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对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了新的调令。原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原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则到19兵团接替杨得志的工作。
显然，杨得志和韩先楚被对调了职务，从某种层面来看，韩先楚这是被“降职使用”。
这一任命下达时，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并不在朝鲜，但他还是赶在杨得志到志愿军司令部报到之前，与他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彭德怀告诉杨得志，接下来他要担负起作战方面的工作。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952年7月，杨得志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离开19兵团前往志愿军司令部报道时，除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不在朝鲜，中央军委其实也对志愿军参谋长和另外2位副司令员另有安排。
当时，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都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开城谈判桌上，难以完全集中精神指挥作战。
至于志愿军另外2位副司令员洪学智和宋时轮，则一个仍在后勤司令部住地成川里外，一个被调回了国内，担任了军委高级步校校长。
这也是杨得志上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还未报到就接到彭德怀电话，被告知要主要负责作战工作的很大原因。
当然，杨得志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委以重任，和他过往战功赫赫，军事才能得到充分肯定，尤其是在入朝参战后即立下大功有关。
在我军中，“三杨”之说传之久远。杨得志就是“三杨”之一，曾以卓著战功享誉中央红军。
事实上，在中央红军长征前，杨得志就已经在红一军团第一师中担任了正团级职务，“三杨”中的另外2人，杨成武和杨勇也是如此，分别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红三军团第四师的正团级干部。
当时他们3人都只有20岁左右，作为红军中层指挥员的优秀代表，分别率领了各自军团的主力，担任中央红军的前卫和先锋，且因敢打、善打大仗、硬仗和险仗，很是受到中央红军的重视和表扬。
其中，杨得志作为红一军团红一师第一团团长，就和政治委员黎林实现了很好的合作。
在他们的率领下，红一军团红一师第一团一马当先，连战皆捷，又强渡天险，抢占滩头阵地，全歼守敌，很好地为中央纵队开辟了道路。
难得的是，杨得志还善于做少数民族工作，因其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得到彝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中央红军也得以抄近路，顺利通过彝族区。
八路军成立时，名气很大的杨得志就被任命为343旅主力团长，并很快接替徐海东职务，成为344旅的代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杨得志再获升迁，成为了杨罗耿兵团的司令员，因战功赫赫，威震华北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陕西军区司令员，又在中央下达抗美援朝命令之后，被任命为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在1951年2月率第十九兵团跨过了鸭绿江入朝作战。
杨得志率部入朝作战，背负着中央军委的很大期待。
事实上，1951年2月上旬，赶在他向朝鲜转移之前，周总理就专门接待了他和他的搭档——政治委员李志民。
周总理告诉杨得志，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有着光荣的传统，战斗力很强。“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开泰”。
显然，周总理很期望杨得志等人率部前往朝鲜参战能够取得好的战绩。
周总理表示，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很严重的政治斗争，全世界人民都在看我们国家。因此，他特别叮嘱杨得志，“这一点要让全军的同志都了解，都记住”。
杨得志也是带着周总理的嘱托，在1951年2月中旬抵达朝鲜，下令全军务必要全力打好“出国第一仗”。
杨得志和他率领的第十九兵团没有辜负周总理和中央军委的期待，不仅打退了“联合国军”的多次强势进攻，牢牢守住了阵地，还和第九兵团、第三兵团以及朝鲜人民军部队实现了很好的配合，用50天的时间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将战线向北继续推进的企图，将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南北地区。
如此，我军也就成功迫使“联合国军”改变作战计划，由此前的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的阶段。这样一来，战场的形势就开始稳定了下来，并呈现出了对我军有利的趋势。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军”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
这些喜讯陆续传出后，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还专程赶到了第19兵团的休整地，在杨得志的陪同下慰问了全体指战员，并深情地说道：“祖国和人民忘不了你们，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由此也可以比较清楚地感知到，杨得志和他率领的第十九兵团的确立下了大功。
因此，等到1952年7月，彭德怀已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不在朝鲜前线，而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又不得不将工作重心主要放在朝鲜停战谈判上的时候，中央军委就决定由杨得志来担负起指挥志愿军作战的重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杨得志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并在之后参与指挥了著名战役——上甘岭战役，且取得了胜利。
1952年7月，杨得志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接替彭德怀、邓华成为志愿军的最高总指挥，韩先楚则到第十九兵团接替杨得志工作，作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指挥第十九兵团参战。
显然，这是两人对换了一下位置，很多人也将这理解为韩先楚被“降职使用”。
其实，韩先楚虽离开了志愿军司令部，前往第十九兵团指挥作战，他同时还是志愿军的副司令员之一，这一点并没有发生改变，也就不应该有所谓“降职”一说。
至于在彭德怀、邓华相继因故卸下志愿军最高指挥权之后，中央军委跳过韩先楚、洪学智宋时轮，将志愿军最高指挥权交到杨得志手上，也是基于多方考量。
要知道，洪学智是主管后勤工作的干部，作战非其所长，他也就自然不可能接过这项重任。
而宋时轮当时已经被调回国内担任军委高级步校校长，扛起教育大旗，为军队培养人才，自然也不会是中央军委倾向的指挥作战人选。
因此，当时中央军委其实只有两个选项，要不选韩先楚，要不选杨得志。
而两人都是立下过大功、打过大战的优秀将领，论起军事才干都是佼佼者，可惜的是，在这场竞争中，韩先楚“败”在了两个地方。
第一，论起革命的资历，韩先楚不敌杨得志。
韩先楚比杨得志小2岁，虽参加革命的时间早于杨得志约半年有余的时间，但他在军中的发展、在军中成名的时间却要比杨得志晚上许多。
杨得志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以20岁左右的年纪当上了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且在长征期间作为先锋部队立下了大功。
抗战期间，他又先后作为团长、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指挥作战，到解放战争时期，他还当上了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在冀热察和察绥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陇东追击战和兰州、宁夏等战役中指挥有功。
反观韩先楚，虽也是一位经过了考验的十分厉害的将领，有“旋风司令”的美名，但他当上团级将领还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当上纵队副司令员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即便是后来解放海南岛，身上的职务也是兵团副司令员而非司令员。
这也是尽管韩先楚早于杨得志来到朝鲜战场，早于其当上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后，还是将志愿军最高指挥权交到了同样作战英勇、指挥能力强但革命资历更深的杨得志手上的原因。
当然，中央军委也没有亏待韩先楚。
他被安排到第十九兵团接替杨得志的工作，其实是中央军委在为他补齐“兵团司令员”的资历。
这也是韩先楚军旅生涯迈出的重要一步。
其次，论起身体状况，当时的韩先楚也不敌杨得志。
其实，韩先楚在革命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伤病，又因为他是一个好战分子，坚持不下火线，有长期带病打仗的历史，身体状况也就更加糟糕。
当时，他在朝鲜战场上还出现了严重的肠胃病，中央军委出于担忧，也出于关心，没有将指挥志愿军这项重担压在他的肩上。
这一点担忧也在后来得到了验证。
1953年4月，韩先楚就因为病情恶化，不得不从朝鲜返回国内治病。
参考文献：
齐德学著. 《力量悬殊的对抗 抗美援朝纪实 1950-1953》 2024
孙忠同主编；解放军报社编. 《我们打败侵略者 上 战将卷》 2000
区史志办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三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