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年）五月，陈朝北伐军的统帅吴明彻率领军队挺进了秦郡（现今的江苏省六合县）。这座被北齐占领长达17年之久的江北重要城市，终于重新回到了南朝的怀抱。对于吴明彻而言，秦郡不仅是战略上的胜利，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里是他的故乡。

统帅十万大军，凯旋而归，这样的荣耀在人的一生中并不多见。为了庆祝这一辉煌时刻，陈宣帝特意派遣使者带来了太牢（包括一头牛、一头猪和一只羊，这是祭典中最尊贵的形式），供吴明彻用于祭祀祖先。在秦郡吴氏的祖庙前，壮观的文武仪仗队和超规格的祭礼，为这位大元帅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然而，当吴明彻北望中原时，他深知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战争尚未结束，前方还有许多挑战等待着他。这份隆重的祭礼，既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对未来战斗的激励。

吴明彻北伐的目标是北齐。当时，北齐朝廷的核心人物是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侍中穆提婆和领军大将军韩长鸾，三人被时人称为“三贵”。这一现象不禁让人联想到东魏、北齐立国以来屡次出现的“贵”字辈人物。

勋贵政治是五胡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汉的刘曜、赵的石虎、前燕的慕容恪等，北魏时期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勋贵。东魏、西魏建国之初各有特点，尤其是西魏北周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更是声势显赫。勋贵政治实际上是皇权衰弱、制度不健全的产物，它与南朝的门阀政治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

勋贵集团在国家创立初期有助于集中权力、提高行政效率，但如果长期让他们把持政治，极易导致政局动荡，对国家造成长远的损害。

反观东魏北齐，始终未能正视这一制度性问题。高澄虽曾暂时压制过勋贵，但这一问题不幸与胡汉冲突交织在一起，导致削弱勋贵被误解为削弱鲜卑贵族。高氏诸帝缺乏远见，继续维持勋贵政治，使得这一政治问题与腐败一同成为致命的顽疾。

东魏建国初期，有高岳、孙腾、高隆之、司马子如四位显贵，北齐武成帝时期则出现了和士开、娄定远等八位显贵，而到了后来，又有了所谓的“三贵”。

最初，“四贵”均为高欢创业时的元勋大将，尽管各有不足，但他们都有着卓越的才能，是在血与火中磨炼出来的强者。在高欢的统领下，“四贵”整体上仍能发挥积极作用。

到了武成帝高湛时期的“八贵”，虽然赵彦深、唐邕等人在军政大事上仍有建树，但在武成帝昏庸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外朝的高睿和军界的三位大将勉强还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然而，到了“三贵”时期，北齐最终彻底失去了控制。

有必要介绍一下“三贵”的来历。

穆提婆是陆令萱的儿子。陆令萱作为后主的乳母，在后宫中权倾一时。当时，后主宠爱斛律皇后的婢女穆舍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陆令萱认穆舍利为义女，并鼓动后主立她为弘德夫人。后来，穆舍利生下了高恒（即后来的北齐幼主），母以子贵，穆舍利逐渐晋升为皇后，陆令萱也因此被尊为太姬。

此时，后主的母亲胡太后因与胡僧私通，被后主变相软禁。陆令萱实际上成为了皇太后。她的儿子骆提婆也随着穆皇后改姓为穆。陆令萱母子权势显赫，生杀予夺皆在他们手中。

高阿那肱擅长骑射，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特长。他在高洋北征柔然时因军功而被提拔，后来在武成帝时期，通过谄媚皇帝和逢迎和士开而获得重用。尽管高阿那肱的才能远不如和士开，但在北齐后主高纬亲政后，北齐后主却认为高阿那肱这种平庸之人更为可靠，竟任命他为外朝首脑。

韩长鸾原本出自军旅，体魄强健，擅长骑马射箭。早年他曾担任东宫的警卫，因受到高纬的赏识，两人关系逐渐密切。

北齐后主高纬即位后，韩长鸾升任侍中、领军，负责掌握内省的机密事务。然而，他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能力，既不通晓经史，也不擅长处理政务。由于自己的背景，他偏爱武人，对汉人士人怀有敌意（据推测，他可能是鲜卑族破六韩氏改姓而来）。他经常咒骂汉人官员：“这些汉人实在难以忍受，必须除掉。”

韩长鸾与陆令萱等人共同执掌朝政，内外勾结，恣意妄为，导致忠臣良将逐渐被排挤出朝廷，北齐的国政日益衰败。这一时期，还发生了高俨谋反以及斛律光、高长恭被杀等重大事件。

琅琊王高俨是北齐后主高纬的同母弟弟，在武成帝在位期间备受宠爱。后主高纬被立为太子后，武高湛成帝为了补偿高俨，授予他一系列显赫的官职，包括侍中、中书监、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等，后来又升任司徒、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

高俨几乎掌握了朝政内外的大权，统领邺城的禁军，其地位仅次于太子。然而，武成帝对高纬的能力并不满意，常常萌生废立太子的念头。

高俨对此心知肚明，对后主高纬并不尊重。有一次，他发现高纬宫中新进了一批冰镇的早李，便对身边的官员大发雷霆，质问为什么自己没有。从此以后，武成帝每逢有新奇的物品，总是先送给高俨。

高俨的狂妄不仅表现在对武成帝的态度上，他还曾直言不讳地对武成帝高湛说：“哥哥你太软弱了，怎么能指挥得了左右的人呢？”

在邺城代行政务时，高俨甚至让皇室中的各位叔父向他下拜，以此来取悦武成帝。每当武成帝出巡，都会让高俨留守邺城，足见他对高俨的信任和倚重。

武成帝去世后，高纬与和士开、穆提婆秘密商议，计划逐步削减高俨的权力。高俨原本只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公子哥，虽然少年得志、气焰嚣张，但对政局并没有深刻的见解。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对和士开产生了强烈的嫉恨。

在冯子琮、治书侍御史王子宜、开府高舍洛、中常侍刘辟疆等人的煽动下，高俨被说服，由领军将军厍狄伏连诱杀了和士开，并率领京畿大都督统辖的3000禁军前往皇宫外的千秋门，意图废黜北齐后主高纬。

高俨对后主派来的使者说，和士开策划废黜皇帝，并将胡太后剃度为尼姑。他提出，如果皇帝愿意赦免他矫诏杀人的罪行，就请陆令萱出来带领他进宫谢罪。

陆令萱当时手持利刃站在齐后主高纬身旁，因恐惧而颤抖，不敢出声。广宁王高孝珩与安德王高延宗闻讯赶来，见到这种情况，质问高俨为何不率兵闯入宫中。

高俨回答说人手不足，不敢贸然行动。两位王爷怒斥道，当年孝昭帝仅带领八十名士兵就敢杀入宫中，除掉杨愔夺权，如今高俨手握数千兵马，却胆怯不敢行动。

随后，军中首屈一指的将领斛律光奉诏进入宫中，他站在了后主一边，强行拉着后主前往千秋门。禁军见后主亲临现场，士气大挫，毕竟皇帝的威严非同小可，再加上有斛律光的支持，数千禁军纷纷溃散。高俨最终束手就擒，不久后被后主处决。

经过这一事件，多疑懦弱的高纬对掌握大权的勋贵大臣更加猜忌，尤其是对一向不愿屈意奉承皇帝的军界两大传奇将军斛律光和高长恭，更是难以放心。

斛律光在段韶去世后，成为了军方独一无二的领袖。数十年的征战使他威名赫赫，虽然不涉足政治，但主持尚书省事务的赵彦深每逢重大朝政决策，都会提前征求斛律光的意见，以示对其的尊重。

然而，祖珽被召回中枢后，改变了这一惯例，凡事都自行决断，从不与斛律光商议，两人的矛盾日益加深。

祖珽虽然双目失明，但有一次骑马从斛律光面前经过而未察觉，这令斛律光极为愤怒——按惯例，朝中大臣见到斛律光都会礼让三分，绝不敢在他面前不下马。另一次，祖珽在内省议事时声音大且傲慢，斛律光听后非常不满。

穆提婆请求迎娶斛律光的庶女，原本意图通过联姻结交权贵，以稳固自己的地位。然而，斛律光鄙视穆提婆的出身，拒绝了这门亲事。

后来，后主高纬赐给穆提婆一片位于晋阳的官田，这片土地原本用于饲养军马。斛律光对此不满，直言不讳地向后主表示，此举会妨碍军务。因此，祖珽、陆令萱和穆提婆与斛律光结下了梁子。

将相之间的不和对国家极为不利。斛律光不仅得罪了朝中的重要大臣，还触怒了后主身边的红人陆令萱及其子穆提婆。陆令萱母子在后主面前举足轻重，斛律光与他们的对立，实际上是对抗皇权。此外，由于穆舍利逐渐得势，斛律皇后的地位日渐式微，斛律光对此颇有怨言，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北周的间谍专家韦孝宽得知这一内情后，派人到北齐的邺城散布谣言，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这些谣言暗示斛律光手握重兵，有取代高氏统治的野心。

祖珽得知这些谣言后，为了进一步混淆视听，又添油加醋地补充了两句：“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将陆令萱也牵扯了进来。

后主高纬听后，心中顿生疑惧，不由得想起了斛律光过去的“前科”。

在宜阳汾北之战结束后，斛律光率军返回京城。后主命令他在途中解散部队，各自返回本镇。然而，斛律光认为部队尚未受到赏赐便解散，会对军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拒绝解散，一直将部队带到了邺城西北郊的紫陌。

大军临京扎营，历来被视为大忌。尽管后主当时心存猜忌，但并未表露出来。如今谣言四起，新账旧账一起算，后主终于动了杀机。

后主先向韩长鸾征询意见，韩长鸾认为杀斛律光不利，不太同意。但禁不住祖珽和穆提婆反复进谗言，后主高纬最终下令，以让斛律光陪同出游为借口，召其入宫。刘桃枝率领宫中卫士当场勒死了斛律光。随后，后主又下令捕杀了镇守幽州的斛律羡，两兄弟的儿子们也大多被处死。

斛律光去世后，高长恭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后主连续处死了博陵王高济（高欢的第十二子）和赵郡王高睿（高欢的侄子），使得整个宗室人心惶惶。高长恭在外掌握重兵，威望日增，自感危机四伏，于是开始大肆贪污受贿，希望通过自污的方式来减轻后主对他的猜忌。

有一次，后主询问高长恭：“你为何每次都深入敌阵，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这指的是在洛阳大战中，高长恭深入敌阵，成功击破了北周军队。

高长恭一时兴奋，脱口而出：“家事亲近，不觉就如此深入。”没想到这句话触动了后主的忌讳，使后主更加猜疑他。

后来，陈朝北伐，江淮地区陷入动荡。

高长恭担心再次被派去统帅军队，忧心忡忡地说：“我去年面部肿胀，今年怎么没有复发呢？”从此，高长恭故意拖延病情，不再积极治疗，希望借此躲避灾祸。然而，这一切终究未能改变他的命运，后主高纬最终还是派人用毒酒将他杀害。

从客观角度来看，斛律光与高长恭实际上并未对后主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他们的悲剧更多是由于高俨的谋反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国家将亡之际，内乱频发，后主的这些自毁长城的行为对北齐的国防力量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随着老一辈将领的逐渐隐退，以及斛律羡、高长恭等中坚力量的相继遇害，北齐再无能与周、陈抗衡的将领。政局的崩溃很快导致了军事上的全面溃败。

周武帝宇文邕得知斛律光的死讯后，甚至下令大赦天下，这一幕真是让亲人痛心、敌人快意。

此时的周陈两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北周，周武帝宇文邕诛杀了权臣宇文护，全面收回了皇权。

为了巩固统治，周武帝宇文邕在诛杀宇文护的同年（572年）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亲自前往羌桥和斜谷，召见京城东西两面禁兵的都督以上将领，并大加赏赐，以收拢军心。此外，他还下令焚毁了壮丽的上善苑，以此向外界传递出皇帝崇尚节俭、不事享乐的信号。

而在南陈，情况则有所不同。废帝光大二年（568年），安成王陈顼通过胁迫皇太后，成功废黜了陈伯宗，将其降为临海王，自己则登基称帝，成为陈宣帝。

为了避免重蹈宋、齐、梁三代宗室相残的覆辙，陈宣帝并未对陈文帝的子孙进行大规模迫害，仅处死了废帝陈伯宗和敌意甚重的始兴嗣王陈伯茂。

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陈宣帝陈顼将始兴王的法统重新收归己有，让自己的儿子陈叔陵继承始兴王的爵位。在政务和军事上，陈顼继续沿用了原有的文武大臣，如淳于量、吴明彻、章昭达、黄法氍分别负责军事事务，而毛喜、周弘正、徐陵则分管政事。

公元569年，陈宣帝改元太建。即位之初，他延续了文帝的执政风格，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多次减免民间赋税，抚恤战争中的伤病残人员，鼓励各地开垦荒地，恢复人口，并赦免和减轻部分罪犯的罪责。这些举措使得陈朝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社会局势更加稳定。

尽管在此期间发生了广州刺史欧阳纥的叛乱，但这场叛乱很快被平息，未对陈朝的整体局势造成影响。

北周看到陈朝的这一局面，派遣使者前来修好。起初，陈朝因北周接纳华皎投降一事心存芥蒂。北周使者杜杲（唐初名臣杜如晦的叔高祖）则巧妙地辩解，称陈朝早先接纳了郝烈的叛乱（此事件在史书中没有记载）。

陈朝使者徐陵对此表示不屑，指出郝烈只是一个裹挟了几百户百姓的小土豪，根本无法与跨州连郡的华皎相提并论。

杜杲则强词夺理地回应，虽然规模不同，但都是接纳投降，本质上没有区别。双方在外交语言上的交锋让徐陵感到无语。最终，两国各宣布胜利，结束了这场嘴仗。

陈宣帝希望用沌口之战中俘虏的北周元定部下的军士，交换北周在江陵俘虏的王褒、庾信等人。

尽管北周明白陈宣帝此举只是为了试探他们的诚意，但他们依然坚决拒绝了陈宣帝的要求。杜杲则假装无法忍受陈宣帝的小伎俩，愤怒地提出辞职。

陈宣帝派人追问，表示北周的真实意图似乎是希望与陈朝联合讨伐北齐。如果陈朝同意，北周是否会归还樊、邓地区的南朝故土（即襄阳一带）。杜杲仍然坚持不允，但在言辞中暗示，如果陈朝对土地有如此大的需求，不妨向北齐寻求补偿。通过这次交涉，陈宣帝了解到了北周的底线，于是不再多费口舌。

杜杲的出使基本实现了与陈朝建立战略联盟的目标，两国随即停止了战争状态，不再在边境发生冲突。鉴

于陈朝经过十余年的恢复，国力逐渐增强，陈宣帝开始萌生北伐北齐的想法。

太建四年（572年）八月，陈顼亲自整顿军务，制定了十三条练兵条例，并颁布诏书，明确表达了他整军经武的决心。

自东晋南渡之后，北伐一直是南朝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每一位有所作为的南朝君主，都希望借助北伐来扩大领土、树立威望。根据历史记载，从东晋建武元年（317年）祖逖北伐后赵开始，到陈太建五年（573年）陈朝发动的太建北伐为止，南朝历史上共有多次重要的北伐行动。

这些北伐行动包括但不限于：

- 东晋咸康五年（339年），庾亮北伐后赵。

- 东晋永和五年（349年），褚裒北伐后赵。

-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殷浩北伐前秦。

- 东晋升平三年（359年），谢万北伐前燕。

- 东晋穆帝永和十年（354年）、永和十二年（356年）、太和四年（369年），三次北伐前燕、前秦。

- 太元八年（383年），谢玄北伐前秦。

- 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北伐南燕、后秦。

- 刘宋元嘉七年（430年）、二十七年（450年）、二十九年（452年），三次北伐北魏。

- 梁天监四年（505年），萧宏北伐北魏。

- 梁大通三年（529年），陈庆之北伐北魏。

- 梁太清元年（547年），萧渊明北伐东魏。

- 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发生在陈太建五年（573年），由陈朝发动的太建北伐。

这些北伐行动不仅反映了南朝对恢复中原统治的渴望，也展示了南朝在军事上的努力与尝试。然而，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这些北伐大多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但它们仍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南朝的北伐行动，其目标始终是为了恢复失去的领土。东晋时期，北伐的口号是收复西晋时期的故土，即重新夺回中原地区。

然而，自宋文帝之后，历次北伐的目标逐渐缩小，主要集中在夺回刘裕开国时所占据的河南地区，对于更远的关中和河北地区则已无力染指。

到了梁朝，北伐的意图进一步缩小，主要集中在淮河沿线与北魏争夺控制权，主要战场多在寿阳、钟离一带。

到了陈朝，江北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已经丧失，陈朝北伐的实际意义，仅限于夺回淮河以南的土地，以巩固长江沿线的国防形势。

从北伐的时机来看，南朝几乎总是选择在北朝内乱或与其他国家形成友军关系时进行。陈朝也不例外。当时，北齐政局混乱，自毁长城，内部力量极大削弱；而北周世代与北齐为敌，志在消灭北齐，此时主动与陈朝结盟，成为强有力的外援。加上陈朝经过十几年的国力积累，内部异己势力已被彻底清除，北伐的各项条件均已具备。

在陈朝的朝廷会议上，公卿大臣的意见并不一致，但陈宣帝最终决定必须进行北伐。然而，大臣们在选择北伐统帅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时，大将章昭达已经去世，而开国老将中，以淳于量、吴明彻、黄法氍的地位最为显赫。

许多公卿大臣推荐淳于量担任北伐统帅，但陈宣帝与淳于量的关系似乎并不融洽。

早在太建三年（571年），淳于量因私自购买梁帝陵中的树木，与江阴王萧季卿一同被免官。尽管淳于量地位显赫，购买前朝帝陵的树木并不是什么大罪，但他仍被免官，这反映了陈宣帝对他的刻意打压。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北伐大军即将出师之际，淳于量官复原职，并被授予中护军大将军，掌管京畿禁兵。这种一升一降的做法令人困惑，但从帝王心术的角度来看，或许能解释其中的奥妙。陈宣帝不像他的父亲文帝那样，在陈朝开国过程中参与过战争，因此他对这些老将并没有多少威信。

如果将淳于量、吴明彻、黄法氍三位宿将全部派出去统兵，一旦他们拥兵自重，反噬朝廷，建康将毫无抵抗之力。因此，陈宣帝对淳于量采取了既打压又拉拢的策略，让他掌管京畿禁兵，以确保建康的安全。

淳于量对此心知肚明，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陈宣帝的决策，并派遣自己的儿子随军参战，以此表明自己的忠诚。

公元573年，即陈太建五年、北齐武平四年、北周建德二年，三月壬午，陈宣帝颁布诏书，任命侍中、镇南将军吴明彻为都督征讨诸军事，调集10万大军，展开北伐行动。

陈军分为四路出击：中路由吴明彻率领主力渡江攻打秦郡；西路由黄法氍从采石渡江，进攻历阳；东路由吴兴太守徐敬成（老将徐度之子）率部渡江，攻打广陵。这三路部队均来自建康。此外，西阳太守周炅也从西阳、武昌一带出兵，策应主力，进攻北齐的罗州（今湖北蕲春北）。

北齐对江北州郡的控制较为松散，军队部署相对较弱。北齐对淮南地区的重视程度不高，将其视为意外获得的边缘地带，统治手段极为严苛，赋税征收沉重。文宣帝高洋在初取淮南时，为了安抚民心，曾下令免除淮南各州郡10年的赋税。

然而，北齐的勋贵们一直视淮南为异己之地，心存芥蒂。10年免税期满后，北齐采取了报复性的征税政策，赋税和徭役负担沉重，导致淮南民众普遍不满。

除了禁止在江淮地区进行渔猎活动，导致当地百姓无法通过捕鱼来补贴家用，引起广泛的不满之外，北齐的一些官员还违法乱纪，将鲜卑商人拖欠的官债转嫁给江淮地区的富裕家庭，并强迫州县进行追缴。

此外，从北方征收的战马被以高价强制卖给江淮地区的豪强，但一旦款项到账，北齐政府又以备战为由，强行无偿征用这些马匹。这一系列行为使北齐彻底失去了江淮地区豪强和平民的支持，民心尽失。

当陈军渡江南下并接连取得胜利时，各州郡的士民终于迎来了希望。他们纷纷响应，有的直接归附陈军，有的则杀死了北齐的守令后投降。《陈书》卷21《孔奂传》中记载：“徐州、豫州的首领相继投降归附，封赏与选拔工作纷至沓来，孔奂负责接待和引荐，门前宾客络绎不绝。他善于识人用人，熟悉百家学说，凡是他提拔的人才，无不受到士大夫的敬佩和信服。”

吴明彻率领的大军渡过了长江，沿着滁河进入六合。猛将程文季，老将程灵洗之子，指挥水师直逼州城。此前，北齐人在城外河口树立了大木栅，以防范陈军的水师进攻。

程文季率部拔除了这些木栅，扫清了前进的障碍，顺利进抵州城之下。然而，由于州城防御坚固，陈军一时难以攻破。

陈军渡江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北齐的首都邺城，朝廷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以散骑常侍王纮为首的一众朝臣反对出兵救援淮南，理由是自宜阳汾北之战以来，北齐军队屡遭败绩，若此时再大规模出兵南方，可能会引发突厥和北周的再次入侵，从而导致更大的失利。

​北齐一贯重视西北而轻视东南，即使在高洋时代国力鼎盛之时，也未能同时在南北两线作战。如今国力衰退，既要应对北周的威胁，又无力南下与陈军交战。

然而，北齐后主并未采纳王纮的建议，决定派遣尉破胡和高景安两路大军数万人，分别前往救援秦郡和历阳。具体兵力不详，但据《陈书》记载，北齐援军有10万人，这一数字似乎不太可信。

北齐的总兵力不足20万，其中中央直接控制的主力约10万人驻扎在晋阳，这部分军队历来不敢轻易调动。其余兵力则分散部署在边境各州镇。经过钟山一战，淮南方向的部队损失惨重，短时间内重新集结10万人以上的军队对北齐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年高洋登基后，整顿军队，京师和晋阳的主力骑兵主要由鲜卑人组成，选拔标准极为严格，被选中的士兵个个勇猛过人，以一敌百，被称为“百保鲜卑”。

汉人中的壮士则经过挑选，被编入戍守边境的部队，称为“勇士”。

尉破胡与长孙洪略两位将领率领的部队装备精良，成员多为鲜卑人，大部分来自邺城。他们的先锋部队分为“大力”、“犀角”、“苍头”等多个队伍，每个士兵都是身材魁梧、力大无穷的敢死之士。原梁朝降将王琳因熟悉南方情况，随尉破胡南征。王琳建议说，陈军行动迅速且锐利，不应立即与其正面交锋，而应采取长远策略。

然而，尉破胡并未采纳这一建议，直接率军向秦郡进发。双方的首次遭遇战发生在秦郡城外。

北齐军初来乍到，士兵个个气势如虹，士气高昂，两军一交手，大力、苍头、犀角等鲜卑精兵勇往直前，横冲直撞，迫使陈军不断后退。

一名来自西域的胡人射手箭术高超，箭无虚发，给陈军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吴明彻见局势难以打开，便对部下的勇将萧摩诃说：“如果能除掉那个善射的胡人，敌军必定会失去斗志。”萧摩诃随即让人指认出那名西域胡人，然后喝下吴明彻赐予的酒，独自一人跃马冲向敌阵。

萧摩诃在13岁那年便在其姑父蔡路养的麾下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侯景之乱期间，蔡路养与陈霸先对立，萧摩诃以一己之力单骑挑战陈霸先的军队，无人敢与其正面交锋。然而，随着蔡路养的失败，萧摩诃转而投奔了侯安都，自此成为了陈军中最为勇猛的将领之一。

在一次对阵北齐的战斗中，一名来自西域的胡人勇士见萧摩诃冲锋而来，勇敢地走出十余步，意图射杀这位敢于突破阵线的陈军将领。就在他准备拉弓射箭之际，萧摩诃迅速策马疾驰，并随手掷出一把铣鋧（具体为何物已不可考，但《资治通鉴》中的胡人注解认为这是一种小型的凿子），精准命中西域胡人的额头，使其当场毙命。

随后，北齐军中有十多名以力大著称的士兵前来围攻萧摩诃。

面对这些强劲对手，萧摩诃从容应对，左挡右刺，连续斩杀了数人。这一幕如同后世小说中描绘的大将单挑决定胜负的场景，极大地激励了陈军的士气。陈军将士们高声呐喊，奋勇向前，最终击败了北齐军队。

北齐将领尉破胡和王琳仓皇逃窜，长孙洪略战死沙场，吴明彻则乘胜追击，迅速攻克了秦郡城。此役之后，北齐军闻风丧胆，秦郡城迅速失守，落入了陈军之手。

吴明彻率领军队乘胜北进，攻克了泾州（今安徽天长），并迅速逼近淮河一线。

北齐的残军向寿阳方向逃窜，吴明彻则分派多路部队，分别进攻盱眙和钟离（今安徽凤阳）这两个战略要地，吴明彻则亲率陈军主力，一路疾行紧追北齐残军。

为了防止王琳等人逃往淮北，吴明彻不惜绕远路，先北渡淮河攻占仁州（今安徽固镇），切断了寿阳北逃的通道。随后，他转向西侧，攻克了寿阳西面的硖石口（今安徽凤台），将寿阳城彻底包围。

与此同时，西路的陈军渡过长江，包围了历阳。北齐历阳王高景安的援军到达历阳以西的大岘（今安徽含山县东北），黄法氍派遣部将任忠和鲁广达迎战高景安，成功将其击败，并在战场上斩杀了北齐的敷城王张元范。随后，陈军乘胜追击，占领了濡须河上的重要关隘东关（今安徽巢县）。

黄法氍对历阳城发起猛烈攻击，使用拍竿猛烈撞击城墙，齐军无力抵抗，最终投降。接着，陈军势如破竹，相继攻下了合肥、庐江和南谯州（今安徽滁县）。

东路陈军主要由水军组成，沿着长江北上进入运河，经过广陵继续向北推进。淮河与泗水之间的豪强纷纷响应陈军，运河沿线的各个城市大多不敢出战，许多城池选择弃城投降。

由于淮泗地区水网密布，有利于水军行动而不利于步军，加上北齐的主力部队集中在淮西，陈军的徐敬成得以率领部队顺利沿泗水北上，连续攻克了淮阴（今江苏清江）、山阳（今江苏淮安）、盐城、沭阳等地，其军事力量直接威胁到下邳。

在西线战场上，陈军将领周炅击败了北齐的陆骞，占领了江北的巴州（今湖北鄂州）和罗州（今湖北蕲春）等重要城市。樊毅部则越过⼤别⼭，攻下了楚子城（今河南息县）。与此同时，西路军的黄法氍部与樊毅部相互配合，控制了淮河上游的区域。

到了太建五年（573年）九月，除了齐昌、霍州等少数几个州郡外，陈军的北伐已经成功夺取了淮河以南的大部分领土，西至北周，东至东海。沿淮的重要要塞中，只剩下寿阳仍在北齐的控制之下。

短短四个月内，北齐失去了淮南地区，朝廷内外一片恐慌。在源文宗和赵彦深的坚持下，北齐重新任命从秦郡战败撤退到彭城的王琳，再次前往淮南，负责在江淮地区招募士兵，以抵抗陈军。

王琳投降北齐后，一直热衷于南征陈朝。然而，北齐扬州方面的负责人卢潜坚决执行“重西北、轻东南”的国家政策，使得王琳的南征计划屡遭压制。

卢潜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民政官员，他还努力修正北齐在江淮地区的重税政策，减轻百姓负担，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深得民心。陈宣帝曾多次对大臣们说，只要卢潜不死，北伐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卢潜在北齐中央的意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每当王琳上表请求南征时，卢潜总是随后上表反对，两人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在陈军渡江之初，北齐的大司徒赵彦深便与源文宗商讨对策，源文宗建议由王琳负责淮南的防御事务。王琳是江淮地区的人，声望卓著，许多旧部仍在江淮一带，能够有效地抵御南朝的北伐。

然而，当时的北齐后主并不信任王琳，依然任命鲜卑将领统领军队。直到淮南大部分地区失守，后主才不得不任命王琳为寿阳的主将。

王琳接到命令后，火速赶往寿阳。此时局势已经非常不利，陈军吴明彻的主力部队切断了寿阳北部的交通，而西线的樊毅部队则沿淮河东下，控制了颍口，阻断了河南方向的通道。寿阳被四面合围，成为了一座孤城。

太建五年（573年）七月，吴明彻紧随王琳之后赶到寿阳，趁着王琳刚刚抵达、防守尚未稳固之际，发动了猛烈攻势，一举攻破了寿阳的外城。王琳无力抵抗，只得率领残部退入内城坚守。

形势异常危急，但北齐后主高纬却毫不在意，依旧带着诸位勋贵大臣前往晋阳巡幸。崔季舒、张雕等人劝阻说，在这种情况下前往晋阳，会让人误以为北齐因畏惧陈军而迁都。

赵彦深、唐邕等中枢大臣最初也表示赞同，但见后主高纬坚持己见，最终改变了立场。一向仇视汉官的韩长鸾趁机怂恿后主杀死了崔季舒、张雕等30余名汉官，并将他们的尸体抛入漳河。

当年王琳在郢州一战中大获全胜，俘虏了陈朝的大将，而今却反被昔日的手下败将团团围困，世事无常，命运难测，令人唏嘘不已。

吴明彻命令大军筑坝堵塞淝河，引水灌淹寿阳城，城内洪水泛滥，引发了传染病，士兵死亡超过六成。

北齐得知消息后，派遣皮景和率数万大军南下救援，但皮景和畏敌如虎，不敢渡过淮河，只在寿阳三十里外驻扎。陈军将领担心前方有坚固的城池，后方又有援军，纷纷请求吴明彻定夺。吴明彻认为，用兵贵在迅速，皮景和不敢前进，显然是畏惧我军。因此，他决定暂时不去理会皮景和，全力攻打寿阳城。

吴明彻亲自披挂上阵，所向披靡，冒着箭雨到城下督战，陈军士气大振，四面围攻，最终攻破城池。陈军很快就活捉了王琳、卢潜、王贵显、可朱浑道裕、李騊駼等人，并派人押送他们回建康。

在紧急命令下，皮景和终于渡过淮河，但得知寿阳已经失守，继续前进已无意义，便迅速向北撤退。撤退的途中，皮景和在寿阳西北的苍陵，遭遇猛将萧摩诃的伏击，皮景和无法组织抵抗，丢弃了所有的驼马辎重，轻装北逃。

​陈军中不乏王琳的旧部，昔日王琳治军宽厚，与下属交情颇深，如今虽身陷囹圄，仍有不少旧部前来探望慰问。众人回忆往昔，感慨万千，其中不少人向吴明彻求情，希望能赦免王琳一死。

然而，昔日的枭雄即便身陷囹圄，依然拥有如此大的号召力，令吴明彻深感不安，唯恐王琳引发变乱。于是，吴明彻下令在寿阳城东二十里处将王琳处决，并将其首级送往建康示众。

寿阳的百姓听到这一消息无不悲痛流泪，有一位老叟不顾吴明彻的责罚，带着酒肉前来祭奠王琳，痛哭失声，最后将王琳的血收起，藏于怀中离去。

王琳的旧部、仓曹参军朱场向当时权倾朝野的尚书仆射徐陵求情，最终获准将王琳的首级带回寿阳八公山安葬。前来参加葬礼的旧部多达数千人。

之后，朱场秘密逃往北齐，向齐主请求处理王琳的后事。扬州的茅知胜等五人将王琳的灵柩护送至邺城，北齐追赠王琳为忠武王，并以隆重的礼仪下葬。王琳的长子王敬承袭了王爵。

这些事情对吴明彻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常常梦见王琳向他索要首级。

王琳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无奈，其经历令人唏嘘。他性格豪爽大方，待人宽容，治军严谨，堪称梁陈交替时期的杰出人物。然而，他生不逢时，面对的对手如王僧辩、陈霸先等皆为一时英豪，江南各路豪杰纷争不断，他难以脱颖而出。

直到这些英雄人物相继离世，局势渐趋稳定，王琳趁机占据湘郢、进攻建康，但因失去民心而失败，最终投奔北齐，志气大减。

尽管王琳努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却终究被命运所左右，最终兵败身亡，头颅被送至千里之外，唯有不变的忠诚之心，或许能稍许安慰他在九泉之下的灵魂。

寿阳之战是太建年间北伐的关键胜利，自此淮南地区再无北齐军队的踪迹。陈宣帝对此极为振奋，一方面重新部署兵力，巩固已占领的区域，另一方面对北伐将领进行了隆重的封赏。他派遣使者前往寿阳，亲自册封吴明彻为豫州刺史，并晋升为车骑大将军。

寿阳城南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共同聆听皇帝的诏书，主帅受此殊荣，全军士气大振。黄法氍则被任命为合州刺史，晋升为征西大将军。

在那一年底，陈军主力再次北上，以淮泗地区为主要攻击目标，依然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西路军由黄法氍率领，凭借压倒性的兵力优势，清除了齐昌、霍州等地的敌军。中路军则由吴明彻指挥，渡过淮河，向东北方向进攻，逐步清除淮河沿岸仍在抵抗的几座城池。

东路军利用水路的便利，沿着泗水、沭水、沂水等水系北进，先后占领了朐山（今江苏灌云）、郁州（今江苏连云港）、北徐州（今山东临沂），形成了对重要战略要地彭城的夹击态势。

到了太建六年（574年），陈军各部的攻势逐渐放缓，各路部队主要处于休整状态。直到太建七年（575年），陈军才重新开始北进，但作战规模远不及太建五年（573年）。

吴明彻统领各将领，相继攻克了彭城以南的宿预（今江苏宿迁）、潼州（今安徽泗县）、下邳等地，随后在淮北停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至此，太建北伐的第一阶段，也是主要的作战阶段宣告结束。陈军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拓展了数百里的领土，成功将防线推进到淮北地区。

北伐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胜利，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陈朝在天嘉年间经过小康时期的治理，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为北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江淮地区的水网密布，使得陈军的水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北齐军的骑兵优势则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再次，北齐的战略部署存在明显失误，未能及时投入足够的精锐部队。例如，尉破胡、皮景和、陆骞等人都是默默无闻的将领，与陈朝的一流将帅相比，无论是名气还是能力都相差甚远，加上兵力不足，取胜的机会自然不大。

此外，陈朝士兵士气高昂，求战欲望强烈，因此在多个战场上都能取得胜利。最后，淮南地区距离陈朝本土较近，后勤补给线畅通无阻，确保了前线作战的顺利进行。

客观而言，太建北伐是南朝历史上较为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展现了陈朝作为一个弱国的爆发力和尊严。尽管陈朝如同西落的夕阳，但这次北伐仍然为南朝数百年历史增添了耀眼的光芒。

陈宣帝的雄心壮志也因此更加高涨，他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淮北地区。北齐君臣的无能和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使他对继续北伐充满了信心。

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陈朝必须重新评估其战略，尤其是在周、齐、陈三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明确真正的敌人是谁，才能制定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