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年2月，南宋与蒙古共同出兵，攻破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困守孤城的金哀宗匆匆退位后自缢而亡，而继位仅仅两个小时的末帝完颜承麟，随后也死于乱军之中。

制造靖康之耻、导致北宋灭亡，之后又与南宋缠斗一百余年的金国，终于在宋蒙夹击之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可惜好景不长，宋、蒙联手灭金后不到半年，蒙古铁骑继续南下侵宋，南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顽强抵抗，最终于1276年灭国。

无论荣枯兴衰，记载历史的白纸黑字，往往简短冰冷而毫无感情，只是百年轮回中汉民族那些似曾相识的悲剧，却总让后人无限唏嘘。

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昏庸的宋徽宗在辽金交战时，错误地选择与金结盟，结果辽金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尽，金国便大举南侵，并最终导致北宋亡国。

而“唇亡齿寒”的历史教训依然历历在目，“靖康之变”的灾难耻辱尚且记忆犹新，一百多年后，南宋看似又重蹈前人覆辙，再次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绝路。

那么，南宋的“联蒙灭金”，究竟是被仇恨裹挟而丧失理智的鲁莽报复？还是和北宋一样，短视的自取灭亡？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寻找历史的真相……

1127年金国南下，攻破汴梁，北宋灭亡，此后宋室南渡，徽宗第九子赵构在临安（杭州）建都，史称南宋。

此后的近百年时间，金国与南宋，时战时和、恩怨不断。直到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崛起于蒙古高原，才打破了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

1211年，成吉思汗发兵攻金，曾号称“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金国军队，面对新兴的蒙古铁骑，竟一触即溃，根本不复当年之勇。

当年八月，决定蒙金国运、命运的野狐岭之战，金国精锐尽出，45万主力最后竟惨遭十万蒙古军队碾压。

1213年，蒙古大军兵临金国都城中都（北京），金宣宗无计可施，只得以金银绢帛外加献出岐国公主和亲向铁木真乞和。

蒙古退兵之后，金宣宗完颜珣已成惊弓之鸟，便以国危兵弱、财用匮乏，不能守中都为辞，不顾群臣反对，执意迁都南京(开封)。

都城南迁，对于金国而言，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首先是女真人对于北方广阔疆域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同时，其返回白山黑水之间的退路也被切断。

但另一方面，考虑到自身实力与蒙古军队在旷野之上进行大兵团对决已力不从心，金国定都开封不久，便确定了以“据关守河”作为国防的基本战略。

依托潼关、散关、武关、居庸关等纵深关隘体系，以及黄河、中条山、燕山等天然屏障，布置重兵，并由此形成了延续金朝国祚二十年的“关河防线”。

也正是因为“关河防线”的形成，在此后又彻底改变了南宋、蒙古、金国三方的关系和对外策略。

再来看南宋这边，从“建炎南渡”以来，南宋先后三次与金国缔结不平等合约，称臣纳贡、割地赔款。

因为军事行动的屡次失败，南宋对自己的实力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于金国也有着深深的忌惮。

尤其是在1206年“开禧北伐”失败，又被迫与金国签订“嘉定和议”后，保持克制，尽量避免摩拜，几乎就成为了南宋朝堂的共识。

但双边关系和对外政策往往会随着彼此实力和境遇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从1213年金国中都被围开始，宋金两国使节因战火被迫暂停往来，造成南宋的岁币无法按时送达，金国南迁前，曾多次向南宋督索积年岁币。

虽然谨小慎微，但面对蒙古崛起而金国渐衰的“国际局势”，南宋朝堂之上，关于对金政策，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曾出使过金国的中书舍人真德秀，要求断绝同金的不平等关系，将原来输金的岁币，投入到国防和军事建设上，并指出：在金国疆土日蹙、国力渐衰之时，仍对其“奉之唯谨”，无异于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会被新兴的强敌蒙古所轻视。

而以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为代表的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

从争论双方的观点可以看出，无论是真德秀提议的果断地停止称臣纳贡，在加速其灭亡的同时，利用输金的岁贡来增加军费，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

还是乔行简主张地继续输送岁币，尽量延续金国的寿命，从而使其成为北方的屏障和自己与蒙古的缓冲。

双方的基本点实际上是一致的，即都认识到蒙古对南宋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其分歧主要是对金国采取保守或者激进的策略，哪一种于宋更为有利而已。

而且即使面对金国衰微的客观形势，南宋也没有因为靖康之耻的仇恨，而无脑的选择站在蒙古一方，所以说至少在1214年金国迁都前后，南宋对蒙古是提防和谨慎的，联蒙灭金就更是无稽之谈。

但1214年金都南迁，随着金国“关河防线”形成，情况发生了改变。

对于朝堂之上两种不同的声音，南宋政府最终采用了比较折中的处理办法，即对金岁币仍然继续输送，但金额要有所降低。

1215年，南宋遣使赴金贺长春节，并借机向金宣宗提出“请减岁币如大定例”。但被金国方面“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所祈请”为由加以拒绝。

哪怕金国战事颓靡、疆土日蹙，但对于南方邻居的态度依然是高傲而蛮横的，宋朝官方的态度也终于强硬了起来，托辞漕渠干涸，运输不便，干脆断绝了岁币。

而金国自“关河防线”形成后，虽然西面诸多关隘固若金汤，东、北两面又有黄河天险可以凭恃，军事上暂时摆脱了蒙古的威胁，但此时狭窄的疆域面积，又无法为其数十万军队提供足够的给养。

到1217年时，蒙古进攻关河防线失利，成吉思汗便率主力西征，只留下木华黎的偏师继续伐金。

金国则趁蒙军主力退去之际，于当年四月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多处对南宋展开了进攻。

而金国此次出兵，表面上是以南宋拒绝岁币为由，实际上是想通过战争，将失之于蒙古的东西再从南宋得到补偿。

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金国遭受蒙古的军事打击，实力在持续下降，而南宋偏安一隅，经过几十年卧薪尝胆的努力，实力又在不断提升。

此消彼长之下，双方的差距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因此从1217年开始，持续七年的宋金战争，金国“取偿于宋”的无耻目的非但未能达成，反而深陷战争泥潭，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而金的南掠政策，无疑在自己最需要宋朝帮助时，亲手排除了金宋和解继而联手抗蒙的可能性。

与金国两面树敌的政策截然相反，成吉思汗很早就意识到了，因为历史原因，宋金之间存在诸多的新仇旧恨。在攻金之初，便打算利用两者的矛盾，联宋攻金。

1214年初，蒙古遣使至淮河一线打通与宋的联系，并许诺以北宋河南故地作为筹码，争取南宋出兵。

但正如前文所言，宋廷并不是一个因而仇恨而冲昏头脑的政府，也没有因为巨大的诱惑，而放弃对蒙古的戒心，所以对蒙古第一次递来的橄榄枝，态度非常绝决——不仅没有同意结盟，还将蒙古使节捕送至金国。

虽然初次沟通的效果并不理想，但成吉思汗并没有放弃与宋联兵的计划，此后的1218年，西征中的成吉思汗再次遣使前往南宋通好。

而此时正是金国发动侵宋战争的第二年，为了能够利用蒙古牵制金国，以减轻自身压力，南宋也有了与蒙古接触的意愿。

此后从1218年到1223年期间，南宋与蒙古多次遣使互相往来，双方关系在迅速升温，但由于时刻牢记着徽宗“联金灭辽”的惨痛历史教训，南宋依然没有向蒙古做出联手夹攻的承诺。

而且1224年金宣宗驾崩，继位的金哀宗意识到南宋的重要性，公开宣布“更不南伐”，并不断释放和解信号，试图弥补、修复与南宋的关系。

宋金关系的缓和，使得以蒙制金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因为在三国关系的考量中，南宋本质上还是更愿意金国一直存在，成为北方的战略缓冲。

面对南宋态度的转变，蒙古决定用武力迫使其臣服，并于 1227年打着灭金、夏的旗号，突袭南宋，造成震惊南宋朝野的“丁亥之变”。

由于成吉思汗的突然死亡，蒙古军队被迫撤军，“丁亥之变”并没有造成进一步的可怕后果，但遭此大难，反对与蒙古联手更加成为了南宋朝野之中的共识。

成吉思汗病逝之前，曾留下了“假道灭金”的遗策，但由于丁亥之变已经将蒙宋关系降至冰点，所以1228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继位后，仍然选择对金国关河防线正面强攻。

但蒙军的进攻非常不顺利，即使大汗窝阔台亲征，外加年富力强又屡建奇功的托雷，还有号称蒙古第一猛将的速不台，带着几十万蒙古精锐，仍然避免不了在两次卫辉之战、两次大昌原之战、两次倒回谷之战中，均遭遇惨败。

面对“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困境，取道南宋攻金的方案再次被提起。1230年到1231年，蒙古先后两次联络南宋，提出借道的想法，但均遭到南宋政府毫无通融可言的拒绝。

眼见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那么动用武力强行“借道”，便成为实现取道灭金计划唯一可行的办法。

1231年三月，蒙军攻克金国陕西凤翔后，兴兵南下四川，对南宋发起了新一轮大规模的进攻。

战争的结果对于南宋而言，比“丁亥之变”时更为惨烈，仙人关、武休关等关隘以及介州、邓州等州县相继失守，南宋在蜀地经营百年的三关五州防线，顷刻土崩瓦解。

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南宋愿不愿意借道的问题，而是四川的防御能力，已经根本无法阻挡蒙古人前进的步伐。

随着拖雷进入金国腹地，在三峰山之战中以四万之众打烂金国15万主力军，金国关河防线也被窝阔台突破，随后汴梁丢失，哀宗出逃蔡州，金国已是时日无多。

而金哀宗还在河南逃窜 ，尚未躲进蔡州城时，蒙古就已经派使臣至襄阳，请南宋出兵助粮，共同伐蔡。

而就在这个当口，偏安蔡州一隅的金哀宗，在几乎山穷水尽的境况之中，再次展现出了金国人骨子里那种不惜与天下为敌的气魄，为了入蜀避祸，竟准备出其不意的偷袭宋军。

但这次金人踢到了铁板，两次惨败98982蒙古后，严正以待的南宋军队正迫切希望用一场胜利重振军威，更是为自己正名。

得到边报以后，南宋政府以当时第一名将孟珙为帅，主动出击，于1233年六月先迫降邓、申二州，又大败金军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的西窜之路。

蒙古大军将至，唯一西逃的路线被封死，还得罪了身后的南宋。此时的金哀宗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主动修书南宋，大谈“唇亡齿寒”之理，希望南宋能在最危险的时刻伸出援手，与其共同抗蒙。

但此时的南宋，已经下定了和蒙古联手，共同灭金的决心，绍定六年（1233）十月，孟珙领兵两万，带军粮三十万石，踏上了正式攻打蔡州的征程。

回头再来复盘一下，都是结盟抗敌，最后又为盟友所灭，但南宋的“联蒙灭金”与北宋的“联金灭辽”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从蒙金交战之初，南宋就一直在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南宋政府没有利令智昏，没有意气用事，几乎时刻都牢记着历史的教训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北宋是主动撕毁“澶渊之盟”，在辽国受难时，从盟友背后插刀，而南宋对于有着血海深仇的金国，却始终都是以国家的生存发展作为核心诉求，从没有动过“联蒙抗金”的念头。

而等到1233年，当金哀宗最后抛出“唇亡齿寒”理论时，从情感来说，双方合作的基础早已被金国无耻地“取偿于送”政策而破坏殆尽。

而从现实来看，苟延残喘的金国也已经没有了任何与南宋“唇齿相依”的实际价值。

况且，金国也从来没有将南宋看作是一个共同进退，值得珍惜的盟友。所以，于情于理，南宋都没有和金国联手的可能。

退一步来说，即使宋金联手，在当时的情况下，大概率也是宋金被蒙古一锅端。

面对一个强大到无法抗衡的蒙古和一个必将走向灭亡的金国，1233年时，南宋的态度和选择，其实已没有那么重要。

参不参与，也都无法阻止蒙古灭金之后再南下侵宋的事实发生。

所以，南宋就只有在剩下的可能性中，被动的寻找最“不坏”的、或者说利益最大化的解决方法，那就是联蒙灭金——与其结盟金国引火烧身，倒不如顺应蒙古之请，即可洗雪前耻，又最大程度的避免蒙古借机寻衅，在蒙宋关系上还能掌握一点主动，还能从战争中多少抢夺一点胜利的果实。

至于联蒙灭金和南宋最后又被蒙所灭，这两件事情，除了时间上的前后联系，其实并没有逻辑上的因为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