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教授杨玲在《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一书第一章的章首，便借助于《吕氏春秋》阐述了那个时代治国的一大前提：个体力量非常有限，在处处充满危险的大自然中无法生存，但汇聚成江海便能“服狡虫、制禽兽”，故而“群体动物”成为了中华民族摘不到的标签，且在此过程中，君主和君主原则便应运而生。

在吕不韦看来，治国等同于立君，故而《吕氏春秋》进一步将治国的关键技术浓缩为“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这实际上为中华文明立了一个源远流长且唯一的大课题：作为君主如何治国。之后道家、儒家、法家和墨家等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引领了所谓的“百家争鸣”时代的来临。

儒家思想“为民作主”，创始人孔子的两句经典语录暴露初心

法家思想以“坚决拥护君主的绝对权势”和“严刑峻法”著称，虽然助推偏安一隅的秦国一跃成为天下霸主，但其过于严苛的法度、对民众不够有爱心成为了众矢之的，秦朝大厦的猝然而立以及轰然倒塌，都教人印象深刻。

儒家思想一向以“民本位”而著称，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有格”的方针，较法家的严苛的“刑罚”、冷酷无情的政令都“温柔许多”，因此深受后世之人的喜爱；继承孔子衣钵的孟子再在“民本位”的柴堆上添了一把火，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将儒家思想“为民做主”的人设贯彻到了极致。

事实果真如此吗？事实胜于雄辩。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时期立为绝对正统，并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全面贯彻，如此直至清朝的2000多年时间里，除了中途的唐朝短暂地改为道家立国之外，其他朝代对儒家的正统地位，丝毫没有动摇。

可是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老百姓的地位真的大过君主了吗？在儒家思想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理下，老百姓生活真的蒸蒸日上了吗？

无须多言，元代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总结得就非常好：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所以说，儒家思想的“民贵君轻”不仅没有让百姓生活待遇、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反而连国家发展红利都没有丝毫享受，仅成为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解铃还须系铃人，追本溯源到创始人孔子便会发现：他对老百姓并无好感，两句话便暴露了其利用人民、维护君主的“邪恶用心”。

一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能告知老百姓怎么做，怎么服从自己，千万不能让老百姓有思想有知识；

第二句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只有坚持让君主有智慧，而老百姓愚蠢的策略方为正确之路。民国大师胡适总结得出封建王朝的愚民政策，孔子这番话绝对是有力证据。

老百姓对孔子有多仇视？两个例子让你大开眼界

好在当时各个诸侯国君主都没有采纳孔子的主张，故而他的这两条政策并没有得到充分贯彻。既然老百姓的大脑没被蒙蔽，儒家思想“为民作主”没人相信，“愚民”、“工具化”老百姓的初心倒是一览无余。你如此轻慢老百姓，老百姓还能当你是圣人？所以孔子引发老百姓的诸多仇恨。两个例子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案例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带领一众弟子去卫国推销，被卫灵公监视。受不了这份“没尊严”生活的孔子于是二话不说离开了。等到了卫国边境的匡城，突然被一群百姓围住了，而且叫嚣着要杀死孔子。

子路慌了，忙问他们杀孔子是何原因？百姓纷纷叫嚷道：孔子主张要维护奴隶主的权益，而他们刚刚从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明显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孔子不杀，他们就得死。

当时坐在车子里的孔子倒非常淡定，既没有出来跟百姓解释，也没有对子路进行任何指示，指示喃喃自语：他是周礼的继承人，如果上天不毁灭周礼，匡人不会拿他怎么样。”

孔子悠哉也就罢了，可苦坏了子路等一众学生。他们求爷爷告奶奶，苦苦哀求，总算将这群百姓打发了，孔子的一次危机总算解除。

案例二：孔子和学生去蔡国，中途迷了路。子路便询问田间耕种的老农。其中一个大汗淋漓的冷笑道：“他不是很有学问吗？他应该知道怎么走，何必来问我？”子路没办法只好再问另一个，这个满腿篱笆的更没好气：“他能干啥？还不如跟我们一起耕种。”

碰了一鼻子灰的子路没办法只好返回孔子身边，突然发现孔子不见了，慌乱中只好问路边一个老农有没有见过自己的老师？老农一听啐了一口：“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配为人师？”

由此可见，由于孔子思想主张倾向于“愚民”、“工具化民众”，引得老百姓仇恨值颇高，当时对他的印象普遍不好。据此可以推断：儒家“为民作主”并不可信，尚未蒙蔽的老百姓对孔子有着诸多仇视，以上两小案例便让人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