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 ，元大都的天空格外阴沉， 文天祥缓缓走上刑台，北方的空气寒冷而干燥，让他不由怀念起遥远南方温暖的故乡。

大风骤起，天地一片迷蒙，风沙中夹杂的尘土，使人几乎睁不开眼睛，人头攒动的刑场，因为他的出现，突然间变得鸦雀无声。

周遭投来的目光，或好奇、或欣赏、或惋惜，只是所有人都无法相信，这副看上去瘦骨嶙峋、残破不堪的躯体，到底蕴藏了怎样的能量，又怎么会容纳下如此不屈的灵魂。

但这些已不重要了，河山沉沦，家国破碎，文天祥已做完了应该做的一切。

整个过程中，他只是平静地向台下问了一句“哪边是南？”——那是故国和家乡的方向。

随后便有人指了指南方。

拢好前额散乱的头发，双手轻轻提起衣摆，然后缓缓跪下，就像他曾无数次在大宋朝堂中所做的那样，庄严而虔诚地向着南方跪拜两次。

朗声念道：“大宋遗臣文天祥，报答国家至止！”

言罢起身，如释重负地对身边的刽子手说道：“吾事毕矣”。

手起刀落，血溅苍穹，天地顷刻风云变色。

1283年，四十七岁的文天祥，在元大都凛然赴死。而在此之前三年，南宋王朝便已落下了帷幕。

我们应该庆幸，在神州陆沉之际，还有像文天祥这样耀眼的流星，用自己的陨落，照亮整个黑暗的时代。

1236年，文天祥出生在江西吉州庐陵县（吉安），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小乡镇。

据说这个名字，还是其祖父梦中见婴儿乘祥云缓缓而降，醒来恰逢孙儿呱呱坠地，遂以“云孙”为其起名，表字“天祥”。

文家在乡间颇有名望，其祖辈因为良好的道德操守，被称为“君子长者”。其父文仪虽一生未曾考取功名，但读书勤敏、学识渊博，更是当地远近皆知的大儒。

据文天祥后来在追忆其父的著作《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中介绍，文仪“幼颖慧……书经目辄晓大义，越时举全文不以遗”。

而文天祥不仅从文仪身上继承了天资聪颖和过目不忘的优良基因，更因为一身正气，风骨凛然的父亲而获益匪浅。

文仪爱竹，因其“身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干可断而不可改其直”，并以此教育儿子要堂堂正正做人。

宝祐四年（1256），文仪弥留之际，更向儿子留下遗言：“我死，汝惟尽心报国家”。

有严父的言传身教，自然也离不开慈母的谆谆教诲。

其母孟氏，也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便给文天祥讲述欧阳修、胡诠、杨邦乂这些庐陵先贤节烈的故事，并时时教育儿子，当国家蒙难之时，你当尽死于国家无二心。

1274年，蒙军南下攻宋，谢太后以《哀痛诏》传檄四方，号召天下兵马入京，文天祥闻讯舍家纾难、起兵勤王，孟老夫人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首饰变卖后充作军资。

当文天祥劝阻母亲说，这是您私人最钟爱之物，年近六旬的文母，却深明大义地回答道：“国难当头，哪有什么私人公家”。随后更是将老家的农田房舍全部出售换钱，用以支持儿子报国。

英雄的出现并非偶然，淳厚的家风，严谨的家庭教育对文天祥优秀人格和高尚情操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也正因为出生在这样淳朴贤良的家庭，又长期受着双亲言传身教的熏陶，才造就了后来“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的文天祥。

文天祥出生之时，正值蒙宋交战，所幸家乡江西吉安远离战乱，使其少年时代尚能有一个安定的求学环境。

既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本身又天资卓绝，宝祐元年（1253），18岁的文天祥不出所料地在乡试中脱颖而出，20岁时，又进入江西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鹭洲书院继续学习。

1256年五月初八，在宋理宗亲自主持的殿试上，新科进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中心思想，一篇洋洋万言的《御试策》一挥而就，并深得皇帝赞赏。

年仅二十一岁的文天祥被钦点为头名状元，而理宗见其“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美而长目，顾盼烨然”，更是喜爱之情溢于言表，高呼“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只是造化弄人，文天祥金榜题名不久，正准备大展拳脚，不料陪其进京赶考的文仪，却在此时一病不起，并最终于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与世长辞。

六月一日，文天祥奉柩返里，扶丧归乡，并按照宋朝制度，开始为期三年的守孝丁忧岁月。

再等文天祥守孝期满，重返朝堂时，南宋的军事形势已开始不容乐观。

1258年，蒙古分兵三路南下侵宋，次年，除中路由大汗蒙哥亲率的主力受阻于合川钓鱼城外，南北两路兵马都势如破竹，南路由云南入贵州，已经打到了湖南潭州（长沙），而蒙哥四弟忽必烈领兵的北路，更是突破长江天险，正围攻重镇鄂州（武汉）。

如果鄂州、潭州失守，南北蒙军会合，沿长江东下，则临安将危在旦夕。

面对极速恶化的局面，南宋朝野大为震惊，权宦董宋臣提出迁都四明（浙江宁波）的主张，打算在敌兵逼近时乘船逃走。

大敌当前，未战先怯，然而因其在理宗朝权势熏天，面对这种逃跑主义的论调，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出言反对。而宋理宗也并非雄才大略之主，听信其言，便急忙命人筹划迁都事宜。

山河沦丧、朝纲废弛，年轻的文天祥目睹这一切忧愤不已，不顾自己人微言轻，以新任宁海军节度判官的身份，向理宗上《己未上皇帝书》，提出护国强兵的四点建议，更在文末痛斥董宋臣窃弄权柄、蠹国害民，请求理宗斩杀董宋臣以谢天下，如此方可平民怨、定军心、安社稷。

谁知这篇冒死直谏的奏折，送呈之后竟如石沉大海，没有激起半点波澜。理宗完全置之不理，既没有采纳文天祥的建议，也没有因为乞斩董宋臣而降罪于他。

朝臣中不仅无人出声附议赞同，反倒是有人嘲笑他迂阔浮躁，沽名钓誉。文天祥痛心之余不禁大失所望。

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奸佞弄权，国家危亡之际，却无法一展热血男儿保家卫国的理想抱负，那要做这个“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的官职又有何意义？

文天祥一气之下，辞官拂袖而去，再次返回庐陵老家。

庆幸的是，大厦将倾之际，命运再次眷顾了垂死挣扎中的南宋王朝。

1259年，大汗蒙哥意外战死于钓鱼城下，南北两路蒙军闻讯立即撤兵返回漠北，对南宋而言，迫在眉睫的危机就这样意外得以解除。

而文天祥弃官归乡不久，朝廷又改任他为镇南军（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此后几年，文天祥的仕途经历，便是在辞官、重新任命、就职、再遭弹劾的循环中，不断往复。

这时的文天祥，在南宋的权力游戏中，凭着报国之心横冲直撞，但官场之上，步步陷阱、处处机关，而其空有一腔热忱，却屡为暗箭所伤。

1263年，因在江西瑞州太守任上政绩突出，文天祥被调往京师任礼部郎官，只是其就任不足一月，理宗驾崩，太子赵禥继位，是为宋度宗。

在理宗时期便甚为得宠的贾似道，因拥立之功，在度宗继位后，更是大权独揽、只手遮天，南宋朝堂的政治生态更加恶化。

偏偏文天祥这样一身正气的“刺头”，最看不惯奸佞小人把持朝政、胡作非为，身为礼部郎官的他，借着替度宗草拟圣旨的机会，对贾似道严加斥责，触怒了这个当朝最显赫的权贵，并因此于1270年再次受弹劾罢官。

只能说文天祥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性格，在南宋末年乌烟瘴气的官场氛围中，注定无法长久。

此后数年，对于寄寓山野的文天祥而言，是痛苦而矛盾的——他想要纵情于山水之间，远离纷扰混浊的官场；但国事糜烂，他又迫不及待地想要重回朝堂，为国效命。

文天祥暂时离开了，南宋君臣依然在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只是在北方虎视眈眈的蒙古帝国，1260年忽必烈继位后，经过与其弟阿里不哥数年的汗位之争，终于在1268年，拉开了新一轮侵宋战争的大幕。

卷土重来的忽必烈，吸取了蒙哥兵败蜀中的教训，又采纳了降将刘整等人的建议，将战略重点由川蜀转移至荆襄，冀望攻下襄、樊后，经汉水入长江，再挥师东下灭宋。

1267年整个战役开始时，襄、樊两城便陷于蒙军的包围之中，城内军民经过长达六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最终1273年，守将吕文焕开城投降。

襄阳失守后，当年十二月蒙军再克鄂州，随即主帅伯颜挥师东下，直扑临安。而南宋这边，1274年8月度宗驾崩，年仅4岁的恭帝赵㬎从父亲手里接过了王朝风雨飘摇的烂摊子。

面对顺江而下的蒙军，1275年，贾似道统帅南宋最后的十三万精锐西出池州迎敌，但这个畏战怯敌的小人，先是向伯颜乞和遭拒，而后在两军激战正酣之际，竟私下乘小船逃离。南宋军队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粮草辎重全被元军夺去，军士死伤逃亡不计其数。

最终，这场宋蒙主力的决战以南宋的全线溃败告终。南宋官方成建制的抵抗力量已全部瓦解了。

王朝覆灭在即，太皇太后谢道清急发《哀痛诏》，号召天下兵马共赴国难，进京勤王。

悲哀的是，整个南宋王朝的文武官员，不是有心投敌便是保持观望，除了文天祥和张世杰之外，竟再无一人响应。

当时文天祥正在江西赣州任知州，接到诏书之后，不禁失声痛哭，随后便毁家纾难，捐出全部家财充做军费，更把母亲和家人送到弟弟处赡养，以示破釜沉舟。

在文天祥的感召下，一支以农民为主、知识分子为辅的爱国义军在极短时间内组成，总数达二万余人。

只是身边的好友都劝阻文天祥，以这样一支临时征召的部队，去抵抗蒙古的虎狼之师，无异于自寻死路。

而文天祥却泰然答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如今社稷危亡之际，却无一兵一卒愿意挺身而出，实在令人心痛，我当然知道事不可为，只是希望我的以身殉国，能令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

英雄之所以称为英雄，不是因为他们生而高尚，而是因为他们在那些关键的历史瞬间，能选择逆流而上。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们无所畏惧，而是因为他们在恐惧面前，虽势单力薄，却从不退缩。

这样的英雄，才能如山川河岳般不朽，似日月星辰般闪耀。

文天祥领兵奔赴临安之际，南宋朝堂已经如同一团乱麻，贾似道兵败被免职之后，继任的左相陈宜中和平章军国大事王爚还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右相留梦炎则一心投降，完全不理政事。

宋恭帝少不更事，无法主持大局，年逾六旬的谢太后，面对乱象有心无力，只能每日以泪洗面。

而文天祥的勤王之师，却被陈宜中认为是乌合之众，不准其入卫临安。好不容易冲破种种阻扰来到京师，陈宜中又外调他驻防平江（江苏）。

岂料在平江尚未站稳脚跟，元军已由建康南下，越过平江，威胁杭州西北门户的独松关（余杭），朝廷又急调文天祥部回师卫戍京师。

结果文天祥一走，平江府和独松关相继陷落，蒙军已近在咫尺，临安城中求和、迁都的意见乱成一片，但主张继续抵抗的声音却微乎其微。

而即使主战的文天祥和张世杰之间，也存在不少分歧，文天祥主张固守临安，决一死战，而张世杰则认为杭州无法守住，建议退守江淮再做打算。

犹豫与分歧之间，最后活命的机会稍纵即逝，伯颜的大军不知不觉便进至临安30里外的皋亭山，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临安城中的宋军将官，此时纷纷外逃或出城降元，谢太后和陈宜中已然方寸大乱，慌忙遣使臣带着玉玺和降表赴元营求和，而伯颜明确提出和谈必须由南宋丞相亲自出面。

而等到谢太后下旨时才发现，左相陈宜中已不知去向，右相留梦炎更是早就逃之夭夭，大将军张世杰因不肯奉命投降，也领兵由海道离开南下而去。

最后，宋廷降旨授文天祥为枢密使，随即又擢升其为右丞相，命其出使元营和谈。

1276年正月，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与左丞相吴坚、枢密院长官谢堂及安抚贾余庆等人奉命出使元营。文天祥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为了社稷安危，仍是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去为国请命。

只是面见伯颜时，吴坚等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唯有文天祥神态自若，据理力争、对答如流，面对北人的生命威胁，更是毫不畏惧，甚至痛斥其野蛮侵略的事实，最后竟遭到伯颜扣押。

但文天祥的舍生取义，并没有挽回南宋的败局，二月初五，六岁的宋恭宗赵㬎率领文武百官，拜表祥曦殿，宣布退位，向元朝无条件投降。

庆幸的是，在被元军押解北上途中，文天祥趁看守疏忽，在镇江得以逃离虎口，随即渡江前往尚在宋军控制中的真州（仪征）。

此后，文天祥由真州到扬州，又出海乘船到温州，在温州得知张世杰、陈宜中拥立7岁的端宗赵昰于福州即位，又马不停蹄地奔赴福州。

随后，文天祥在福州被任为枢密使、总督各路军马，赴南剑州（今福建南平 ）建立大都督府，同时派人到各地征集粮饷，招募勇士，起兵御敌。

此后数年，文天祥领兵辗转粤、闽、赣诸省，开始了九死一生、颠沛流离的抗元救国之路。

这是文天祥人生中最艰苦卓绝的一段时光，随行的母亲和长子因染上瘟疫，病死于军中，妻子儿女均在兵败后被元军所掳，文家上下十一口，只剩其孤身一人，但文天祥报国的决心却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动摇。

然而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覆巢之下，孤掌难鸣，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立6岁的末帝赵昺登基，此时的南宋小朝廷，在蒙军追赶之下，一路仓皇南逃，乘船出海，又被困于崖山，已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

而1278年底，文天祥也在广东海丰北五坡岭遭元军突然袭击，兵败被擒。文天祥随即吞服毒药准备以身殉国，谁知药力失效，只是头昏目眩，腹泻不止。随后便被五花大绑，带到了蒙军主帅张弘范的帐前。

虽是已成阶下之囚，但文天祥面对张弘范的威逼利诱，只是朗声答道：“一死之外，别无他求！”

张弘范没有杀文天祥。

1279年，蒙宋在崖山展开最后的决战，张弘范囚禁文天祥于船舱之中，准备将其押解至崖山，逼迫其写信招降张世杰、陆秀夫等人。

船队行至珠江口外零丁洋，文天祥感慨国破家亡而身陷囹圄，同时更为了以诗明志，表达自己杀身成仁的决心，在热血奔涌，百感交集之下，挥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廖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崖山海战，南宋兵败，陆秀夫携幼帝蹈海而死，十万南宋遗民随即投水殉国。而文天祥则又被囚北上，并关押于元大都。

元廷一直迫切地希望文天祥投降，因为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南宋遗臣或者故国宰相，他是反抗外敌入侵的一面旗帜，是无数汉人心中的精神支柱。

杀掉文天祥，当然容易，但这样一个在活着时，就已经成为传奇的人，如果能屈服，将是元朝巨大的胜利。

在此期间，元帝忽必烈曾亲自下场劝降，并许诺以丞相之职，随后是降元的留梦炎、甚至连被俘的宋恭帝亦亲自出马，包括其被俘后在元军中充当奴婢的女儿出面，文天祥都始终不为所动。

文天祥并非无情之人，只是他知道，比君王更大的，还有社稷，比儿女私情更重的，还有忠烈节义。

公元1283年1月9日，天地阴沉，飞沙走石，47岁的文天祥于元大都慷慨赴死。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文天祥最后的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