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已经走到了尽头，绝大多数国民党将领在此时都面临两个选择：
跟随蒋介石，对抗到底。
弃暗投明，带队起义投奔我党。
但是在这其中，有一个人走出了第三条路，他就是张治中将军的女婿——周嘉彬。
作为国民党军将领，能够进入黄埔军校深造的，都不是一般人。
孙中山先生创办，蒋介石担任校长，周总理担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在当时简直就是将军的摇篮，只要进了黄埔军校，就相当于已经在历史书上预定了一个席位。
周嘉彬就是黄埔军校第五期的优秀毕业生。
1900年，周嘉彬出生在云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庭，7岁上没了父亲，在姐姐和母亲的拉扯下艰难长大的周嘉彬，还没等成年就又没了最后两个亲人。
成了孤儿的周嘉彬早早就学会了自立，在当时的小学校长的教导下，他看到了旧中国的积弊甚多，虽然革命革了很多年，但是中国仍旧在苦苦挣扎，寻不到出路。
列强环伺，军阀林立，中国风雨飘摇的现状让周嘉彬毅然决定投军。
20岁的周嘉彬，连路费都是借的，孤身一人从云南去广州，考进了黄埔军校，并在那里结识了此后对他人生影响深远的一个人——未来岳父张治中将军。
张治中非常赏识这个纯粹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虽然很多人都在革命，但是在条件好，待遇好，大多数人出身也很不错的国民党军队里，像他一样单纯地心系国家命运的，仍旧很少见。
于是毕业后，周嘉彬先是担任了黄埔军校第五期上尉区队长，后来直接被调到张治中身边当了少校副官。
1932淞沪会战，周嘉彬担任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五七二团的上校代理团长，在这次战斗中，周嘉彬身负重伤，但却因祸得福，得到了蒋介石南京警卫师师长俞济时的赏识。
1934年，周嘉彬得到了去德国柏林学习的机会，跟他同去的，还有蒋介石的二子蒋纬国。
周嘉彬从小就在母亲的影响下，把知识的重要性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得到这次去柏林学习的机会，他简直如获至宝，恨不得把德国人所有的先进军事知识全都学会，好搬回国内，“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在德国的日子里，周嘉彬学到了远比知识更加宝贵的，就是德国军人端正的姿态，以及时刻饱满的精神。
因此在他学成归国后，担任军校的教育工作的期间，他对手下的学员的精神面貌要求非常严格，无论是仪容仪表，还是训练的动作规范标准，他都像当年在德国求学时的自我要求一样严苛。
正是因为他的严格要求，从他手下出去的军官一个比一个优秀，总带着别人没有的精气神，让人一看就觉得打胜仗不在话下。
于是在此后多年里，周嘉彬更多的还是在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亲自上战场的机会反而不是很多。
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后，国共两党维持了短暂的和平，内战很快爆发。
共产党军虽然背后没有强大的资金以及军事支持，仅靠小米加步枪也在短短四年内，就把国民党军打得溃不成军。
蒋介石逃往台湾，大陆的国民党军也是各寻出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看不惯当下的国民党人腐败风气，干脆弃暗投明。
但张治中周嘉彬这翁婿俩则不同，这二人都是非常纯粹的爱国人士。
在抗战结束后，他们本就不愿参与进同胞相残的内战中，但是无奈蒋介石率先撕毁条约，作为国军将领，他们也是十分的为难。
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张治中将军既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又不能跟蒋介石马上翻脸，于是在起义条件成熟前，便一直绕开解放军的行进路线。
解放军电台对此进行了广播，时常收听的周嘉彬听到消息，对岳丈的做法心领神会，也有样学样，他手下的兵，连一枪都没向解放军开过。
1949年，驻扎在酒泉的周将军正在准备起义事宜，可家人却被胁迫前往重庆。
被掐住命脉的周嘉彬只能跟蒋介石虚与委蛇，蒋介石虽然心知肚明，这人已经跟他不是一条心了，但是在这时候被俞济时从旁一劝，也给了周嘉彬转圜的余地。
就是俞济时给他争取来的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周嘉彬当机立断，迅速调动所有能调动的人脉，搞到了去往香港的机票。
周嘉彬偷偷先送走了家人，而自己却留在蒋介石身边拖延时间，他知道，只要家人能先平安到达香港，那自己一个人，想跑也是很容易的。
毕竟当时的国民党乱成一锅粥，蒋介石焦头烂额，全国范围内国民党简直是四处灭火都灭不过来，根本没那个精力一个一个地看住像他一样，早就想离开国民党的人。
于是他给自己弄了一张台湾的证件，以及一张需要转机的机票，让蒋介石误以为他要从香港转机去台湾，可万万没想到，周嘉彬到了香港就不走了。
香港又不是国民党的地方，那时候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再怎么强横，也不可能跑到香港来抓他。
于是周嘉彬带着全家人在香港避难，整整一年后，他才终于得以回到北京，但是此时的北京，早已是另一番天地。
北京此时已经是新中国的首都，可跟周嘉彬印象里的不太一样，新中国没有民国的官僚主义作风，也不再有奢华的上流人士和贫苦百姓的强烈对比。
在这里，周嘉彬真正看到了人人平等的样子，新中国虽然朴素，但是每个人却都活得像太阳花一样，喜气洋洋的。
周嘉彬喜欢这样的中国，他虽然当了半辈子的军人，但是经过革大的学习，党中央的决议，他不再领兵打仗，而是在水电部领了个参事的职位。
这样的生活跟他过去的都不一样，但是他却适应得很快。
曾经有的小洋楼，小汽车，说一句话，拍一拍手就能来端茶倒水的佣人通通都没了，可周嘉彬却更加自在了。
在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国军高官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自己的初心，他最初投身革命为的不是个人的荣辱，直到三十年后，也一样不是。
过去的中国，是人吃人的中国，上层人士躺在金山银山上，过着奢靡且浑噩的日子，底层百姓挣扎求生，但求生空间却越来越小。
国民党革命革了几十年，说到底，不过是换了群压榨人的人来，用了些听起来好听些的借口。
本质上，底层百姓仍旧在受苦，民主到最后，变成了一句空话，一句喊出去就没有回音的口号。
但是作为手里有“权力”的人，周嘉彬回到北京后，发现自己一点特权都没有了，反倒为此高兴不已，因为这代表着他的梦想真的实现了。
他在家里养了花，养了金鱼，甚至学会了做饭，整天也像别人一样骑个自行车上下班，出去买菜，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年人。
但是像三十年前刚刚进入黄浦军校的他一样，他仍旧勤奋好学，仍旧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兼容并包。
在这个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岗位上，他像一个年轻人一样认真钻研，保持了曾经在德国学到的，那种严谨到近乎刻板的状态。
因此这个国民党军“降将”，还获得了第四届政协委员的荣誉，直到1976年，周嘉彬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
参考资料：
我的父亲周嘉彬——《黄埔杂志》周元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