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大漠的烈日黄沙与中原大地的清风雨露在这里交汇，游牧民族的逐草而居和农耕文明的日出而作在这里相逢。

多少的刀兵相向因此而起，无数的血流成河由此而生——燕云十六州，这块东西横跨六百多公里，南北纵深两百多公里的狭长土地，从公元936年划归契丹辽国开始，便成为了无数中原王朝统治者们，头顶挥之不去的霾，和心间隐隐作痛的刺。

五代十国时期的最后一位君主，后周世宗柴荣，曾于公元959年亲征燕云，一举拿下三关三州，兵锋直抵幽州（北京），但不幸于征途之中罹患重病，无奈率军南归，最终北取燕云的计划功败垂成。

宋太祖立国之初，自奉俭薄，却以每岁之节余专设“封桩库”，准备等库内积蓄到三五十万贯钱后，即以交易的形式向契丹人赎买燕云十六州，若谈判失败，便以此作为军费，武力伐辽，只可惜这一系列计划尚未得以实施，赵匡胤便于公元987年驾崩了。

太祖之后，太宗赵光义又先后两次倾全国之力北伐，却招致惨败，此后数十年，直至公元1005年“澶渊之盟”签订，宋辽双方一系列的战争，几乎都是围绕燕云地区的归属权而展开。

北宋末年，时值辽金交锋，宋徽宗为了重夺燕云故地，甚至不惜破坏宋辽百年未兴刀兵的和平局面，主动联金灭辽，却使北宋迅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块貌似平平无奇的土地，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玄机，竟引发了宋辽间横亘百年的争端，又导致了北宋的最终灭亡。而燕云十六州又到底具有怎样的魔力，能让北宋王朝念念不忘，愿意为之铤而走险甚至不惜付出亡国的代价？

这一切，都要从公元936年那场遗祸无穷的交易说起……

唐亡之后，天下大乱。五代十国应运而生，而中原大地也陷入分裂动荡的黑暗岁月。

短短五十余年，不算周边的割据政权，仅仅中原地区便历经五朝八姓十四帝，在此期间，弑君篡权、拥兵自重之事屡见不鲜，而“兵众为将、将强叛君”更是所有人默认的野蛮生存法则。

皇位朝不保夕，政权频繁更迭，成为纷繁乱世中的苍凉基调；礼乐崩坏、无君无父的道德环境，也在无形中酝酿着皇帝和武将之间的信任危机。

后唐末帝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也没有逃脱君臣龃龉的魔咒，二人本是亲密战友，但公元934年李从珂弑君自立，而石敬瑭也在河东日渐坐大，彼此之间的猜忌和提防，使得君臣相处起来事事不顺以至矛盾重重。

石敬瑭为试探末帝是否有意铲除自己，便主动请求移藩，要知道在五代十国时期，皇帝一旦下令将节度使调离原属藩镇，潜台词便是要致臣下于死地。

李从珂当然明白其中利害，但想到石敬瑭早晚难免一反，索性将计就计，于公元936年五月下旨，将其由河东调任郓州节度使。

谁知石敬瑭接到圣旨之后，先是装病拖延赴任时间，继而干脆跟末帝翻脸，上表李从珂得位不正，应及早退位让贤。

李从珂闻言大怒，下令河阳、陕州等四镇节度使，联合出兵讨伐河东，五十万后唐大军来势汹汹，石敬瑭势弱不敌，晋阳（太原）更是危在旦夕。

形势万分紧急之下，石敬瑭只得向北方的契丹人求救，为显示足够的“诚意”，他不仅答应向辽国称臣，同时还认辽太宗耶律德光为义父，更承诺太原解围之后，将割让中原地区的“燕云十六州”作为酬劳。

耶律德光早就有意染指中原，“两情相悦”之下，双方一拍即合，当年九月，契丹出兵五万相助，石敬瑭得以最终击败围城的后唐军队。

随即双方又联手进逼后唐京师洛阳，末帝李从珂见大势已去纵火自焚，而石敬瑭则取而代之，于十一月受契丹册封为帝，建立后晋。

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原王朝又迎来新的主人，而燕云十六州也按照石敬瑭事前的承诺，划归辽国所有。

此后辽、金、蒙元政权几度更迭，但该地区却一直为北方王朝所掌握，并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成为南方汉族政权的心腹大患，直到四百多年后徐达北伐，燕云故地才重归中原王朝所有。

要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性，就必须先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

燕云地区，由幽州、云州等十六州组成，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全境，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广大区域。

这片狭长的土地，自古便是农耕、游牧两大民族的天然分界处，万里长城贯穿其内，巍峨险峻的山脉和横贯交错的大河也分布其间。

在石敬瑭割让之前，燕云十六州就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时最重要的屏障。

而相比于其他中原政权，北宋因为定都汴梁，因此对于燕云十六州的依赖性，就更为明显。

西汉、唐朝的都城在长安，即使游牧民族马踏燕云，进入中原腹地，仍有潼关天险可以据守，还有富饶的关中平原可为帝国依托。

但对于北宋而言，北方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复杂地形作为屏障和纵深，契丹骑兵南下，华北平原将是一马平川。

从首都所处位置和安全性来看，北宋甚至不如南宋，南宋虽然偏居江南，国土更为狭窄，但都城临安在长江以南，有长江天险可以凭恃。

而北宋的都城在汴梁，没有燕云十六州作为战略缓冲，北方只有一条黄河，关键是黄河不像长江，它在冬季有漫长的封冻期，一旦河面结冰，天险便形同虚设，根本无法起到任何防御作用。

因此宋廷只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华北平原沿线设立阻击阵地，以河间、中山等河北重镇配合滹沱河、唐河等水域构建河防体系，但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部队的机动性极强，又往往防不胜防。

“澶渊之盟”缔结之前，辽军便是先后绕过了北宋重兵把守的定州和大名府，挥师直趋南下，突然出现在黄河北岸的澶州，猝不及防的北宋朝野震惊，慌乱之中的宋真宗甚至准备要迁都避难。

所以，燕云十六州可以看作是北宋王朝阻击和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时，唯一有效的手段。

而它的重要性在北宋朝堂又有一致的共识，所谓“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便道出了这片地域对于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意义。

只是很可惜，在北宋建国二十多年前，燕云十六州便已经成为了辽国的疆域，也正因如此，北宋的历代君王，才会前仆后继的北伐，以期重夺燕云。

燕云十六州的缺失，使得宋朝先天不足，在辽宋对峙期间也一直处于守势，而燕云在手，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言，却是如虎添翼。

首先游牧民族主要活动于北方高寒地区，这一区域虽然水草丰沛适合放牧，但天气寒冷，无法大面积种植粮食作物，这样的自然条件必然造成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人口数量相对中原王朝要有限得多，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

所以北方的游牧民族，为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只能不断的南侵中原，抢占生产、生活物资，但又由于部队人数有限，往往无法长期占有被侵略的土地，只能是劫掠一番后便匆匆北返。

然而辽宋时期，这一局面被彻底打破，公元936年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当时的中原地区，正处于五代十国的动荡分裂时期，南方的割据政权之间纷争不断，根本无力顾及北方的燕云地区。

这也在客观上使得契丹人拥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巩固、经营这块早就垂涎已久的土地。

燕云十六州不仅人口稠密，而且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和自然条件，使得这一区域既能种植作物、又非常适宜饲养牲畜。

人口基数是生产力的来源，拥有燕云地区的主权，使得北方王朝自然而然的获得了其统治区域内庞大的人口红利。

不仅如此，作为稳定的产粮区和畜牧区，这一地区每年又会提供大量的粮食作物和牲畜肉类，使得原本“地半砂碳， 三时多寒”的辽国也可以“农谷充羡”，为其发展壮大提供充足、源源不断的生产、生活资源。

而且燕云十六州还是非常理想的天然马场，北宋与辽、金对战期间，因为没有足够的马匹，大多数时候，只能被迫使用步兵去与骑兵对抗，而战马具备的冲击力和机动性，又是人力根本无法达到的。

所以抛开战争中的兵力多寡和指挥高低等因素，只谈骑兵对决，因为马匹的问题，北宋便已处于劣势了。

而另一方面，在南北对峙时期，因为地域限制以及人口流动降低，中原地区先进的手工技术一直都是少数民族难以充分获得的战略物资。

如果不是吸纳了燕云地区大量的冶铁、锻造等手工艺人，后面辽、金、蒙元所拥有的制胜利器——成建制的具装骑兵，仅仅依靠游牧政权内部技术，是无法单独完成的。

燕云在手，人口、粮食、土地、技术都大幅增加，北方的少数民族华丽变身，成为农耕加游牧的复合体，已具备两大种族的双重优势加持，实力突飞猛进。

而北宋王朝虽然屡次北伐，却一直没有真正拥有过这块风水宝地，只能眼睁睁看着燕云十六州不停的反哺辽、金政权，使其逐渐发展壮大。

谈到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性，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佐证，那就是“靖康之变”的发生。

谈到“靖康之变”，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存在一个错觉，认为北宋在金国南侵的过程中，之所以会迅速灭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国家已经积贫积弱，所以不堪一击。

而实际上，即使在宋徽宗执政末期，虽然北宋内外矛盾激烈、天灾人祸不断，农民起义也时有发生，但相对于广袤的国土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而言，这点困难并非不能接受。

而且就在金国全面入侵之前，北宋非但没有显露出任何的亡国之兆，相反还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相。

1104年，北宋在青海河湟地区设立陇右都护府，帝国的版图第一次抵达了西域腹地；

1119年，宋军攻克横山之地，几乎将多年的心腹之患西夏逼上绝路，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亡国之前的一二十年之内。

有人说是因为宋徽宗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北宋的军事实力太过软弱，不可否认，这些确实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

但宋高宗和其父兄一样，都是软弱无能之辈，两宋的军事体制一脉相承，重文抑武的指导思想也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南宋早期的军事实力比之北宋也绝对是伯仲之间，甚至更加孱弱不堪。

但建炎南渡后，面对同样的敌人，南宋却为何能守住半壁江山长达一百余年呢？

归根结底还是南宋有一条赖以生存的长江防线，而北宋的北方，没有任何天险，不管是辽国还是金国，只要从华北平原南下，打到汴梁就只是弹指挥间的事情，而一旦都城被围，整个战争的形势就会变得极为被动。

所以，北宋的灭亡，自然有决策层的重大失误，以及内部错综复杂的原因，但亡得如此迅速，原因只有一个——燕云缺失，以至无险可守。

是否保有燕云十六州，除了有维护自身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及南北双方此消彼长的实力影响之外，其实还涉及到一个相当敏感而隐晦的心理问题。

作为中原王朝，大宋具有“华夷一统”的天然使命，其地缘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当然是“恢复汉唐旧疆”，退而求其次，至少也要收复石敬瑭割让的土地。

堂堂天朝上国，如果领土都不完整，又何谈威慑海内、八方来朝？

所以收复燕云十六州，既有保家卫国的具体作用和现实需要，对于北宋的统治者而言，也是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是其成为千古圣贤君王的一个有力证明。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作祟，在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已经和平百年，而金人攻打辽国之际，宋徽宗才会利令智昏地主动谋求与女真人联手，妄图消灭了原本的盟友之后，能够重新夺回燕云。

宋徽宗

只是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北宋的军事实力暴露无遗，徽宗偷鸡不成，反而又激起了金国侵送的野心。

1125年二月辽国被灭，当年十月，金人便急不可待地寻找机会大举南侵，两次东京保卫战后，北宋于1127年靖康之难中匆匆亡国。

而高宗赵构虽然侥幸南渡，但南宋从此也只能偏安江南一隅之地，苟延残喘。

可以说两宋三百年所有悲剧的源头，正是来源于燕云十六州，金瓯有缺，却又力不从心，天命如此，只能徒叹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