚皮吃，吃多少都可以。”
要知道当时的粮食产量并不足以支持百姓如此大范围的消耗，有些地方为了响应“大吃特吃”的号召甚至出现了粮食浪费的现象，彭老总就曾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要求“有多少粮吃多少饭，不能不顾实际的纸上谈兵”。
庐山会议之后，柯庆施死咬彭老总不放，将彭老总的万言信件公之于众，并且恶意曲解信件内容。
对彭将军的检讨，柯庆施指责其认错态度不真诚，句句都是在推卸责任，反过来诬陷彭德怀老总积极筹建军事俱乐部，指责性地说：“彭德怀在不断招兵买马是想另建山头，我看他是想做中国新的大英雄。”
彭老总对此气愤不已，他只是做了一个比喻，而柯庆施对此故意曲解、抓住不放。
彭老总得知柯庆施做了一些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又加上他不顾实际，只为自己牟利的性格，在信中提醒毛主席要对他进行警惕。
在柯庆施的晚年，他积极推荐后来的“四人帮”成员张春桥参与工作，为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第二个人就是康生。
康生出生于山东聊城的富裕家庭，家中曾有多人入朝为官，是名副其实的官宦世家。
康生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组织安排在上海地区组织工会工作。
1927年，“四一三”事件爆发后，康生被迫转为地下秘密工作。
在上海地区局势逐渐恶化之后，康生被派往苏联参与共产国际方面的相关工作，也是在这期间，康生与王明相识，参与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活动，迫害了大批的革命者。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康生随同王明一起回国，在延安时期，他抓住机会一直推崇王明，为其打造“伟大的领袖”的虚假形象。
在李立三和王明掌权期间，与他们来往十分密切，显然是一个十足的“迷弟形象”，他曾经公开表示：“李立三同志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不容被反对！谁质疑李立三同志路线的正确性，就是党性动摇。”
但是在李立三的左倾主义路线遭到批判之后，康生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立即与其划清了界限，并且公开表示：“李立三并不具备领导能力，刚愎自用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
他曾在李立三失势后当面对其说：“在你领导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十分让人心痛，你自己既然没有相应的能力，就不要坐在领导的位子上瞎指挥，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
至此，康生摇身一变，成为了“倒李、反王”的先锋，因此，彭老总在信中称康生为“十分善变的革命投机分子”。
康生将“变脸”作为取政治资本的手段，保住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延安整风运动过后，由于康生反省及时并未受到严惩，反而接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情报和安保工作，大查“特务”，并进行清洗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康生得了精神衰弱症，工作内容逐渐清闲，但是他对权力的欲望并未曾消退。
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在文革时期，康生成为“四人帮”的走狗，出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最后甚至做到了副主席的位置上。
康生凭借一己之力，在学术界发起了清洗运动，导致许多学者和大师因此惨遭迫害。
1980年康生才得到了审判，被开除党籍、撤除悼词、被移出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结语真理是永远无法被磨灭的存在，彭老总是真正的革命家和爱国者，即便处境困难，也始终坚定着自己的信仰，对于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总是不假思索地进行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