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上海街头飘着秋雨，张菊芬把最后一件毛衣塞进藤条箱。再过三天就要随知青队伍奔赴黑龙江讷河，可她的手指正微微发颤——前些天在弄堂口的诊所里，老中医把完脉后欲言又止的表情，让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两个月前的那个傍晚，相恋三年的男友站在外滩防洪墙前，黄浦江的风把他的白衬衫吹得猎猎作响。"我们不合适。"这句话像块冰坨子砸进她心口。她记得自己当时攥着刚买的电影票，那是男友最爱看的《红色娘子军》特别场。可对方转身钻进电车的身影，比电影里的子弹还要决绝。
弄堂里飘来咸菜泡饭的香味时，张菊芬正趴在马桶边吐得昏天黑地。竹帘子外母亲在唠叨："芬芬啊，下乡要带足粮票"，她却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出声。那个年代未婚先孕的罪名，可比偷摘公社玉米严重百倍。凌晨三点，她摸黑把染血的床单塞进炉膛，火光映得额角全是冷汗。
北上的绿皮火车开动时，邻座的小姐妹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张菊芬把军大衣裹得更紧了些，棉絮里藏着块微微隆起的秘密。黑土地上的寒风刮得人脸生疼，她总比别人多穿件厚棉袄，干活时故意落在队伍最后头。深夜里蜷在知青点的土炕上，听着此起彼伏的鼾声，手掌悄悄抚过肚皮时，能感觉到像小鱼吐泡泡般的颤动。
开春播种那天出了事。张菊芬弯腰撒种时突然天旋地转，再睁开眼，老支书家的婶子正用热毛巾给她擦脸。人群突然安静得可怕，她猛地扯住衣角——蓝布衫下摆沾着星星点点的血迹。那天深夜，她揣着攒了半年的全国粮票，深一脚浅浅踩进村外的苞米地。废弃的土窑洞里，煤油灯芯爆出个灯花，新生儿的啼哭惊飞了梁上的夜枭。
二十年后，讷河火车站来了个穿呢子大衣的上海女人。招待所服务员记得清楚，那女人在登记簿上写了整整三页纸，最后却把钢笔尖戳断了。她每天守在供销社门口，直到看见个穿红棉袄的姑娘蹦蹦跳跳经过，胸前的团徽在阳光下亮得晃眼。服务员后来跟人说，那天风特别大，上海女人裹着围巾在风里站了半宿，走的时候留下个扎着红绸带的铁皮盒子，里头装着全套崭新的高考复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