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历经七年，打了三场大战役才统一新疆，这场战事共耗费军费3200万两。而左宗棠收复新疆，耗时还不到两年，军费却接近6000万两。御史不免生疑，同样是对新疆用兵，左宗棠为何花费如此之巨？
【左公收复新疆处境艰难】
光绪元年五月初三，京城以六百里加急发出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让他继续担任陕甘总督一职，负责督办新疆军务，还赋予他筹备兵马粮草、指挥军队作战的全部权力。
然而，收复已沦陷十多年的新疆，其困难程度超乎想象。在当时，除了左宗棠，最高统治集团里的其他人要么没意愿去做，要么没胆量承担，要么没能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为何如此呢？关键在于新疆问题远比太平天国、捻军和回部起义复杂得多。这不仅要处理与英、俄两国的矛盾，还有个显著特征，那便是进军新疆时，后勤物资供应面临着超乎想象的艰难状况。
光绪元年那会儿，清军仅掌控着新疆东北部一块狭小又贫瘠之地。鉴于当时的运输条件，要在沙漠广布的新疆，翻越高耸险峻的天山去筹集、运送军粮，那可真是困难极了，处处都是难关。
清军刚从关内出关时，主要通过河西走廊来采购军粮。其运输路线是从凉州出发，经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关，抵达安西、哈密，再经巴里坤到古城，这条运输线全程达4800多里。
特别是从安西前往哈密，途中要经过戈壁，这里基本全是无人区。途中唯有安西城北四站的马莲井能让人稍作歇息、补充水源。因运输路线又长又险，除去沿途人畜的消耗，粮食运到目的地时已没剩多少了。
或许有读者会质疑，乾隆时期征讨新疆不也碰到运输难题了吗？实则不然。左宗棠领命督办新疆军务之际，他所遭遇的各类客观状况，和雍正、乾隆当年对西域用兵时的情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往昔，玉门关内外局势安稳，军饷丰足。行军常经人口密集处，粮草军需能就地采买，骡、驴、骆驼也可随时征雇。但同治末年大不相同，陕甘因连年战乱，生产受创，人口剧减，饥民满路，满目荒凉，军需物资只能在关内购置。
左宗棠打算收复新疆，这事儿可不光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兵员、粮食、装备的需求那叫一个大，物资转运的任务更是艰难得很，困难程度大到让人一看就心里发怵，望而却步。
【近6000万两军饷是怎么花掉的？】
左宗棠麾下约六七万大军，每年军需费起码一千多万两，这可是清王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那会儿中央财政吃紧，要筹到这笔军饷，着实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期间，左宗棠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集军饷，一共凑到了4200多万两白银，而且这其中并未算上慈禧太后事先承诺拨给他用于启动事务的500万两资金。
为何用兵新疆会产生如此高昂的军费？据御史总结，除了日常军需供应这一常规开支外，还有另外几笔较大的费用支出，具体如下：
首先，遣散费用相当高。左宗棠带领的军队，是他亲自精挑细选的，主力为楚军，还搭配了各省绿营精锐。之前布置在前线的大量兵力，很多都被裁撤替换了。
左宗棠整顿军队，采取留强汰弱之策。被裁官兵因多年欠饷，他不仅要补发全部欠饷，还得筹措回籍路费。开支相当大，同治十三年三到十一月，遣散2万多官兵，就花了80多万两，整编费用之巨可见一斑。
第二点是后勤补给所占的比例颇高。之前也提到过，在新疆用兵时，后勤补给难如登天。下面，御史就给各位好好算一算这笔账。
从凉州往安西运粮，一石粮食运费达11.7两白银；肃州到哈密，每石运费15两；要是从凉州运到古城，每石耗费超20两，这价格近乎粮食原价20倍。仅粮食运输费用，每年支出就超200万两。
第三项开支是恢复生产的额外费用。长期战乱使甘肃百姓背井离乡，急需安置并恢复生产。左宗棠便让甘肃地方官员分发众多种子、种羊，拨发赈济钱款，开设粥厂，以此稳固新疆后方，这无疑是笔必要的巨额开销。
除了军队必要开支，上述几个方面还存在额外花销。把这些费用统统加起来，粗略估算，一年的总支出至少超过2000万两白银。
【为了筹饷左宗棠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和指责】
光绪二年春季，左宗棠为彻底解决军饷难题，向外借了1000万两外债。到光绪三年，在清廷配合下，他又借了两笔外债，共计350万两。这两笔贷款利息奇高，利息总数超借款半数，引得朝野上下都对左宗棠发起责难。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登载了一篇题为《贷国债说》的文章，这直接将左宗棠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该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左爵帅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进行全面谋划，专门委派胡雪岩观察在上海向西商借贷。前后三次，总共借得一千三百五十万两白银，需分期偿还，每年支付利息，还以江海、粤海、闵江等地海关作抵押。这是中国古今未有的新做法，但损失也极为惨重。
西方各国借贷，利息通常是每年每百两五到六两。如今中国付出的利息竟翻倍，还需用关票作凭证。这不过是暂解眼前困境，却不顾长远损失。重利让予他国，贫名传于邻邦，可当权者还觉得这样可行。
朝廷里众多大臣都不赞同放高利贷这种做法。即便和左宗棠交情挺好的两江总督沈葆桢，也毫不含糊地上奏朝廷，旗帜鲜明地对举借外债这一行为表达了强烈反对。
和左宗棠向来有私人恩怨的李鸿章就更别提了，他在背后推波助澜，大肆夸赞沈葆桢的奏疏情真意切，仿佛让人看到古代忠贞大臣的风范，还表示对沈葆桢的建言极为钦佩。
左宗棠得知情况后也没办法，他本不愿借利息这么高的外债，可朝廷又没钱支持新疆用兵。好在慈禧太后全力力挺左宗棠。而李鸿章眼见大把银钱投入新疆，心里像被针狠狠扎了一下，那叫一个难受。
客观来讲，以高利息举借外债，使朝廷在经济上遭受了严重剥削。但要是没有这笔钱，西征大军就无法开赴关外，年逾花甲的左宗棠也难以收复新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历史时期，经济贫困与政治压迫才是民族背负的沉重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