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四年（1208）闰四月，一个精美的木匣，经水陆转运后由临安千里迢迢送入金国中都皇宫。

匣内承载之物，并非绝密信件亦或稀世珍宝，仅仅只是一枚被漆封的五旬男子人头。

这份“礼物”略为血腥，却凸显着南宋朝廷无比的谦卑和诚意，对于金人而言，其价值更抵得过江淮之间广袤的土地和南方进贡的千万金银。

因为头颅的主人，是曾经在南宋朝堂呼风唤雨，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韩侂胄。

就在两年之前，韩侂胄刚刚以南宋宰相的身份，调用军民近百万人，主持发动了一场针对金国的大规模北伐。

而仅仅十六个月之后，这个主战派大臣便被定性为罪大恶极的战争发动者，不仅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死后更被开棺戮尸，而他的项上人头，则被当做向金人赔罪的信物，在战后由南宋朝廷小心翼翼地进献到女真皇帝面前。

诛杀“主战元凶”以向对手示弱谢罪，再割下堂堂宰相首级，卑躬屈膝地屈辱求和——硝烟散尽之际，金国几乎赢得了想要的一切。

而南宋输掉的绝不仅仅是一场战争，“函首畀金”之举，让这个汉人王朝抛弃了最后的骨气和血性，还有曾经属于中原政权的自信和尊严。

而这一切，还要从1206年初夏，那场无比丑陋的“仓皇北顾”说起……

开禧二年（1206）五月，南宋军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起了对金国的全面进攻。

在此之前，因“隆兴和议”的签署，宋、金双方已维持了长达四十年的和平，在这种情况下，由始终处于弱势的南宋王朝主动出手，打破南北对峙的平衡局面，“开禧北伐”的发生，着实有些令人意外。

然而，所有的出人意料背后，必然有其合乎情理的内在逻辑。

首先，靖康之变爆发后，天朝上国的强烈自尊和割地偏安的残酷现实，对于南宋历代君王都是一种持续的心理刺激。

主政的宋宁宗虽然是一个相对庸弱无能的君王，但国破家亡的血仇和用委曲求全换来的和平，也让心高气傲的赵扩难以忍受。

宋宁宗赵扩

而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热血之士，对于北取中原，始终怀有热切而执着的期待，文人们笔下那些思念故土、渴求恢复的佳作，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这种由文字传递出的质朴、炽烈的爱国情感，在远离庙堂的乡野民间，汇聚成了令统治者无法忽视的力量。

而且客观上来说，金国在占据中原并全面汉化之后，游牧民族的勇武和彪悍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纸醉金迷的腐化堕落，曾经“满万不可敌”的女真铁骑，战斗力也在不断降低。

这一时期，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已基本完成，但经济制度的转型是以大量侵占汉人土地、严重损害汉人利益为前提，这也导致金国内部的民族矛盾、社会冲突日益加剧。

同时，茫茫大漠上的蒙古人开始崛起，虽然此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还没有统一草原诸部，但北方层出不穷的骚扰和隐患，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耗着女真人的精力。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在为出兵北伐创造条件，而位极人臣的韩侂胄，更对抗金作战起到了一锤定音的关键作用。

利用“庆元党禁”驱逐政敌、排除异己，韩侂胄虽然最终达到了乾纲独断的政治目标，但同时也招致了大量的非议和抨击。

面对上下人心尽失的局面，韩侂胄急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极力主张对金用兵，而一批趋炎附势的小人，在窥测到上位者的心意后，更是纷纷出言附和逢迎，朝堂上强大的舆论导向，使得北伐的呼声日渐高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金国虽然深处内外交困之中，致使宋金双方的实力差距有所拉近，但金强宋弱的客观事实，仍然没有改变。

而金人南下已接近八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中原地区的汉人，对南宋王朝的认同和归属感也在不断降低。

宋军北上时沿途百姓“箪壶食浆以迎王师”的盛况，如果放在宋室南渡初期还有可能，而数十年之后，群众基础的缺乏，也会让北伐尤为困难。

最关键的是，当交锋的规模上升到国与国之间决战的层面时，便不能以统治者的心血来潮，甚至是民间的人心所向作为发动战争的依据，必然要经过长久的谋划与准备，在权衡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并结合缜密冷静的分析后，才能做出最终的判断。

遗憾的是，因为表面有利条件的持续催化，南宋王朝在对战前准备、战机选择、战争后果都完全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下，便匆匆迈出了错误的第一步。

从开禧元年（1205）起，在韩侂胄的秘密授意之下，南宋军队便开始在两国边境频繁挑起争端和制造摩擦。

而直到次年春末，外为蒙古所扰，内受饥馑所困的金国，仍希望尽力避免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

只是在获悉对手秣马厉兵之际，女真人才被迫做出反应，修道路、阅舟师、点集兵夫、添置寨栅，并于沿边聚粮增戍，以便有备无患。

但金国的努力克制，在南宋眼里，却是女真人势弱畏战的证据，更给韩侂胄带来了一战而竟全功的错觉，在经过反复试探与挑衅之后，1206年五月中旬，大宋宰相终于下定决心，出动十万兵力，并征发数十万民夫，由两淮、湖北、四川三路北上，挥师伐金。

需要说明的是，三路出兵只是一场单方面的战争，或者说是南宋主动背盟后发动的一次偷袭。当然，在灭国级的战争中谈论君子之道，显然有些迂腐，何况女真人此前多次南下侵略，也从来没有事先跟南宋打过招呼。

所以，作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请允许我选择性的遗忘这场战争不太光彩的开端，因为此后，南宋朝廷和其麾下军队，还有更多令人瞠目结舌且无比丑陋的操作。

战争的进程显然是符合韩侂胄预期的，作为北伐主力的东路军初战告捷，勇将毕再遇由盱眙出师，仅以87人便克复金国治下的泗州，为“开禧北伐”赢得头彩。

紧接着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中路宋军连克新息、内乡、褒信，中原地区形势一片大好；而四川方面，吴曦也出兵攻入了天水地界，西路宋军也在为北伐锦上添花。

面对诸路大捷，南宋群情激昂，韩侂胄更是心神摇曳，兴奋地认为恢复故土已指日可待，在向宁宗汇报前线战况之后，正式檄文宣战，下诏伐金。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韩侂胄对于大举伐金还是留有余地的——如果三路北伐出现意外，又或者战事进展不利，其大可以不知情作为推脱的借口，毕竟没有公开宣战，而在此之前宋金边境也时常爆发冲突。

但轻而易举的胜利，让韩侂胄更加坚信对手确实衰弱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伪装掩饰，于是，不宣而战的偷袭，在取得初步胜果之后，通过伐金战书的舆论宣传，正式升级为南宋光明正大的举国北伐。

“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慷慨激昂的檄文，瞬间点燃了同仇敌忾的怒火，多年积压的宿怨、世仇和屈辱，眼见将一朝得以雪洗，更令南宋上下热血沸腾。

只是在大军北上的滚滚洪流之中，战场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步履蹒跚的南宋，并没有迎来久违的光明，反而即将被更加浓重的黑暗所吞噬……

金国虽然在极力避免南北两线同时作战，但面对南宋的步步紧逼，金章宗不得不暂时放下次要矛盾，全力应战。

就在南宋北伐檄文颁布五天之后，金朝也以韩侂胄“辄鼓兵端，首开边隙”为名，下达南征诏书，同时针锋相对的在东、中、西三路布局，用以遏制南宋的北进势头。

最先遭殃的是中路军，五月七日，中路统帅之一的皇甫斌，为争头功，在未接中枢军令的情况下，贸然进攻唐州，不料金人早有防备，以至连遭挫败。

皇甫斌继而分兵再攻中原重镇蔡州，又适逢溱河大涨，宋军在涉水之际为金兵击于半渡，全军仓皇大溃，被对手一路追杀，伤亡近两万人。

东路军的战况更加令人沮丧，取得泗州大捷后，主帅郭倪随即委派其胞弟郭倬和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移师西北，以步、骑近八万人合攻宿州（安徽宿县）。

其中田俊迈的两万人马和大量忠义人（由北方汉人组成的农民部队）组成先锋部队，仅用七天时间便完成了对宿州的合围。

然而就在忠义人奋不顾身，肉搏登城之际，整个开禧北伐中最荒谬无耻的一幕赫然上演——统率主力的郭倬抵达战场，眼见宿州城破在即，唯恐功劳被抢，竟然下令对正在攀城作战的忠义军放箭。

漫天箭雨之中，浴血攻城的忠勇民兵纷纷坠亡，自相残杀令宋军攻势受阻，而摇摇欲坠的宿州，在郭倬愚蠢的举动中得以转危为安。

错过最佳破城时机后，宋军盘桓城下十余日却始终无法得手，郭倬选择的扎营地点又位于城外低洼处，时值两淮雨季，连日暴雨侵袭，宋军深陷沼泽泥淖之中苦不堪言，金人又不失时机地出城偷袭，焚毁了对手大量的粮草。

郭倬见久攻不下且粮草日益匮乏，无奈选择向宿州东南撤退，不料归途之中被追击的金军包围。此时，女真人扬言只要交出田俊迈，便能网开一面，而郭倬这个卑鄙小人为活命自保，竟答应对手要求，将勇将田俊迈缚送金营。

此后，金人虽守信放开归路，却在郭倬身后一路衔尾急追，溃逃中的南宋军队沿途死伤无数，剩余残兵败将一直逃至宿州东面的灵璧，才侥幸遇到了北上的毕再遇部。

此前在泗州之战中一鸣惊人的毕再遇，再次大发神威，仅以数百精骑断后，击败五千女真追兵，从而保护主力得以南下返回宋境。

然而毕再遇的一枝独秀也无法从根本上掩盖中、东两路大军全面溃败的事实，雪崩之势已成，南宋军队在中原大地上狼奔豕突，刚刚收复的江北土地转瞬全部丢失，金军则乘胜直趋江南。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京湖、两淮惨败之际，西线的吴曦又突然叛宋投敌，在向金国献出号称“川陕咽喉”的大散关后，随即又拱手送上阶、成、和、凤等关外四州，令战局更为雪上加霜。

至此，声势浩大的“开禧北伐”，三路大军全面崩溃，所谓收获只有区区泗州一座孤城，南宋被迫转为全面防守，而接下来将要面对的，却是金国排山倒海一般地报复。

开禧二年（1206）十月，金章宗下达反攻的命令，九路金军从东、中、西三个战场向南宋展开全面反击。

时值秋高马肥，后发制人的女真铁骑在广阔的两淮大地展示出了真正的实力，南下之后是势不可挡、所向披靡。

残酷的现实终于让韩侂胄意识到，如毕再遇、田俊迈这样智勇兼备的统兵之才，毕竟是凤毛麟角，相反像皇甫斌、郭倬这般的酒囊饭袋却大量充斥军中。而且南宋承平日久，士兵久疏战阵又缺乏训练，根本不具备同金人一较高下的能力。

而宋宁宗也并非雄才大略之主，面对眼前难以收拾的烂摊子，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但除了告祭宗庙社稷，祈祷国运绵长之外，大宋天子也是一筹莫展。

然而上天并未垂怜苦苦挣扎中的南宋王朝，虽然蜀中叛乱很快被平定，长江上游的威胁也暂时消失，但中路战场的京湖地区，官军溃败、城池失守的噩耗却不断传入临安，而金军重点进攻的东路，战火更是由两淮一路烧到长江北岸的扬州，女真铁骑饮马长江，南渡只在旦夕之间。

但战争毕竟是巨大的消耗，此时女真国力又已大不如前，应付南征也倍感吃力，同时，金军虽然占尽优势，但也要时刻提防北方蠢蠢欲动的蒙古人，而无法放手一搏。

因此，到开禧三年（1207）初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而金章宗则主动向南宋释放出了停战的信号。

宁宗和韩侂胄正愁议和无门，闻讯是求之不得，不料女真人的停战协议却有苛刻的前提条件，除了要求宁宗上表称臣、岁增贡币之外，还要宋廷绑缚擅启兵端的首谋韩侂胄，交与金国论处，或者主动献出其人头谢罪。

元谋奸臣必使缚送，缘彼恳欲自致其罚，可令函首以献。

此后南宋虽然屡屡遣使赴金磋商，但和谈本就是战争的延续，战场失利的南宋，根本没有资格讨价还价，金国在议和条件上态度异常坚决，尤其是诛除“首恶”的要求，更是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权倾朝野又骄横跋扈的韩侂胄，何曾受过如此羞辱与窝囊，交涉不成之后，终于勃然大怒，决定“不复以和为意”。

面对全面惨败和金人威逼，韩侂胄应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沮丧、失落、羞辱和恐惧，而这些复杂的情绪，最终又都化为了无比的愤怒。

而怒火中烧的大宋宰相，更执意要拖着南宋这条透风漏雨的破船，驶向前方的滔天巨浪，至于江山社稷、生灵百姓，遭受生命威胁的韩侂胄哪里还有心情顾及，大不了就是鱼死网破、两败俱伤。

随即，韩侂胄捐出御赐的六千两黄金充作国库开支，用以继续作战。同时下令蜀地全力备战，要在近期形成战斗力，出川入陕，在其余两大战区保持平稳的前提下，主动寻机进攻。

韩侂胄对自己的权势地位拥有着无比的自信，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朝堂之上早已无人敢撄其锋，甚至连大宋天子都要对其礼让三分。

所以，即便挟持着整个国家投入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也不担心有人敢出言反对，然而正是这份自信，让他忽略了正在靠近的危险。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因立后一事对韩侂胄怀恨已久的杨皇后，主动联络上野心勃勃的奸臣史弥远，二人密谋后，伪造宋宁宗的御批密旨，指使禁军将领夏贵率三百士卒，埋伏于韩侂胄上朝的必经之路上，使用武力将其从轿内拥出，随后挟持至玉津园夹墙内槌击而死。

韩侂胄被矫诏杀害后，完全不知情的宁宗被迫接受既成事实，而史弥远则立即向金国汇报韩侂胄的死讯，并再次谋求议和。

此后，南宋朝堂风向大变，权相韩侂胄因启衅于金而遭到口诛笔伐，并成为战败的罪魁祸首。

次年四月，为进一步满足金人的和谈要求，宋廷将早已下葬的韩侂胄开棺枭首，将其头颅用木匣盛装后送往金国中都，以此为前提，南宋纳贡称臣，终于签下了屈辱的《嘉定和议》。

“开禧北伐”结束了，这场战争固然是韩侂胄为捞取政治资本而采取的军事冒险，但客观而言，抗金之举绝非十恶不赦的罪过。

退一步来说，即使韩侂胄死有余辜，但他不是秦桧这样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无论如何，主战者都不该背着“元谋奸臣”的恶名，不明不白的死去。

而送执政大臣的头颅向敌国求饶告罪，这种有失国体、有损国格的行为，更将南宋骨子里的软弱体现得淋漓尽致。

“开禧”二字，源自太祖年号“开宝”和真宗年号“天禧”，开宝元年，北宋问鼎中原，而真宗在位时，宋辽订下百年澶渊之盟。然而遗憾的是，如此饱含深意的“开禧”年号，并未给南宋带来好运，却因为一场从始至终都无比丑陋的北伐，被永久的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