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初冬，离大雪节气还有三日，天气愈发寒冷干燥。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除了天空格外的暗沉，似乎与寻常冬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阴云笼罩下的苏州城，那死一般的寂静中，却隐藏了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午后二时，慕王府幽深、宽阔而略显阴暗的大殿之内，此刻正聚集着负责防御这座城市的所有高级将领。

刚刚经历一番激烈的争吵，殿内鸦雀无声，空气沉闷而压抑，剑拔弩张的气氛却在沉默中渐渐酝酿成了致命的杀机。

只是为首的慕王谭绍光似乎并未察觉，还准备开口再继续说些什么。

不料下方一人突然由座位上暴起，快步冲向不远处的慕王，同时从宽大的袍袖中抽出一柄短刀，狠狠向对方刺去。

锋利的匕首瞬间没入谭绍光颈部，鲜血崩射而出，毫无防备的慕王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口，便捂着伤口颓然倒地。

大殿中其余众人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蜂拥而上，纷纷挥刀向血泊中痛苦挣扎的慕王砍去……

1863年12月4日，苏州被围日久，以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均为首的八名将领，密谋于军事会议上将主帅慕王谭绍光杀害，随后，献其首级作为“投名状”，开城向淮军乞降。

谭绍光祖籍广东南海，康熙年间，其祖上迁居至广西平南县城。

1850年，洪秀全发布金田团营令，振臂一呼，桂平周边两万余“拜上帝教”会众纷纷揭竿而起，当时年仅十六岁的谭绍光，也跟随族人加入了太平军的行列。

早期太平天国的将领，大多都是来自于紫荆山区的烧炭工或者底层的贫苦农民，文化知识相对有限。

但由于家境殷实的缘故，谭绍光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清稗类钞》记载，其在驻守苏州时，曾与被俘的士人畅谈《左转》，期间谭绍光见读书人衣着单薄，甚至还解下自己的外衣为其御寒，最后更是安排人手专程互送其归乡。

这样开明、风雅的儒将在太平军中确实少见且独树一格。

另外，在加入太平天国之前，谭绍光还曾跟随木匠学过手艺，不知是否因为这样的一段经历，让其日后晋封慕王时，获得了“斩曲留直”封号，只是史事微渺，已无从考证。

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由广西北上，谭绍光因为年纪尚小，无法参加成年人的正规战斗部队，于是便被安排到“牌尾”，即童子军序列之中。

此后谭绍光跟随太平军远征万里，转战南北却声名不显，一来当时太平军中猛将如云，军中众人普遍缺乏独当一面的机会，更何况其身居童子营，战场之上大多只是承担放哨、侦查这样的工作。

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洪、杨争权演变成血腥的派系屠杀，进而造成精锐人才的大量凋敝，太平天国也为之元气大伤。

而当时，湘军正以咄咄逼人之势由两湖地区蓬勃而起，卧榻之侧又有清军江南、江北两座大营虎视眈眈，面对“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窘困局面，洪秀全被迫恢复之前的“五军主将制”。

由此，陈玉成、李秀成等优秀的年轻将领，受到启用走上前台，并在太平军中迅速崛起。

而正是在1856年之后，太平天国的历史中，才渐渐有了谭绍光的名字。

1858年，谭绍光开始跟随当时的副掌率李秀成出京作战。

1860年2月，天京为江南大营所困，面对这个近在咫尺的威胁，李秀成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而是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奔袭浙江首府杭州。

杭州乃是清廷税赋重地，更是江南大营的财政来源所在，李秀成的突然袭击，致使清廷朝野震动，江南大营的清军闻讯更是慌忙撤去天京之围，发兵增援杭州。

眼见调动清军成功，李秀成当即放弃攻城，随后以迅雷之势回师，趁江南大营兵力空虚，一举将其歼而灭之。

而谭绍光在攻打杭州外城以及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中，因表现出众，受到忠王的认可和赏识，从而在李秀成兵团中逐渐崭露头角。

1860年夏，湘军大举围攻安庆，洪秀全命当时太平天国最强的陈玉成、李秀成两大兵团，分由长江南北两岸西进，以钳形之势合取湘军后方基地湖北，迫使曾国藩撤军回援，从而达到解安庆之围的目的。

在追随忠王西征的过程中，谭绍光屡立战功，不断受到封赏。1861年4月，赐爵“健天义”，开始自领一队参与作战。

同年5月初，领兵大破清师于临江府，阵斩统领郭市元，擒获副将李金旸。尤其是李金旸乃天地会降将，绰号冲天炮，骁勇善战，临清一役，谭绍光名声大噪。

但忠王李秀成始终心系苏福省，安庆之得失，根本无关其痛痒，之所以西征无非是天王一再严旨催逼形势所迫，勉强发兵，却又不急于西进湖北，早日与陈玉成在武昌城下汇合，而是在沿途一路招兵买马，壮大声势。

1861年6月，当李秀成的部队终于兵临武昌时，陈玉成因久等忠王不至，已先行东返回救安庆。

见陈玉成兵团撤走，李秀成更是毫不犹豫地放弃进攻武昌，回师攻打浙江。

1861年9月，李秀成兵团取道江西进入浙江，此后，克余杭、攻萧山、破绍兴并于11月初第二次兵临杭州，这一次，忠王再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志在必得。

12月中旬，谭绍光、陈炳文、邓光明、郜永宽等攻破清波门，夺取杭州。城池陷落之际，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殉城。

自王有龄而下，杭州城内藩臬诸司、文武官员或毙或降，几乎被太平军一网打尽。

1862年初，当时忠殿第一悍将、负责镇守苏州大本营的陈坤书，因遭人陷害离间而与忠王产生矛盾，随后领兵出走常州。

而安庆失守后，陈玉成兵团遭遇毁灭性打击，此后整个太平天国，便是李秀成一家独大，因而颇遭天王忌惮。

正筹谋削弱忠王势力的洪秀全，闻知李、陈失和，可谓“喜从天降”，急忙为陈坤书送上“护王”爵位，并赐常州为其封地。

陈坤书就藩常州自立门户后，正在攻打上海的忠王唯恐苏州有变，星夜兼程返回苏福省主持大局，而将前线的军政要务，全权交托于谭绍光负责。

也正是从1862年初开始，谭绍光逐渐成为李秀成麾下最信任也是最得力的战将。并指挥太平军在沪上作战。

其时，上海清军孱弱不堪，即使有华尔洋枪队从旁助力，面对太平军也非常吃力。

1862年2、3月间，谭绍光挥师先夺奉贤、南汇，再克吴山、高桥，进逼宝山、威胁上海。

但正在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形势突然剧变——因沪上告急，当地乡绅惶恐不安，遣人至安庆向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泣血求援”，并承诺若湘军来援，每月将以白银十万两劳军。

但湘军此时正准备全力进攻天京，实在无暇他顾，曾国藩于是安排门生李鸿章返回安徽老家，招募两淮丁勇组建“淮军”。

6500名淮勇于1862年4月起，由安庆乘船陆续赴援上海，而李鸿章的军队战斗力相当不俗，甫至沪上，便连战连捷，解除了上海迫在眉睫的危机后，迅速站稳脚跟并打开了局面。

生力军的突然到来，使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面对上海外围战事的持续低迷，忠王命谭绍光转移阵地，南下湖州。

湖州“形势险奥、地处要冲”，既是浙北的军事重镇，又是苏、浙、皖三省咽喉。

从1862年1月开始，李秀成兵团便对湖州外围展开扫荡，很快周边城镇悉数荡平，仅余城北二十里的大钱口仍为清军盘踞。

此处不仅与湖州互为犄角，守城清军还能凭此取道上海，获得米粮军火等物资。

当年正月间，天气严寒，暴雪三日不绝，太湖湖面封冻，太平军乘机“履冰而渡”，突袭清军营垒。清水师战船困于坚冰不能驶动，大钱口一举为太平军攻克。

大钱口即破，湖州顿时孤危，李秀成决定围而不攻，等待城内粮食耗尽，乘便取事。

围城3月，湖州粮秣渐罄，而正值士气低迷，人心惶惶之际，谭绍光大军浩荡南下，这兵临城下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守城部队的心理防线。

为求生计，清军士卒纷纷准备黄衫、红巾，暗中都已做好了投降太平军的准备。

5月30日黎明，千总熊得胜归降，依约开东门迎接太平军，届时南门亦开，于是，谭绍光率军胜利占领湖州。

捷报传至天京，洪秀全大喜过望，首功之臣谭绍光获封慕王，衔称“殿前斩曲留直顶天扶朝纲慕王丰千岁”。

湖州既克，忠王又遣谭绍光再次进攻上海，慕王依旧悍勇，偕听王陈炳文于青浦大破英军及“常胜军”，随后督兵进至法华镇、徐家汇、九里桥，进逼上海城垣。

但1862年以后，太平天国的整体形势急转直下，英王陈玉成兵败庐州，于寿州中计被俘身亡，安徽全境沦陷。

而正面战场的长江防线也是节节败退，湘军主力的吉字营在曾国荃率领之下，势如破竹，于1862年5月底屯兵天京城郊雨花台。

湘军兵临城下，洪秀全寝食难安，连忙下诏命李秀成入京勤王，忠王只得暂停对上海的攻势，召集谭绍光等诸王回苏州商议解围之事。

苏州会议结束之后，李秀成安排部分兵力先行西援京师，而慕王旋即第三次发兵上海，与会王蔡元隆联袂大破清军于北新泾，再占法华镇、静安寺，距上海城垣仅十里之遥。

此后虽因清军联手英、法军队水陆用兵，致使太平军攻沪之役功亏一篑，但三战上海，慕王屡为军锋、身先士卒，其骁勇善战之名，不胫而走，闻于中外。

1862年9月，天京被围日久，天王一日三旨催逼忠王回援，李秀成无奈召集麾下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堵王黄文金等十三王，统兵三十万，由苏州直扑雨花台。

李秀成兵团倾巢而动，但雨花台之战却并未取得突破，血战46日，最终忠王铩羽而归。

雨花台破围失败，天京仍处于困境之中，而此前蛰伏沪上一隅的淮军，却趁李秀成主力回师勤王之际，由上海发起了对苏福省的反攻。

1862年10月24日，几乎就在忠王雨花台撤军的同一天，上海城北的嘉定重为淮军所占。

苏南战火重燃，而此时天王又命李秀成渡江北上，经皖北入鄂，攻敌后方以分南岸湘军之势，实行“进北攻南”的作战计划。

只是忠王北渡不久，1863年1月，常熟突然发生叛乱，守将骆国忠剃发降清。

常熟为苏州北面门户，李秀成闻讯大惊，忙领慕王谭绍光回攻常熟平叛，后因天王不断催促渡江北上，忠王只得重返皖北，并将常熟前线的指挥权委托给慕王谭绍光。

1863年，天京逐渐深陷于湘军的重围之中，苏福省也同样面临着淮军的巨大威胁，自此而后，李秀成不得不辗转于天京、苏州两地，往返奔波，疲于应付。

苏常地区的战争已全面爆发，且形势对于太平军而言不容乐观，在忠王大部分时间都要留守京师的情况下，忠殿第一悍将、年轻的慕王谭绍光，在困境之中临危受命，担负起了卫戍苏福省、尤其是保卫苏州的重任。

只是忠殿之内山头众多，各路将领均有王爵在身，又多怀拥兵自重之心，李秀成主持大局时，尚能弹压一二。

但慕王年轻资浅，并不具备忠王在军中长期形成的威信，手中掌握的直系兵力又少，对于当时的将领并无太多威慑，而这以上种种，也为其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隐患。

慕王谭绍光和听王陈炳文合兵攻常熟近三个月，中途本有机会破城，但2月中旬恰逢太平天国天历新年，谭绍光由前线返回苏州度岁，针对常熟的攻势也一度停止。

再等慕王重返战场，淮军与常胜军已从上海增援而至，破城的最佳时机已然丧失，而攻守态势也发生了互换，4月6日，鏖战城下七十余日后，谭绍光黯然退兵。

重夺常熟的计划失败，慕王率所部返回苏州，而苏州东面门户太仓、昆山又相继为淮军攻陷，李鸿章趁势兵分三路，直扑苏州。

经过三个月的反复拉锯争夺，淮军连克外围江阴、平望、吴江各城，至1863年9月，已经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苏州形成合围。

淮军虽携新胜之威，来势汹汹，但苏州作为整个苏福省的中心，又被忠王苦心孤诣经营长达三年之久，其防御能力绝非外围州县可比。

此时苏州城内守军尚有六万之众，且都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的精锐部队。

且苏州城垣高大坚厚，防御工事极其坚固，太平军还在城市周围数十里及各门附近设有大量营垒，淮军想要拿下固若金汤的姑苏重镇，可谓困难重重。

但此前忠王“进北攻南”的军事行动遭遇惨败，天京依然处于湘军的长围久困之中，形势每况愈下。

而苏州告急的同时，杭州也被左宗棠楚军围困，可以说1863年6月以后，太平天国在东南战场已经全面陷于被动。

太平天国江河日下，眼看已是大厦将倾，苏州城内以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均为首的八名将领，开始暗生投降之意。

这些意志不坚定的叛徒，先是在战场上出工不出力，阳奉阴违，后来干脆与淮军中的原太平军降将程学启暗通款曲，密谋献城。

9月底，李秀成由天京赶回苏州主持作战，面对外围作战连续失利的局面，提出“让城别走”的战略构想。

但郜永宽等叛徒早将苏州城视作投降后邀功的资本，极力反对转移，而慕王谭绍光怀着对太平天国的忠诚，更是执意坚守，忠王无奈，只得作罢。

1863年11月底，天京再次告急，忠王只能奉诏启程回援，但李秀成此时却犯下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

早在离开苏州之前，忠王已经通过郜永宽等人的战场表现，发觉了一些端倪，但面对可能发生的集体性投敌叛国行为，李秀成却没有以雷霆手段及时制止，只是试探性的告诫八位将领，“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

忠王的妥协无异于对变节行为的默许，大敌当前，姑息养奸已然是糊涂透顶，更为致命的是，李秀成临别之际，还没有向谭绍光透露关于叛乱的任何消息。

重兵围城，苏州危在旦夕，忠王就这样将忠心耿耿且毫无防备的谭绍光，留在了一群心怀叵测的叛徒之中。

果然在李秀成离开不久，1863年12月4日，谭绍光召集八位将领于慕王府中商议苏州防御问题，军事会议之上，康王汪安均突然出手刺杀谭绍光，众将随即一拥而上，合力将慕王首级砍下。

12月5日凌晨，郜永宽、汪安均等人，率四万苏州守军，迫不及待地开城向清军请降。

好在天道轮回屡试不爽，暗杀战友、出卖国家的八位小人，投降不久即被李鸿章设“鸿门宴”全部诛杀。

慕王虽死，到底留下了忠义之名，而这些叛徒，不仅在当时身败名裂，更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