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是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1929年8月24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一群国民党特务包围并冲进了这栋小楼，特务们举着枪直接冲进一个秘密房间里，把里面的人全部带走。
消息传出，瞬间惊动了中国高层，其中包括掌控中央特科的周恩来，他由于生病未能出席，逃过了这一劫。
在被捕的那些人里面，有一个出席会议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另外还有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的杨殷，上海吴淞群众斗争领袖、中央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邢士贞，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及颜昌颐。
周恩来想不明白，这次的会议是极其隐秘的，与会者也都是重要的人物，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动如此精准，难道是我们内部出了内奸？
在“四一二”之后，上海的革命组织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主要就是执行两项任务：第一、隐蔽发展；第二、锄奸。
为了配合上海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把澎湃派来上海，意图在上海的周边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缓解中央特科的压力。
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有着丰富的农民运动的经验，在1928年11月来到上海，在他的努力下，上海郊区的农村开始发展了不少农会组织。
为了更好地推进农民运动，由中央特科安排组织了一次秘密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如何在江浙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参与者除了彭湃之外，还有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杨明斋等重要党员。
谁都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场隐秘会议，居然被国民党特务准确得知并搜捕。
周恩来认为，澎湃是以“孟安”的化名展开工作的，其真实身份只有高层才知道。只要熬过敌人的刑讯，就能给组织上的营救创造机会。
更没想到的是，仅仅是在6天之后的8月30日，澎湃就被反动派枪杀于龙华，一同英勇就义的还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三人。
周恩来也从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的内线得知，澎湃等人的身份已经被反动派知道，在刑讯无果之后，才被秘密处理了。
周恩来悲愤不已，发誓要揪出那个内奸，就地正法以告慰烈士。
彭湃原名彭汉育，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府海丰县。他父亲叫彭辛，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所以，他从小就是一个少爷，锦衣玉食。
1917年开始，彭湃前往日本留学，在那边接受了各种先进的思想，回国之后，他实地考察了中国农民的处境，巨大的同情心使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织劳动者同情会，并积极推进农民运动。
在他的努力下，1922年，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农会，开启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新纪元。
他的这种农民运动模式，在当时堪称开创性的，甚至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曾说：“全国各地要是都能像海丰县一样，革命就离胜利不远了。”
海丰的成功，也为毛泽东坚定地推行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方针，奠定了牢固的基层。
从1925年到1928年，澎湃在积极参与军事斗争的同时，努力开展农民运动，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并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而且领导农民武装配合徐向前带领的广州起义部队，在海陆丰、普宁、惠来、潮州一带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捍卫苏维埃政权。
澎湃的牺牲，是我党的巨大损失。
当时上海的革命形势相当恶劣，在白色恐怖下，有多少人秘密叛变，根本无从甄别。
周恩来在启动内部调查之前，就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他下令暂停所有与被捕人员有关的地下活动，并把可能暴露的同志紧急转移。
其次，他让陈赓秘密联络国民党特务机关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开始组织营救行动，试图在彭湃被甄别出真实身份之前将其救出。
杨登瀛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内部的暗线，没多久，杨登瀛通过关系，把澎湃的一封信转给了陈赓，并告诉陈赓说，几个人的身份已经暴露，是老蒋下的手令，几天后就执行。
然而，噩耗还是来的那么快，令周恩来猝不及防。
但行刑车驶向龙华刑场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布置下了不少人，打算来一场当街劫狱，遗憾的是，“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送来的手枪，由于某些原因导致不能开枪，队员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囚车走远。
彭湃的牺牲也给中央特科敲响了警钟，如此重要的会议，竟然泄密了。
秘密究竟是什么人泄露的，这个内奸究竟是谁？
周恩来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尽快查明真相，查出内奸，那么，整个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的党组织，都会面临极大的危险，随时都会暴露。
接下来的几天里，周恩来亲自安排可靠的人员，秘密调查这次会议的经过。
为了确保秘密调查，不被内奸所知，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措施。
首先，他将调查小组的成员分散安置在上海的不同区域，避免引起注意。那些人使用化名和暗号进行单线联络，即每个成员只知道自己的直接上级和下级，不了解其他成员的身份和任务。
这种组织方式大大降低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所有当天参与会议的幸存者，都是秘密调查的目标，屋内倒茶水的、胡同口瞭望的、楼梯警卫的，破窗逃走的……
周恩来调查的重点，就是让大家讲述当天的经过，通过这些人对每一个细节的回忆，试图找出破绽。
另外，他还派人秘密调查了会议筹备过程中，参与此事的每一个人，包括负责联络的地下党、提供会议场所的房东，甚至是附近的街坊邻居。
根据那些幸存者的描述，特务们起先是假扮成拉车的车夫，在抵达后，速度很快就把外围的人控制住了，虽然有人掏枪反抗，但很快就被打倒。屋子里开会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前后门就被堵死，特务就冲进来了。
周恩来在查阅每个人的证词后，终于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为了确保会议的安全和隐秘性，在会议地点的选择上，相关的人员考察了不下20个地方。
而会议的最终地点，是在开会前的两三个小时才确定下来的，连开会的人都不清楚。
这样一来，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七八个人，而这七八人在被抓之后，熬过了一顿毒打，当天晚上就被释放了。
内奸就在七八个人里面。
怎样才能做到精准救出内奸，又不能冤枉自己的同志呢？
周恩来安排人员秘密监视那七八个人，然后来了一招打草惊蛇。
他故意放出风声，说已经查到了内奸的究竟是谁，正在采取锄奸计划。
他相信，一旦那个内奸听到消息，就会迫不及待地向国民党特务求救，在这种情况下，隐蔽在暗处的锄奸队员，就会出手锄奸。
根据监视小组反馈回来的信息，那几个被监视的人中，有几个人的反应很奇怪，显得格外紧张，晚上睡觉都开着灯，走路也左顾右盼的，还有一两个人，主动找到组织提供一些别人反常的“线索”
周恩来引而不发，安排人继续监视。他认为有些人的异常反应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刚刚经历过一场残酷的斗争，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亲眼见到战友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他们每天战战兢兢地活着，就是生怕哪一天会暴露，而当得知出现内奸的时候，心理上的惶恐可想而知。
如果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地甄别，极有可能使那些左右摇摆的人，投入敌人的阵营，给我党造成巨大的损失。
杨登瀛得到你周恩来的指令，调查出卖澎湃的叛徒，他联系上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意图从范争波的口中得到准确信息，哪知范争波滴水不漏。
不过，杨登瀛透露给周恩来一个内幕，那就是从1927年以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有一个专门负责策反共产党员的小组，在上海这边，范争波就是那个小组的组长，范争波直接对老蒋负责，所有的事情都是直接向南京汇报，其他人无权过问。
这样一来，周恩来更加肯定那个内奸就在七八个人之内，他确定引蛇出洞。
临时召集了那七八个人，布置了一个看上去极为关键的任务，打算借机收网。不料当天晚上，时任中央均为秘书的白鑫，和他老婆一起失踪了。
毫无疑问，那个内奸就是白鑫。
白鑫其实是澎湃的额得力助手，此人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在军校里的时候就入了党，毕业之后加入叶挺独立团，随军北伐，并被提升为叶挺独立团政治教导队的指导员。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白鑫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跟随起义部队抵达赣南和闽西，撤退到广东之后，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汇合，从此跟随在澎湃的身边，并随澎湃一起来上海工作。
在那次会议上，白鑫夫妇是会议的记录员。虽然当时都被特务带走了，但仅仅过了一天，就与其他同志一起被释放。
在面对组织的甄别时，白鑫以他的资历和与澎湃的关系，逃过了组织的甄别。
周恩来命令顾顺章，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白鑫并锄奸。
那个时候，顾顺章还没有叛变，他作为周恩来的副手，主持中央特科的日常事务，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科长，三科又称“红队”或“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打击特务，镇压叛徒。
任务安排下去之后，周恩来认识到了内部安全工作的重要性，重新制定了一系列新的保密措施，大大提高了党组织的安全性。
这些新的安全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行“三审制度”，即对每一个新加入的党员都要进行三次严格的审查。调查入党前的背景，观察入党后的表现，担任重要职务前的全面审查。
第二、引入了更加复杂的密码系统，规定上下级之间的单线联系。
第三、每次会议地点的安全与保卫工作。会议地点必须多次侦查，同时在会议开始之前，至少有三道警戒线。其中一道警戒线发现敌情，都能及时示警，使与会人员安全离开。
第四、建立反间谍系统。在中央特科内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小组，负责监控党内可疑人员，并定期进行安全审查。
第五、加强保密工作，提高全体地下党员的安全意识。
这些新的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些地下党的同志，通过多种方式渗透到国民党的各级机关，及时为我党送出情报。涌现出了无数个像电视剧《风筝》中郑耀先那样的英雄人物。
且说顾顺章率领“红队”搜遍了整个上海，都没有找到白鑫夫妇的踪迹。
1929年9月14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刊登了白鑫的自白书：……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我们一些党内的同志认为白鑫夫妇已经逃离了上海，前往南京向新主子邀功了。
周恩来认为，这是敌人放出的烟雾弹，白鑫很可能被范争波藏在霞飞路的范公馆里。
经过队员们的连日观察，发现范公馆每天都从外面叫酒菜，而且份量很大，说明里面除了范争波之外，还有其他人。
有人想过在饭菜里下毒，但被周恩来否决了，范争波既然能够从外面叫菜，肯定会想过会被人下毒，所以绝对有防备的措施。
既然范争波喜欢人投诚，周恩来就安排一个这样的人，给范争波送礼。
周恩来选了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吩咐其主动向范争波“投诚”，范争波为了保护这个人，果然安排其住在家里。
老党员通过特殊的联络方式，向外面的队员们传递了“白鑫夫妇就在这里”的消息。
顾顺章亲自领着人，就在不远处日夜监视着范公馆。
1929年11月11日晚上8时，顾顺章看到了老党员传递的信号，知道今天晚上有动作，于是事先做好了安排。
10点半左右，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停在了范公馆门口，到了11点，范争波等人正簇拥着白鑫夫妇从里面走出来，他们这是要去南京邀功。
就在白鑫与范争波拱手作别的时候，顾顺章发起了行动的暗号，一辆黑车从拐弯处冲出来，车上的三个人同时举枪，对着白鑫与范争波等人就是一顿扫射，登时就倒了五六个。
第二天，从杨登瀛那边传递过来消息，说白鑫、范争波的弟弟、两个保镖、司机当场被击毙，范争波本人被打伤后倒地装死，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
内奸白鑫终于被除掉了，功劳都记在了顾顺章的身上。
后来，随着顾顺章在党内地位的越来越高，开始日渐骄纵和生活腐化。陈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曾忧心忡忡地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没想到的是，陈赓一语成谶，不久，顾顺章在武汉暴露行踪而被抓，成了可耻的叛徒，若是没有钱壮飞这样的隐秘英雄，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