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历史性事件，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过后，富庶而精致的东京汴梁从此一蹶不振，女真政权入主中原，宋室被迫南迁，存续176年的北宋王朝轰然倒塌。
北宋的灭亡，其军事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和“重文轻武”的致命病根，固然是重要原因，但“靖康之变”发生得如此突然、结局又如此悲惨，作为最高统治者，徽钦二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纵观宋、金交战的整个过程，这父子两代亡国之君，就一直在上演着极其荒唐的表演，总结起来就是：该战要降，能和要打，能逃不逃，当死不死！
自寻死路，两次背盟北宋曾先后与辽国和金国都签订过盟约，分别是1005年宋辽停战的“澶渊之盟”，和1120年宋金共同出兵攻辽的“海上之盟”。
“澶渊之盟”后百余年，宋辽两国以兄弟相称，边境干戈止息，双方都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和平且高速发展的时期。
1115年，东北的女真政权强势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并首先对曾经的宗主国辽国展开了摧枯拉朽的进攻。
眼见辽国式微，宋徽宗看到了从其手中夺取燕云故地的机会，不顾“澶渊之盟”的和议与满朝文武的反对，遣人私下与金国联系，随即宋金双方达成了共同出兵攻辽的“海上之盟”。
一个既没有任何威胁、同时还是北方天然屏障的辽国，它的存在，应该是宋朝乐于见到甚至求之不得的，所谓唇亡齿寒，在其危难之时，袖手旁观已是不智之举，联金抗辽就更是自取灭亡。
妄图通过“海上之盟”来趁火打劫，宋徽宗领导下的北宋王朝，迈出了作死的第一步。
1125年，辽国为金所灭，宋朝的北方，换成了更为强大且野心勃勃的金国。
面对这个卧榻之侧磨刀霍霍的新邻居，宋朝最应该做的，是在加强戒备的同时，尽可能地低调，不能给对方任何进攻自己的机会和借口。
宋徽宗倒好，不知道是哪根神经又突然错乱，接纳了金国的叛将张觉，将其统辖的平州也纳为己有。
这种公然背约的行为，引起了金国极大的不满，在向宋朝要人时，徽宗又耍起了无赖，先是拒不承认，后来见实在无法抵赖，就杀了个貌似张觉的冤死鬼交差。
但冒名顶替的行为，被轻易识破，面对金国的怒火，徽宗只能将张觉斩首，还将其首级送往金国。
“张觉事件”，宋朝可以说是没捞到半点好处，还弄得里外不是人。
如果没有能力保护好南归之人，也不想因此而引起两国之间的争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接纳张觉这样的叛将。
既然收留了，就索性将错就错，硬气到底，但面对金国的威胁，杀掉投奔自己的张觉以自保，在金国面前示弱的同时，还让自己留下了不仁不义、无信无德的污名。
另一方面，虽然金灭辽后，无论如何都会将枪口对准宋朝，但肯定也需要一个备战的过程和寻找突破口的机会，而送上门来的“导火索”，让金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了攻宋的理由。
而且仅从“张觉事件”中宋朝的表现来看，我们很难对发动战争的金国横加指责。
灭辽之后，金国一直坚持履行“海上之盟”中的合同剩余条款——即使宋军在灭辽过程中没有起到实际作用，金太宗依然将燕云十六州中的部分领土，以赎买的方式交付给了宋朝。
短时间内，金国只想谋财，并不想害命，是北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昏庸短视的徽宗赵佶，让对手迅速地举起了屠刀。
是战是和，反复摇摆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八月，金国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分率东西两路大军南下攻宋。
1126年初，金军渡过黄河，眼见大难临头的宋徽宗慌忙退位，随即南逃镇江避祸，将烂摊子扔给了继位的宋钦宗赵桓。
此时金国西路军正围攻太原，无力南下，参与进攻汴梁的，仅有东路军的七万人，其中还有一半是临时招募的渤海、契丹、奚等族的雇佣兵，女真精锐只有三万。
北宋这边，仅仅卫戍京畿的禁军就有二十万，外加汴梁城内外随时可以组织起来保卫首都的民兵，兵力总数至少有五十万。
而靖难军节度使种师道，正率领北宋最精锐的西军十万人，从陕西日夜兼程在回师勤王的路上。
游牧民族所擅长的并不是攻坚战，没有重型火炮和先进的攻城器械，孤军深入、兵力亦不占优，面对固若金汤的汴梁城，金兵短时间内根本获胜的可能。
但宋钦宗跟他父亲一样，也是懦弱至极，眼见父亲南逃，他也有意开溜，幸好李纲极力劝阻，才勉强留下。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陈兵黄河南岸的金军，赵桓还是同意了对方提出的巨额赔款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地的合议要求。
但金兵一退，劫后余生的宋钦宗又似乎猛然开窍——赔钱倒是小事，但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地，着实让他肉疼。
外加种师道和姚平仲的勤王兵马陆续抵达汴梁，更给赵桓增添了几分翻脸不认账的底气，竟然又撕毁此前的合谈协议，派姚平仲率兵趁夜偷袭金营。
岂料袭营行动失败，金军立即向开封城推进，黑夜中乘乱攻城。好在李纲在城外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把金军击退。
赵桓恐惧不安，为平息金人的怒火，声明毫不知情的同时，连忙罢免主战的李纲、种师道等人，又遣使致金营谢罪，并交割北方三镇。
消息传出，遭到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和数万汴梁民众的抗议，面对群情激愤地开封市民，软弱的赵桓又妥协了，宣布恢复李纲和种师道的职务。
而民间突然爆发的怒火，也让金国终于看到了宋朝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和面对外辱时所蕴含的强烈反抗意志。
眼见北宋勤王兵马越来越多，又从战争中捞到了天大的实惠，金国东路军主帅完颜宗望志得意满地宣布退兵，东京之围解除。
总结第一次宋金之战，金国实际上连汴梁的城门都没有看到，便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而反观宋朝，打又不好好打，谈又不好好谈，战与和之间，宋钦宗举棋不定，反复摇摆，既没有驾驭战争的能力，又缺乏抵抗到底的决心，使得东京保卫战的胜负，对于宋朝而言实际上早已失去意义，因为接下来，将是更可怕的狂风暴雨……
拒绝割地，风波再起战争结束后不久，汴梁迎来了短暂的安宁，但北方又出现了让宋真宗意想不到的情况，但这次似乎是久违的好消息。
原来金军按照退兵协议，带着宋朝的诏书去接收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结果被三镇的军方当成了骗子。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留辫子的男人一个都不许进城！
北方三镇军民坚定的抵抗心理，对于宋钦宗而言，是难得的机会，他出尔反尔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要出兵！解救被围困中的大宋领土，要解救被围困中的大宋子民。
1126年五月，宋钦宗派出了他手中仅有的两张王牌，威名赫赫的种家军和姚家军出征三镇。
维护国土完整当然无可厚非，关键是你在撕毁合同之前，有没有掂量过自己的实力并考虑过随之而来的后果？
河东三镇为什么被割让？不就是因为兵临城下时你的昏庸懦弱吗？现在好了伤疤就忘了痛，主动去挑衅金国，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而此时的种、姚两军，也早已不具备当年纵横沙场的实力，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还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殆尽，士气更是被进一步磨灭。
更要命的是，金兵撤离汴梁时，宋钦宗还悄悄塞给金国议和的使者大量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书信，信是写给金国的高级将领、辽国降将耶律余睹的，希望他能念及故国河山，起兵反金，并承诺届时宋朝将出兵助其复国。
且不说辽金交战时，宋徽宗就有撕毁“澶渊之盟”的“犯罪前科”，耶律余睹就是再想复国，也不会选择和曾经在背后插刀的宋朝合作。
尤其是让金国的官方代表，去传递策反金国高级将领的书信——究竟是怎样的鬼迷心窍，才让宋钦宗做出了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失智之举？
结果也不出意外，这封“教唆犯罪”的书信，不久就出现在了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的案头。
就这样，第一次宋金战争过去仅仅8个月，金国以宋朝拒不交割土地为由，于1126年底，发起了第二次攻宋的战争。
能逃不逃，当死不死这一次，北宋面临的情况，就比之前要严峻得多了。
首先是金国南下的兵力大大增加：金国的东路军，仅仅在黄河北岸敲锣打鼓示威，南岸十三万的宋朝守军当夜便吓得全部溃散，导致完颜宗望的六万多人马，不费吹灰之力的渡过了黄河天险。
西线的完颜宗翰来得更快，这次西路军八万余人攻破重镇太原，率先到达了汴梁城下。
如此一来，汴梁面临的就是金国东西两路共计十五万女真人的包围。
而且，京师的守备力量比第一次汴梁之战时要空虚，大批勤王兵马在金人退兵后，被宋钦宗以财政紧张为由遣散。
功臣李纲也被宋钦宗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为名，排挤出京，后又被贬黜到长沙，老迈的种家军主帅种师道，在金兵南下前就已经病逝。
客观来说，第一次汴梁之围时，宋朝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都没有办法赢得战争的胜利，到了1127年时，机会就更加渺茫。
好在北宋的国都汴梁，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其外城周长超过40里，金兵虽然兵临城下，但十几万人不可能都投入战场，面对如此庞大的城池，要想四面完全合围谈何容易。
既然不想做亡国之君，又没有“君王死社稷”的勇气，那么在第一次汴梁之围结束后，就应该做好迁都南下的预案，最不济也应该在金兵围城时，下决心突围，也许还可以避免后面的悲剧。
但金人抓住了钦宗总在战争中抱有侥幸心理的弱点，一边猛攻汴梁城，一边又不断释放出愿意和谈得“善意”。
赵桓本就是个摇摆不定之人，金国的态度让他始终能感觉到一丝希望的存在。
南逃的机会转瞬即逝，汴梁的外城只坚持了23天便被攻破，钦宗无奈出城请降。
殊不知汴梁此时已是囊中之物、待宰羔羊，亡国在即的北宋，还有什么筹码出现在谈判桌上？
但凡宋钦宗有一点点宁为玉碎的血性，金国即使拿下汴梁，肯定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此后的求和过程，北宋朝廷就一直被金人牵着鼻子走，先是索要天价的金银、美女，然后徽钦二宗又被当作人质押往金营。
最后求和的结果就是，汴梁城被洗劫一空，赵氏皇族被一网打尽，皇宫后妃成为战利品，所有这些人，包括东京城中近十万的伎艺、工匠、厨师和娼优，都和徽钦二宗一道，作为俘虏被押往金国。
作为靖康之变时的罪魁祸首，赵佶赵桓二位北宋皇帝，在“北狩”的路上饱受凌辱，之后更是在金国过着毫无尊严、备受折磨的生活。
1135年，宋徽宗过完九年悲惨的囚徒生活，客死异乡，死后尸体还被金国人熬了灯油；而宋钦宗在57岁时，还被金人强迫下场打马球，结果根本不懂骑术的赵桓，跌落马下，被乱蹄践踏而亡。
当逃不逃，错过争取自由的机会，当死不死，结果只能活得比死更惨，而最终，国破家亡，又都难逃在更大的屈辱中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