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古汉字，被称作“籀文”。

《说文·叙》：“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许慎说，他在《说文》书中讲解的小篆，与“古文”和“籀文”是一脉相承的。

何为古文？

许慎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古文”，当为东周文字。

什么是“籀文”？

《说文·叙》说：“及（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许慎这个说法，来自《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著录《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又：“《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古时，“大”“太”通，“大史”即“太史”。

《艺文志》，班固增删刘歆《七韵》而成。刘歆又承继其父刘向之学——所以，班固和刘门弟子许慎所云，皆来自刘氏。

遂可知，“籀文”，是指来自《史籀篇》的字形字体。

又可知，“籀文”，因“史籀”所书而得名。

还可知，“籀文”，相对于“小篆”来说，又称“大篆”。

“史籀”是谁？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大史，官名。籀，人名也。省言之，曰史籀。”

又：“记传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应劭、张怀瓘、颜师古及《封演闻见记》、郭忠恕《汉简》引《说文》皆作大史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据。”

段氏所言颇是。

好在，周宣王世有青铜鼎铭文拓本留世。其鼎被名为“走+馬”，这个字打不出来了。

其鼎铭文九十七字，其曰：“隹（惟）十又九年四月即望辛卯，王在周康昭宮……史留受王命书”云云。

《汉书·古今人表》亦载有“史留”之人。

关于“史留”，王先谦《汉书补注》考证：“翟云升曰：‘（史留）即史寥，见《秦纪》。留、寥音同。’周寿昌曰：‘即史籀也。《艺文志》周宣王太史籀。之为留，古字通省耳。’先谦曰：周说近之”。

唐兰也考证认为，“史留”即周宣王之太史籀。

“籀文”究竟“长”什么样？

上鼎所谓“史留”，确为史官，若即“史籀”，其“史留受王命书”恰与史载“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相合。

至于此鼎铭文是否出于史籀之手，实难稽考。然而，铭文九十七字风格独享、隽秀典雅，可以确认是为传于后世“籀文”之源。（见题图）

班固《艺文志》说：“（史籀篇）建武时亡六篇矣”。

东汉光武之建武年间，《史籀篇》十五篇中，尚有九篇存于世。

许慎《说文》中，收录标注“籀文”者，共二百二十五字。

“籀文”当为西周文字。

“籀文”一名，出于汉代无疑——大约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有关——今文经学以汉隶记录口授经文，不及其他；古文经学则主张“复古”，解释先秦文字记录之经，许慎的《说文》便因此应运而生。

先秦文字中，有孔壁之书的“古文”；还有更早的文字，这就是所谓《史籀篇》的字形字体，于是便名为“籀文”。

乾嘉学派之后，文字学兴盛。清末吴大澂、陈介祺等在《说文古籀补》《说文古籀补·叙》中，认为“籀文”是较晚近的文字而非“大篆”，“石鼓文”才是。

不久后，王国维于《史籀篇疏证》《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认为“籀文”多与已发现的秦国文字相同，因此，《史籀篇》应是“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之书”。王氏怀疑，“史籀”非人名，“籀书”乃教人“读书”之意。

但有若干学者，如张光裕、裘锡圭等等，以更深入的研究，证明“籀文”并非秦国独用文字，“《史籀篇》不会是秦人所作的专用于秦地的字书”。

更多学者印证，“籀文”，是介于甲骨文、西周金文和小篆之间的西周文字。

同时，其与春秋战国的秦以外其他诸侯国的文字，亦同属一源，且更古早。（见图）

《说文解字·叙》说：孔子即没，“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也，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秦曾孤居西隅，很受中原诸侯鄙夷，与他国交往少也就少受六国文化影响。等等这些，的确使之更多保留了西周“籀书”文字的使用，仅此而已。

所以，李斯等奉敕“书同文”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