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太清三年（549年）五月，建康城的酷暑如期而至。

86岁高龄（虚岁）的梁武帝萧衍，昏昏沉沉地坐在宫殿内，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炎热。突然，他的孙子萧确（萧衍第六子萧纶之子）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泪流满面地喊道：“台城被侯景攻破了！”

萧衍沉默良久，终于开口问道：“还能再战吗？”

萧确回答：“人心已散，大势已去，无力回天。”

萧衍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瞬间破灭，他绝望地说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不久之后，这位历史上第二长寿的皇帝（仅次于清朝乾隆皇帝，享年89虚岁），带着无尽的悔恨，在皇宫中饿死了。

议和之错侯景的残兵渡过淮河后，暂时摆脱了东魏军队的威胁，但更大的挑战仍在前方。广阔的江南大地，何处才是他的容身之地？所谓“河南王”的称号，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这片他从未踏足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愿意接纳他，除了建康台城中那些昏庸无能的统治者。

正当侯景一筹莫展之际，梁朝马头戍（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要冲）的守将刘神茂前来向侯景献计：“新任豫州刺史萧范尚未到任，合肥城暂时由韦黯管理。趁着前去与韦黯会面的机会，可以趁机擒获他，这样就能轻易占领合肥。”

刘神茂之所以甘愿充当内应，是因为他与韦黯之间有私怨，希望借助侯景的力量除掉韦黯。

乱世出奸佞，刘神茂正是这样的小人。若非他引狼入室，侯景这区区八百残兵在淮南各地屡遭拒绝，很快就会暴露其真实面目，从而引起朝廷和民间的警惕，最终可能被重兵围剿，彻底铲除这个祸患。

然而，侯景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迅速率兵直奔寿阳城下。寿阳作为豫州的州治，城池坚固，难以攻克。

守将韦黯是梁朝名将韦睿之子，但性格优柔寡断、缺乏谋略。当侯景率军逼近时，韦黯下令加强城防，以防不测。

侯景在城下高声要求开门，但韦黯以未接到朝廷命令为由拒绝。侯景在这一番挫败后，几乎丧失了勇气，准备弃城而去。

然而，刘神茂却认为：“韦黯性格软弱，派人劝说或许能说服他开门。”

于是，侯景派遣其司马徐思玉进城劝说。徐思玉对韦黯说：“若侯景因寿阳不开门而被东魏追兵所杀，一心期盼侯景南来的武帝定会怪罪于你。”韦黯果然被说服，随即开门迎接侯景入城。

侯景的军事才能几乎可与韦睿媲美，对付这个不成器的儿子自然游刃有余。他一进城，立即命令各将领控制城内要害，随后将韦黯逮捕。若非担心引发梁军的围攻，侯景几乎要处死这个无能的守将以泄愤。

遗憾的是，韦睿一生英明，却生了一个如此无能的儿子。如果他在天有灵，恐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亲手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后代。

此时建康方面尚未完全掌握涡阳前线的具体情况，梁朝的君臣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侯景带来的广阔土地，对于侯景的败退感到十分焦虑。坊间流传着一个消息，称侯景诱捕的广州刺史暴显发动了兵变，导致侯景的部队全军覆没，甚至侯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

不久后，淮河沿岸的守军传来了新的消息，说有一小股败军已经成功渡过淮河南下。

听到这一消息，太子萧纲松了一口气，说道：“但愿侯景能够逃过大难。”

新任太子詹事、侍中何敬容，一直反对接纳侯景投降，他对萧纲说：“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死了倒也好。”

然而，尽管何敬容对侯景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梁武帝、太子以及重臣朱异等主要决策者，对侯景问题的看法却显得相当肤浅和短视。他们依然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认为侯景只是一个孤立无援的敌国叛将，接纳叛将对梁朝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中大通六年（534年）被侯景击败的贺拔胜、杨忠，以及大同三年（537年）被西魏围困的东魏荆州刺史王则，都曾逃到南梁寻求庇护，而北方的两个国家对此也只能保持沉默。

在梁武帝看来，接纳侯景不会引发任何外交灾难或政治被动。然而，这种静态的思维方式无疑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寿阳兵变的消息传到建康，武帝及其朝臣得知侯景的行为后，并未责备，反而发布敕令，正式接纳侯景，并任命他为豫州刺史，同时改任原豫州刺史萧范为合州刺史。这一决定令人费解。

寿阳位于淮河南岸，是西起义阳、东至钟离的战略要地，不仅控制着广阔的国防线，还守护着从合肥到历阳（今安徽和县）的江北地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重镇。将如此重要的地方交给一个敌国的叛将，反映了武帝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光禄大夫萧介上书强烈反对武帝接纳侯景进入寿阳。他认为侯景反复无常，不可能真心归顺梁朝。虽然之前接受投降时，侯景可能带来一些领土上的利益，但如今他兵败将亡，已成无用之人，不应因他而引发新的魏梁战争。

然而，梁武帝并未采纳萧介的意见。任命侯景为豫州刺史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原本侯景只是想暂时找个安身之所，从未想过南下攻取建康，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然而，梁武帝的这一愚蠢决定让侯景看到了梁朝的脆弱。凭借多年的军事经验，侯景意识到只需一个小动作，就能窥见梁朝的破绽。实际上，即便不是侯景，任何一个具备基本政治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到梁朝的衰败迹象，因为萧衍再次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到了太清二年（548年）初，梁武帝打算与东魏议和，这一系列的决策失误为后来的侯景之乱埋下了伏笔。

寒山之战的惨败令萧衍深感梁军战斗力的低下，开始考虑与东魏讲和。东魏国内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的叛乱，同样不愿多树强敌，因此双方都有停战的意愿。

高澄在邺城亲自接见了寒山之战中被俘的萧渊明，以极高的礼仪款待他。高澄让萧渊明派遣使者返回建康，传达东魏希望讲和的意愿，并暗示如果讲和成功，将释放萧渊明回到梁朝。

萧渊明随即派部属夏侯僧辩回建康报告这一消息。萧衍得知后非常高兴，立即回信表示愿意讲和。

然而，朝中的意见并不统一。大司农傅岐认为东魏的求和只是借机削弱侯景的阴谋，主张警惕。而朱异与御史中丞张绾则迎合武帝的心意，极力支持停战讲和。

远在江陵的隐士陆法和听闻侯景入梁的消息后，高深莫测地对人说：“侯景来了，我们收拾兵马去打他吧。”这番话显示出，即使是一个身处千里之外的普通百姓，也能预见侯景的下一步行动，而武帝却依然沉溺于无知与自大之中。

侯景在寿阳得知讲和的消息后，日夜忧虑。他派遣手下拦截了夏侯僧辩带回的与邺城的和谈书信，从而了解了两国议和的所有细节。随后，侯景向梁武帝上书，极力反对议和。

侯景得知朱异在京城受到宠信，便赠送给他二百两黄金，希望他在武帝面前进言阻止议和。同时，他还贿赂了制局监周石珍，请他向皇帝建议停止议和。然而，朱异和周石珍虽收下了贿赂，却并未为侯景说话。

无奈之下，侯景伪造了一封来自邺城的信件，信中声称南朝若想迎回萧渊明，必须用侯景交换。梁武帝对此信表示赞同，但大司农傅岐劝阻道，既然已接受侯景的投降，就不应再将其交出，这样做有失信用。况且，侯景历经百战，绝非轻易可以控制之人。

然而，武帝依然轻视侯景，认为他兵力衰竭，已无力反抗朝廷的命令。最终，武帝在回信中写道：“萧渊明一回到南朝，立即把侯景送还东魏。”

侯景不出所料地得知了武帝回信的内容，气得他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吴老头果然如此刻薄寡恩。”

接着，侯景带着戏谑的口吻向武帝请求与王谢这样的高门大族通婚。王谢两族自东晋以来便是门第最高的士族，梁朝名士沈约，作为《宋书》的作者，家学渊源深厚，曾高度评价王氏：“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爵位世代相传、文才相继如此辉煌的家族，如王氏这般显赫。”萧衍本人也极为钦佩王氏，他的妹妹嫁给了王氏，皇子萧纲也娶了王氏的女儿。

然而，如此高贵的士族自然不可能与北来的胡羯之人联姻。梁武帝拒绝了侯景的请求，直言道：“你似乎还配不上王谢高门的女儿，不如从朱、张等吴地的名门望族中选择一家。”

这一番话彻底激怒了侯景，他暴跳如雷，发誓要将吴地高门大姓的女子全部沦为他的士兵的奴隶。至此，侯景即使不想反叛，也不得不反了。

为了加强豫州的武备，侯景假借各种理由频繁向武帝索要物资。梁武帝为了显示朝廷的诚意，不断向侯景运送青布、兵器等各类物资。

大战一触即发，双方却仍在虚情假意地你来我往，这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只是，一方心怀鬼胎，另一方则自欺欺人，胜负的结局早已初见端倪。

从大局来看，梁朝与东魏议和实在并非其时。大概从梁武帝的角度看，侯景已是废人一个，不再具有挑动两国战和的能力，因此急于稳住寒山之败后军事形势的需求，大过了合理安置侯景的考虑。

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自然不能责备时人太过愚昧，但不揣冒昧地说，侯景对于梁魏形势的作用，绝不是一个无用之人。

侯景对河南情况非常熟悉，如果梁朝以合理的措施制服侯景，使其居于河南边境，那么将会长久地给东魏带来边患，南北形势发生什么改观我们无法猜测太多，但肯定会对梁有利。

其次从对侯景的具体处置措施来看，梁武帝先因贪图河南土地接纳侯景而启衅于东魏，背负上败盟的政治恶名，后又懦弱求和，陷侯景于绝地，让远来投效的人彻底寒心，于大于小，梁朝朝野都处理得相当糟糕。这和西魏的冷静观察、独善其身，东魏的连施反间、祸水南引相比，反差相当强烈，南北政治局势之优劣由此可知。

侯景的反叛迹象日益明显。在涡阳之战期间，原本打算立为魏国傀儡皇帝并被派往侯景军中的元贞，因感到危险而不敢继续留在寿阳，多次上书请求返回建康。

侯景直言不讳地回应道：“你暂时无法在河北称帝并无大碍，我们很快就要攻打江南，你不妨稍作忍耐。” 元贞见形势危急，便秘密逃回建康，并将侯景的言行全盘托出，汇报给了梁武帝。

同时，镇守合肥的萧范和原司州刺史羊鸦仁也察觉到了寿阳城内的异常，纷纷上书梁武帝，警告侯景有谋反的迹象。

然而，梁武帝依然固执地认为侯景不过是一支几百人的残兵，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侯景则更加嚣张地向梁武帝上书，要求赐予他江州附近的一个大郡作为安身之所，否则他将率兵渡江，直逼建康。

梁武帝却轻率地回应道：“普通百姓家中养几个客人尚且无妨，我只养了侯景一个客人，却让他如此多言，这显然是我这个主人做得不够好。” 于是，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反而更加愚蠢地继续送礼给侯景，试图安抚他。

侯景派遣其大将宋子仙攻打木栅戍（位于今天的安徽怀远县荆山西），自己则率领主力进攻马头戍。这两处都是寿阳东北的重要据点，一旦占领，可以牢牢控制淮河的渡口。

从这些行动来看，侯景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巩固以寿阳为中心的各郡，暂时寻求安稳。至于率兵入京，更多的只是一个狂妄的口号。

侯景得知临贺王萧正德对朝廷心怀不满，便与他接触，希望他能作为内应。萧正德是临川王萧宏的儿子。在武帝早年没有儿子的时候，萧正德曾被过继为武帝的儿子。后来昭明太子萧统出生后，萧正德又归还给了萧宏。

萧正德认为自己原本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但因武帝的决定而前程尽毁，因此对武帝心存怨恨。他曾逃到北魏，但北魏并不重视他这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于是，他又逃回南梁。由于梁武帝的纵容，他重新担任了轻车将军，并被封为临贺郡王。萧正德不学无术，无视法律，率领部下白天抢劫，抢夺他人妻女，与弟弟萧正则、董暹、夏侯洪（夏侯譒之弟）一起被称为“四凶”。

即使像梁武帝这样昏庸的君主也无法容忍他的不法行为，最终削去了萧正德的官职，只保留了临贺王的空爵。因此，当侯景前来拉拢时，萧正德立即答应成为内应。

梁武帝得知侯景叛乱的消息后，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轻描淡写地说道：“我只需一根短棍就能对付他。”

随后，建康对寿阳周边的兵力进行了调整，任命合州（今合肥）刺史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今凤阳县）刺史萧正表（萧衍之弟萧宏的儿子，临贺王萧正德的弟弟）为北道都督，南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治所在今湖北安陆；而羊鸦仁是北司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通直散骑常侍、雄信将军裴之高为东道都督，邵陵王萧纶（萧衍的第六子）则被授予使持节，总督各路军队共同征讨侯景。

梁武帝还宣布，凡能斩杀侯景者，不论其来自南方还是北方，都将被封为二千户，并兼任一州刺史；若为北方人且不愿在南方为官，则将额外赏赐二万匹绢布。

这一系列军事部署给侯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寿阳周边的战略空间十分有限，如果继续在此地作战，侯景的部队将逐渐被讨伐军压缩在江淮之间的狭小地带，即便不被彻底消灭，其有生力量也会损失惨重。

在四面楚歌的南方，侯景根本无法得到兵员补充。面对如此绝境，侯景与智囊王伟商议后，决定率兵突破四面合围的寿阳，渡江直取建康。

​​寿阳进攻建康，按常理推断，应先南下夺取合肥这一重要据点，再向东攻打历阳，随后渡江直取建康。

然而，从梁武帝的军事部署来看，梁朝君臣显然也是这样考虑的：司州的军队威胁侯景的后方，淮上的羊鸦仁与钟离的军队压制北方，京畿的军队渡江与合肥的军队协同作战，意在切断侯景的渡江之路，将其困于淮河以南。

然而，侯景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非常规战术。

太清二年（548年）九月，侯景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寿阳，声称要进攻合肥。这一举动引得萧范、裴之高等部迅速集结，准备在合肥坚固的城池下迎击侯景。

这样一来，历阳周边的兵力顿时变得薄弱。侯景迅速抓住这一战机，改变行军方向，向东直扑南谯州（今安徽滁州）。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南谯州城，俘虏了助防将军董绍先和刺史丰城侯萧泰（武帝十弟萧恢之子）。

紧接着，侯景马不停蹄地继续东进，急攻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是建康江西岸的重要门户，与对岸的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隔江相望，陆路距离仅60余里。一旦占领历阳，建康将面临极大的威胁。

都官尚书羊侃敏锐地察觉到当前局势的严峻性。他意识到历阳已难以坚守，而西北两面的援军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命令北线的钟离军队进攻寿阳，同时迅速调集合肥的兵力支援历阳。最为关键的是采石矶，必须派遣精兵扼守，以防侯景渡江。

然而，朱异仍然坚持认为侯景不会渡江，只是通过四处劫掠来迫使朝廷给予更多的好处，因此不必兴师动众。武帝虽然也有类似的看法，但相对而言更为谨慎一些，他命令轻车将军王质率领3000名水师在采石矶一带巡逻，以防侯景渡江。

羊侃则亲自带领1000名骑兵出城，在望国门外驻扎。

然而，王质本是文人出身，并非能在危急时刻担当重任之人。

羊侃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不禁叹息道：“我们完了！”

历阳郡守庄铁面对侯景的进攻，派遣其弟趁着夜色偷袭侯景的营地，结果侯景早有准备，庄铁的弟弟全军覆没。

侯景利用庄铁母亲对儿子安危的担忧，通过她劝说庄铁投降。庄铁最终投降，历阳这一重要据点落入侯景之手。庄铁还劝说侯景尽快渡江，以免朝廷反应过来，派兵扼守江面，即使有百万大军也无法顺利过江。

侯景采纳了庄铁的建议，立刻派遣侦察人员前往采石矶探查江面的情况。不久，侦察兵带回了一个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采石矶竟然无人防守！面对如此出乎意料的顺利局面，侯景顿时觉得自己的运气好到了极点。

为了确保情报的准确性，侯景再次派遣侦察兵进行核实，并约定如果对岸确实没有军队驻守，就折一根树枝作为证据带回来。结果，侦察兵果然带回了一根树枝。

原来，当王质负责巡视长江时，临川太守陈昕（名将陈庆之的儿子）向朝廷上书，指出王质的水军力量薄弱，可能无法胜任江防任务。

于是，武帝任命陈昕为云旗将军，率领他的部队前来替换王质。然而，王质并未顾及江防的重要性，在陈昕尚未到达的情况下，自己先行撤离。这样一来，原本天险的采石矶变成了毫无防备的门户。

在这一关键时刻，被梁武帝任命为平北将军的临贺王萧正德，派遣了十艘大船从采石矶渡江，对外声称船上装载的是草料，实际上是为了接应侯景的大军。

得知这一消息后，侯景欣喜若狂：“我的大事成了！”随即率领军队渡过了长江。当叛军全部过江后，陈昕的部队刚好赶到。然而，陈昕并没有继承其父“白袍将军”陈庆之的英勇，结果被叛军当场击败，本人也被俘虏。而此时，建康城内的人们还不知道萧正德已经暗中与叛军合作。

侯景攻占采石矶后，迅速利用速度优势，分兵攻下了淮南郡的姑孰县（今安徽当涂县），随后继续向建康进发。

南津校尉江子一率领一千水师南下迎战，却因副将董桃生带领部分江北士兵哗变，不得不率残部撤回台城。武帝亲自召见江子一了解情况，这才得知侯景已成功渡江的消息。

然而，这个迟到的情报似乎无济于事，因为侯景的叛军已经逼近东府。建康城中的权贵和平民们，长期以来生活在太平盛世之中，近五十年未见战火，突然听到叛军逼近的消息，顿时全城陷入恐慌。御街上甚至出现了趁乱抢劫的情况，京师秩序一片混乱。

十月辛亥日，侯景的大军抵达建康城外的慈湖。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太子萧纲表现出非凡的担当，急忙觐见武帝，请求承担起防御指挥的重任。

梁武帝回应道：“这本来就是你的职责，何必请示？”

于是，萧纲任命自己的儿子、扬州刺史萧大器为都督内外诸军事，都官尚书羊侃为副手，负责台城的防御事务。

太府卿韦黯和太子詹事柳津分别驻守台城的六个城门，紧急进行修缮工作以增强防御。临贺王萧正德被派往外城的朱雀门驻守，宁国县公萧大临则驻守新亭（今南京菊花台附近）。

从采石矶溃退回来的轻车将军王质重新部署在外城南门宣阳门，南浦侯萧推（武帝七弟萧秀之子）、谢禧和西丰公萧大春（萧纲第六子）则分别驻守建康城外围的三个重要据点。

建康城起源于三国时期的孙吴，经过东晋的扩建，在宋、齐两代作为都城，并在梁朝时期进一步完善。这座古城由三重结构组成，最外层为大城，周长约为20华里，设有12座城门；中层为宫城，亦称台城，周长超过6华里，有6座城门；最内层则专供皇帝居住。

外城的12座城门是在南齐时期增设的，但城墙并不连续，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防御体系。相比之下，台城的防御设施较为完善，可以用于军事防御。而最内层的皇宫区域主要用于皇帝的生活和办公，不具备防御功能。

建康城周边还分布着东府、白下和石头城三个小型堡垒。东府位于建康城西安门外的青溪桥（现南京淮清桥）东侧，靠近秦淮河南岸，始建于东晋。自刘裕之后，所有兼任扬州刺史的高级官员都会在此驻军守卫，成为保护建康东部的重要据点，由南浦侯萧推负责防守。

白下城则位于建康城以北约14里的位置，由谢禧负责守卫。石头城旧址在今天的南京清凉山，梁朝时处于建康城西侧，南临秦淮河，东、南两侧共有3个城门，由萧大春负责守卫。

萧纲的人事调整显得十分微妙。原本建康的防卫工作由制局监负责，而制局监在南齐之后逐渐取代了领军将军，成为京师禁军的主要管理者。侯景声称要铲除的奸臣周石珍，正是前禁军统领。然而，在萧纲的一系列任命中，周石珍的名字却不见踪影。这样一来，京师的兵权实际上落入了萧纲的诸子及其东宫亲信手中。这种安排不仅有助于统一指挥，更明显地透露出排挤武帝旧臣的意图。

当侯景的军队逼近城郊时，他派遣寿阳司马徐思玉入城，假意表示归顺，实际上是为侦察台城的虚实。武帝亲自接见了徐思玉，并收到了侯景的上书，其中声称其目的仅在于铲除朱异等奸臣。武帝这才意识到朝野对朱异的不满之深。在危急关头，武帝曾考虑处死朱异以消除侯景的借口，但太子萧纲虽对朱异有所不满，仍极力劝阻武帝不要在此时处决大臣。

武帝登上城墙观察叛军，质问朱异：“叛军如此嚣张，是谁的过失？”朱异一直坚持认为侯景不会叛乱、不会渡江，此刻却哑口无言，无言以对。

侯景率军抵达宣阳门外的朱雀航，负责守卫浮桥的是建康令庾信。萧纲最初下令拆除浮桥，但萧正德却心怀鬼胎地说：“如果拆了浮桥，京中的民心将更加难以稳定。”因此，朱雀桥得以保留。当侯景的大军逼近时，庾信不敢再保持浮桥畅通，命令拆桥。刚刚撤下一艘桥船，叛军已抵达河对岸。

庾信当时正在吃甘蔗，手中的甘蔗被对岸叛军的流矢射落。他抬头看见叛军一个个戴着狰狞的兽面，吓得这位后来写《哀江南赋》的文学名家屁滚尿流，3000名守军也随之四散奔逃。

王质率领的3000名士兵闻讯赶来支援，但这位胆小的将领再次选择不战而逃。

萧正德打开宣阳门，重新架设浮桥，迎接侯景进入建康城。两人虽是初见，但早已“神交”已久，萧正德在马上向侯景拱手致意。入城后，萧正德面向北方向台城皇宫下拜，泪流满面，装出一副悔过自新的样子。

萧正德的部下士兵身穿外绛内碧的军服，与侯景合流后，便将军服反穿。不久，侯景拥立萧正德为梁帝，改元正平。

南北朝时期的建康外城直到南齐时期才筑起城墙，其防御设施远不如台城坚固，因此被称为“篱门”。尽管如此，侯景的入城并未对台城构成直接威胁。

然而，白下城和石头城的外围守军却吓得魂飞魄散，萧大春和谢禧的部队纷纷弃城北逃，这两座城池很快被侯景占领。清除了外围的梁军后，侯景指挥部队全力攻打台城。

叛军身着青衣、头戴铁面具、手持黑旗，他们士气高昂、战马强壮，擂鼓呐喊，声震四野。虽然人数不多，却给城上的守军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侯景叛乱前，民间流传着“青丝白马寿阳来”的谶语，如今果然应验。

叛军攻破了建康的外城，导致居住在外城的官吏和百姓纷纷涌向台城，军士们则冲入武库抢夺武器，整个局势陷入了一片混乱。

当时，梁朝的老将已经所剩无几，掌握兵权的年轻将领又都在外地镇守，能够倚重的只有羊侃。虽然萧大器名义上是都督诸军事，但实际的军队指挥工作都交给了羊侃。

面对混乱的局面，羊侃首先将防卫区域进行了划分，由各个宗室王公分别负责不同的地段。为了恢复秩序，他处决了几名擅自闯入武库的军士，并对外宣称城外的邵陵王萧纶的援军已接近建康，从而稳定了城内的人心。

侯景骑马巡视了一圈后，发现羊侃的防守严密，难以找到突破口，于是命令各路叛军从四面发起进攻。叛军点燃了台城的大司马门、东华门和西华门，羊侃命令士兵在城门上凿孔放水，成功扑灭了大火，并用弓箭射杀了几名叛军。

为了鼓舞士气，萧纲亲自骑着银鞍马，带着5000两黄金和1万两白银来犒赏羊侃，但羊侃拒绝接受，而是用自己的私财奖励部下，激励他们奋勇杀敌。

叛军趁夜色用长柄大斧砍击东掖门，守军则在城门上凿洞，斩杀了多名叛军。这一计策失败后，侯景命令叛军登上台城外的东宫宫墙，向城内射箭。萧纲命令士兵乘夜出城，烧毁了东宫的楼阁。

侯景愤怒之下，下令焚烧士林馆、太府寺和乘黄厩，繁华的建康城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萧纲和他的哥哥昭明太子萧统一样，都是才子，宫中收藏了大量的珍贵书籍。东宫一烧，这些书籍全部毁于一旦，这场灾难堪称人间浩劫。

叛军再次制造了木驴用于攻城，但城上的守军用石头将其全部砸碎。随后，叛军改进了木驴的设计，使其顶部呈尖顶状，减少了受力面积，因此石头无法将其砸碎。

面对新的威胁，羊侃设计了一种名为“雉尾炬”的武器。这种火炬尾部装有羽毛，并灌注了油脂，点燃后可以投掷到木驴上，火炬的头部类似箭镞，能够牢固地扎在木驴上，从而将其焚毁。

叛军又制造了高达十几丈的登城楼车，试图从高处进行攻击。然而，羊侃敏锐地观察到这种楼车头重脚轻，一旦移动必然倾倒。他命令士兵静观其变，结果正如他所料，楼车一动便倒塌，完全失去了作用。

尽管侯景使用了多种手段进攻，但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反而造成了大量伤亡。无奈之下，叛军暂停了攻城行动，在台城外筑起长墙，包围城池，准备进行长期围困。

看到叛军士气受挫，朱异和张绾建议派出军队出城反击。梁武帝征求羊侃的意见，但羊侃坚决反对。他认为，叛军筑起长墙，意在迫使城内人心动摇，从而诱使他们投降。如果贸然出城作战，兵力不足则难以取胜；兵力过多，一旦失利，狭窄的桥梁和城门将导致士兵无法及时撤回，这将严重影响士气。

然而，梁武帝被急于退敌的心理蒙蔽了判断，仍然命令一千多人出城交战。南津校尉江子一曾在前线撤退时受到武帝的责备，这位62岁的老将不愿忍受屈辱，与弟弟江子四、江子五一同出战。虽然他们英勇无比，但在野战中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三兄弟最终战死沙场，军队大乱，争相回撤，结果被叛军追杀，伤亡惨重。

羊侃的儿子羊鷟曾被侯景俘虏，侯景将其带到城墙下试图以此要挟羊侃投降。面对此情此景，羊侃坚定地说：“我家世代忠于国家，即使全家为此牺牲也在所不惜，岂能因一子之故而误了国家大事？”

数日后，侯景再次将羊鷟押至城下，羊侃则说道：“我还以为你已遭不幸，没想到你还活着。我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国尽忠，绝不会因为你而动摇决心。”

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决态度，羊侃甚至亲自拉弓射向自己的儿子。侯景的军队被羊侃的忠勇所感动，最终没有杀害羊鷟。

侯景手下的一位仪同将军李士哲久仰羊侃的大名，特意向其请求让羊侃脱下盔甲以观其真容。羊侃从容地卸下盔甲，李士哲仔细端详了一番后方才离去。

尽管侯景进攻台城未能得手，但他并未放弃，转而派遣两千兵力攻打由萧推镇守的东府城。萧推虽有“旱母”的不祥之称——他曾先后担任淮南、晋陵、吴郡三地太守，每到一处必遇干旱——但其为人正直，颇有骨气。他带领士兵坚守城池，拒不投降，连续三天顽强抵抗，使叛军难以攻克。东府城地理位置重要，与台城形成犄角之势，对侯景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侯景不得不亲自率军前来攻打。战斗异常激烈，叛军使用高达百尺的楼车撞击城墙，破坏了城头的防御设施。然而，由于东府城的防御工事坚固，侯景短时间内无法突破萧推的防线。

在关键时刻，形势突变，萧纲的长子、宣城郡王萧大器的部将许伯众负责守卫东北方向的城楼。在敌人的重压下，许伯众最终选择倒戈，引导叛军登上城墙。这一举动使得局势迅速恶化，侯景的大军随之蜂拥而入。

​侯景的大军蜂拥而入，彻底消灭了萧推的守军，“旱母”将军也在城内被杀。

侯景命令城中的文武官员全部不穿衣服出城，仪同将军卢晖略则率领士兵手持长刀守在城门口，城中每出来一人便杀一人，就这样被杀的人多达3000余人。

侯景又来到台城下，高傲地朝城内喊话：不投降的下场就是死。

同时侯景还玩起攻心计，派人散布武帝已病逝的谣言，这一消息在城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位统治帝国长达47年的老皇帝，早已成为国民的精神支柱。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的生死更是关系到帝国的安危。

梁武帝萧衍听到谣言后，亲自登上大司马门。军民见到他安然无恙，无不欢呼“万岁”。

侯景自九月起围攻台城，至今已近两个月。尽管时间漫长，台城内的守军仍然严阵以待，防御十分严密，使得叛军士气日渐低落。若不采取行动，恐怕难以继续维持攻势。

原本投降侯景的历阳守将庄铁，见侯景久攻不下，便恐吓历阳的叛军将领田英和郭骆，称侯景已败。二人信以为真，弃城逃往寿阳。庄铁也不敢久留历阳，带着母亲逃至寻阳，最终归降了梁军。

起初，侯景自认为南朝军队软弱无力，君臣容易欺压，建康城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为了争取民心，他下令军队不得侵犯百姓。然而，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个名叫羊侃的将领，将他打得进退两难。侯景担心时间拖得太久，各地的勤王兵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导致他的部队溃散。为了激发士气，侯景采取了最原始也是最残忍的手段，允许军队进行烧杀抢掠。

建康城经过半个世纪的经营，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约有140万居民，堪称当时世界上的顶级都市。然而，正是这种繁荣与美好，在叛军的野蛮残忍之下显得尤为悲惨。

城内外的百姓遭到大规模屠杀，尸横遍野，堆积如山。官员和富人家的子女被强行征为士兵的奴仆，官民的财富被叛军洗劫一空。石头城中原本储备的粮食也被消耗殆尽，导致建康米价飙升，百姓生活陷入绝境，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据估计，饿死者几乎占原有居民的一半。

叛军为了避免直接攻城的风险，便采取了驱使百姓在城外堆筑土山的策略。任何不愿服从或体力不支无法劳作的百姓，都会被叛军残忍杀害，用以填充土山。

百姓们不敢躲避，只能被迫参与劳役。

侯景还下令，将所有来自北方的奴隶提升为平民，并编入军队参战，使得军队迅速扩充至数万人。

这种堆筑土山的战术与高欢攻打玉壁城时所用的方法如出一辙。羊侃的应对策略也与韦孝宽守卫玉壁时的方法相似，他命令在城内同样堆筑土山，以争夺制高点。萧纲和世子萧大器亲自带领士兵一同堆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将士们士气高涨。

在对抗叛军的过程中，韦黯与东宫直后的沈恪分别担任了西山和东山的主将，与叛军的土山展开对峙。然而，天公不作美，连日的大雨导致城内的土山崩塌，叛军趁机从土山上架设云梯攻上了城头。

面对叛军的猛烈攻势，梁军拼死抵抗，但叛军源源不断，形势岌岌可危。在这危急时刻，羊侃急中生智，命令士兵点燃多处火炬，投向叛军攀爬的地方，成功阻止了他们的进攻。

城头上火光冲天，叛军无法继续前进，已经进入城内的也被梁军尽数消灭。随后，羊侃又指挥士兵挖掘地道至城外，使叛军的土山崩塌，再次挫败了叛军的进攻。

见硬攻无果，侯景转而采取心理战术。他将城中投降的士兵和奴隶全部赦免为平民。由于梁朝实行世兵制，军户世代从军，不仅需要服兵役，还要承担屯田任务，长期受到军将的剥削和压迫，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困苦。侯景的这一招立刻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台城中不断有人出城投降。

在这些投降者中，侯景发现了一个名叫朱异的家奴。他立即将其任命为仪同将军，并将从建康外城朱异府第抢来的财物全部赏赐给他。

随后，侯景让这位家奴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丽的锦袍，来到城下嘲讽朱异：“你辛苦当官五十年才当上中领军，我刚投降河南王就当了仪同。”

在东魏的军事体系中，仪同将军相当于一个军下属的领兵将军，类似于现代军队中的师长或旅长。从一个家奴一跃成为高级将领，这种巨大的诱惑力是致命的。

台城内又有数千人纷纷出城投降，被侯景编入军中并给予优待。结果，叛军不仅没有因战斗而减少，反而越聚越多，从最初的八千余人迅速增加到数万人。

陈昕被侯景俘虏在军中，虽然他的勇猛不及其父，但气节却丝毫不逊色。他向负责看守的叛军将领范桃棒劝降，范桃棒因贪图朝廷的重赏（封二千户，并兼任一州刺史），决定秘密放走陈昕，让他进城向梁武帝禀报投降之事，并表示愿意带领2000名士兵投降，并计划袭杀侯景、王伟、宋子仙等首脑人物。

梁武帝听后大喜，当场承诺如果事成，便封范桃棒为河南王。然而，太子萧纲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可能是侯景的诈降计，因此不同意接受投降。

范桃棒为了表明诚意，表示如果城内仍有怀疑，他愿意只带本部亲兵500人入城，并在城门口脱去甲胄，以示毫无恶意。

梁武帝对萧纲的犹豫感到愤怒，质问他为何不接受投降。朱异和大司农极力主张接受投降，但最终都被建康城的实际掌控者萧纲拒绝。

朱异抚胸长叹：“国家完了！”

这位一生奸佞的朱异，在晚年表现出罕见的正确与决绝，但已无力回天。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时，对此评论道：“太子纲本就多疑而少断，朱异在此时抚膺叹息，未免太晚了。”

不久，范桃棒的密谋败露，范桃棒和陈昕都被侯景杀害。

由于羊侃的英明指挥和得当应对，叛军尽管使出浑身解数，台城依然固若金汤。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梁朝各地的援军逐渐集结于建康周边，而侯景的叛军则因缺乏补给，士气日益低落，即便通过抢掠烧杀也难以维系高昂的斗志。眼看梁朝即将摆脱危机，却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羊侃去世了。

在众人眼中，最有可能在这场围城战中先一步离世的，应该是年近九旬的梁武帝。没有人预料到，这位身强力壮、勇猛果敢的武将羊侃会率先离世。这一变故让萧纲顿时失去了方向。羊侃去世后，城中无人能够统领大局，不仅军队的指挥陷入混乱，就连城内的民心也开始动摇。

羊侃的忠诚与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梁朝末年实属罕见。他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梁朝君臣百姓的敬仰，甚至叛军也被他的气节所折服。

然而，台城最终还是失守了。

侯景迎娶了羊侃的女儿为妾，并优待羊侃的第三个儿子羊鹍。但羊鹍始终铭记父亲的遗志，伺机行动。最终，在侯景兵败之际，羊焜成功刺杀了侯景，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

侯景叛乱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梁朝各地，各州郡闻讯后立即组织军队前往救援建康。然而，由于侯景行动迅速，各州郡得知消息时，建康已经被围困。

发兵勤王的主要力量是以梁武帝的诸子、侄子和孙子为主。当时，梁武帝有八个儿子，其中次子萧综、四子萧绩、五子萧续已经去世，三子太子萧纲被困在台城中。

因此，能够率军勤王的仅有六子邵陵王萧纶、七子湘东王萧绎和八子武陵王萧纪。

萧纶掌控着淮南江北的机动兵力，而萧绎和萧纪则分别掌握了荆州和益州的大军，实力非常强大。

从太清二年（548年）十一月开始，邵陵王萧纶率领谯州赵伯超、武州萧弄璋等部共计3万人，鄱阳王萧范之子萧嗣率领雄信将军裴之高、贞威将军裴之横等部共计1万人，南康王萧会理（具体兵力不详），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率领4万人，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具体兵力不详），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具体兵力不详），司州刺史柳仲礼率领1万人，以及前衡州刺史韦粲率领7000人、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具体兵力不详）和高州刺史李迁仕率领1万人等多路兵马，先后奔赴建康救援。

此外，湘东王萧绎派遣了萧方等率领1万人、王僧辩率领1万人、王琳、淳于量等部及其主力中军3万人等多支军队。但由于路途遥远，加之萧绎不愿意全力救援，这些部队在建康被围期间并未全部到达。据估计，上述各路人马的总兵力在12万到15万之间，远远超过了侯景的总兵力。

在梁朝末年，各地的守将和豪强对北方入侵的胡族势力表现出强烈的抵抗情绪，纷纷派遣援军前往建康支援朝廷。

其中，夏侯亶的儿子夏侯谊和夏侯损兄弟，萧正德的记室参军、江南名士顾野王，吴兴（今浙江湖州）的豪强章昭达（后来成为陈朝的开国将军）和沈众，南沙（今江苏常熟）的县令岑之敬，新蔡的豪强鲁悉达和鲁广达兄弟（同样后来成为陈朝的开国将军），以及吴兴太守张嵊等人，都率领各自的部曲前往建康增援，总兵力约为3万人。这些援军到达的时间各不相同，最晚的一批直到次年的1、2月份才抵达建康。

最早到达建康外围的是邵陵王萧纶。他最初受命总督诸军围剿叛军，从京师出发到达钟离时，却发现叛军已经撤走。得知侯景从历阳渡江的消息后，萧纶立即调转方向南下，并命令晋熙（今安徽太湖县）太守梅伯龙等人率部进攻叛军的大本营寿阳。

十一月，萧纶率领3万兵马从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区）渡江，向西进发救援台城。萧纶采纳了赵伯超的建议，选择不走大路，直接前往钟山脚下。侯景起初并未重视这支援军，只是分兵前去迎击。萧纶凭借锐气，击败了这股叛军，随后进军至玄武湖旁列阵。

叛军见状大为震惊，侯景下令将掠夺来的财物和俘虏全部运往石头城，准备放弃建康逃跑。但大将任约极力劝阻，认为无处可逃，不如拼死一战。

侯景留下宋子仙继续围困台城，自己则率领精锐主力前往覆舟山迎击梁军援军。尽管萧纶的援军来得迅速，但战斗力却并不强，尤其是像赵伯超这样的将领，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两军主力在黄昏时分相遇，侯景故意命令大军后退，假装准备第二天再战。

梁军不知这是侯景的诱敌之计，萧骏带领部下追击。不料，叛军突然发起反冲锋，萧骏急忙撤退。赵伯超见到萧骏败退，吓得心胆俱裂，再次像寒山之战那样率部逃跑。萧纶的大军顿时溃不成军，一路逃到了朱方（今江苏镇江丹徒区），京口囤积的辎重全被侯景抢走。

西丰公萧大春因身体肥胖无法快速逃跑，被叛军生擒。叛军将萧纶部下的霍俊押到台城下，强迫他向城上的援军报告援军被击溃、萧纶被杀的消息。

霍俊拼死说道：“邵陵王的大军已经到达建康，只是在首战中稍有失利，现在仍在京口。”叛军用刀殴打霍俊，但他依然坚持不改口。

侯景见他忠义，本想释放他，但萧正德心狠手辣，下令将霍俊处死。

萧纶的援军刚刚失败，从合肥来的援军裴之高、原讨伐军西道都督柳仲礼等人相继抵达建康。裴之高的部队先到，用200艘大船接应柳仲礼从采石矶过江，各路援军在王游苑建立营地。

此前曾两次逃跑的将军王质再次集结部下，与柳仲礼会合。柳仲礼的防区靠近东魏和西魏，三国常年交战，其部队战斗力在梁朝诸州军队中属于一流，侯景对此甚为忌惮。

此时，城中的羊侃刚刚去世，侯景决定趁机先从软柿子下手，利用城中人心大乱的机会攻取台城。他命令将秦淮河南岸的居民全部驱逐，并将所有房屋烧毁，使梁军失去依托。

司州刺史柳仲礼原本是雍州刺史萧纲麾下的头号大将。他不仅勇猛过人，胆气非凡，而且身材高大，眉目清朗，是一位杰出的人才。

萧纲成为太子后，雍州的军队皆由柳仲礼统领。他曾率领雍州兵马成功击退了贺拔胜和杨忠的入侵，保卫了北部边境的安全，声望远超其他将领。因此，在羊鸦仁在河南战败后，梁武帝任命柳仲礼为司州刺史，以稳定局势。

当柳仲礼的部队前来支援时，对于梁军而言，形势最为有利。叛军内外受困，城内守军若能与外援部队里应外合，即便无法彻底消灭叛军，解除台城之围也并非难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援军内部出现了问题。

此时聚集在王游苑的勤王军不仅数量众多，且来源复杂，包括司州的柳仲礼部、江州的韦粲部、淮上的羊鸦仁部、合州的裴之高部、南陵太守陈文彻部以及高州的李迁仕部。这些部队的兵力相当，尽管官职高低不一，其中最高者为韦粲，他被朝廷任命为散骑常侍，但由于各部隶属于不同的宗室王，彼此之间互不服气，难以形成统一的战斗力。

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勤王军暂时停滞不前，这给了侯景可乘之机。侯景见勤王军迟迟不动，便集中兵力再次对台城发起猛烈进攻。

台城内部因羊侃的去世进行了人事调整，大司农傅岐接替朱异担任中领军，名义上负责京师军队；城防指挥则交由世袭将门的柳津负责。柳津是柳仲礼的父亲，尽管他缺乏实战经验，但萧纲或许认为他的年龄和资历能够稳定军心，为摇摇欲坠的建康城提供支持。

叛军制造了更为强大的攻城器械，吸取了之前冲车因过高而不稳定的教训，他们将新冲车的底盘设计得更大，每辆车配备了20个轮子，大大提升了行驶的稳定性。

为清除冲车前进的障碍，叛军使用小车将台城前的堑壕填平。

台城的防御优势在于其居高临下的位置，叛军数次修建土山的目的是为了缩小高度差。此次，叛军利用大型冲车逼近城墙，并点燃火焰焚烧城楼。材官将军吴景指挥军民在城内空地上重建楼台，继续保持对高地的控制。

叛军一面纵火，一面挖掘地道试图进入城内。吴景在城内沿着地道的方向修建了半圆形的迂回墙进行阻拦，并从城头投掷火炬焚毁叛军的冲车。

趁叛军退却之际，萧纲命令太子洗马孟恭带领1000人出城追击，但孟恭却在出城后直接投降。

侯景再次驱使民众在城外堆起土山，城内守军则不断通过挖掘地道来对抗。土山多次塌陷，导致许多民夫被压死。柳津组织人员在城内的土山上搭建了与城头相连的飞桥，显著加快了人员上下城的速度。守军继续从城头投掷火炬焚烧叛军土山上的攻城器械，最终迫使叛军放弃土山攻势。

叛军在降将材官将军宋嶷的建议下，决定决开玄武湖水以淹灌台城。尽管台城瞬间被大水淹没，但由于正值冬季枯水期，水患并未造成太大影响，台城依然能够坚守。

侯景原本打算对付软弱的目标，没想到却遇到了强硬的抵抗，这让他感到十分沮丧。此时，秦淮河南岸的援军开始尝试推进。

原来，散骑常侍韦粲建议各路援军共同推举一位大都督，统一指挥作战行动。从战斗力和声望来看，最合适的莫过于柳仲礼，因此韦粲提议由他担任盟主。

然而，柳仲礼在年龄和官职上并不是最高的，其他将领对此并不甘心，认为不应受制于一个年轻且职位较低的人。雄信将军裴之高更是公开反对这一提议。

经过韦粲的多次劝说，大家才勉强同意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尽管乱世中乱象丛生，但这些将领们还算不上太无序，在城内局势已经濒临崩溃、梁朝命运危在旦夕之时，他们留下了一线希望。

柳仲礼随即部署各军向秦淮河推进并扎营，并命令韦粲率领部队进驻青塘。青塘靠近石头城，扼守着叛军后方的重要通道。一旦占领这里，必然会引起叛军的猛烈反击。

韦粲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柳仲礼便将直阁将军刘师胤的水军划归韦粲指挥，并承诺若叛军进攻，他会亲自率主力前来救援。柳仲礼的承诺让韦粲稍微安心了一些。

由于对当地地形不熟悉，部队直到半夜才到达青塘，天亮时仍未完成宿营，防御工事也尚未完善。就在此时，灾难降临了。

于是，韦粲率部前往青塘。

侯景早就派出部分兵力沿秦淮河布防，密切监视援军的动向。韦粲部的行动被叛军侦察得知。

客观而言，柳仲礼的部署是明智的。叛军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围攻建康，依赖的是石头城提供的持续后勤支援。一旦切断这条补给线，攻城大军将会陷入恐慌，那时再发起猛烈进攻，凭借援军人数上的优势，必能一举击溃叛军，从而迅速解除建康之围。

然而，再正确的战略也需要由合适的人来执行，遗憾的是，韦粲未能胜任这一重任。

根据柳仲礼的计划，韦部抵达后应迅速占据关键位置并固守，牢牢控制住叛军的后勤补给线，为援军主力与叛军的决战创造有利条件。

韦粲是梁朝首席名将韦睿的孙子，虽然出身于将门世家，但他并未继承祖父的军事才能。与他的亲叔叔韦黯一样，韦粲缺乏军事天赋。他长期在建康中央任职，几乎没有实际的作战经验，更像是一位文人。

在接受任务时，韦粲对交通路线、行军时间、部署地点、宿营安排、敌军兵力以及建康城东的战守情况缺乏充分的侦察和了解。

及时掌握敌情、己情及战场环境的能力，是合格基层军官的基本素养，需要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不断积累。而这些，正是韦粲所欠缺的，这也注定了青塘之战的失败。

侯景的判断力极为敏锐，得知有援军抵达青塘后，立刻明白了柳仲礼的战略意图。趁韦粲的营地尚未建立稳固，侯景迅速指挥精锐部队发起猛烈进攻。

在关键时刻，韦粲再次犯错。他没有听从部下的建议，坚守尚未完全建成的营栅，而是决定主动出兵迎击已发动冲锋的叛军。同时，他还命令刘师胤率领水军沿秦淮河出击，试图切断敌军的退路。这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最终导致了惨败。

在建康城下，叛军已经持续作战两个多月，成为了建康地区最强大的势力，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战胜他们。韦粲的部队不出意料地被击溃，刘师胤则可耻地率部逃走，而韦粲本人也在战场上阵亡，他的数百名子弟和亲属也未能幸免，全部死于乱军之中。

青塘大战正在进行中，柳仲礼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用早餐。听到这个消息，他大为震惊，立刻飞马前往救援。此时，侯景正在阵中厮杀，突然与柳仲礼狭路相逢。双方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但柳仲礼看到侯景的旗帜，便直奔而来，准备与叛军大将一决高下。

柳仲礼勇猛异常，迅速杀到侯景面前，他的马头几乎要撞上侯景。然而，就在关键时刻，侯景的副将支伯仁从背后挥刀砍中了柳仲礼的肩膀，让他疼痛难忍，无法继续战斗。柳仲礼的战马也被逼进了泥潭，叛军纷纷用长矛刺向他，眼看就要命丧黄泉。幸亏部将郭山石及时赶到，将他救回大营。

不久之后，萧嗣（合州萧范之子）、萧确（萧纶之子）和萧方等（湘东王萧绎之子）联合李迁士、樊文皎等部，渡过秦淮河进攻东府城，点燃了城前的木栅，迫使叛军暂时退却。然而，这究竟是真正的撤退还是诱敌之计，恐怕只有侯景自己清楚。

李迁士和樊文皎率领五千精锐轻率地进攻青溪，结果遭到侯景的大将宋子仙的伏击。双方激战了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李迁士的部队才被迫退出战斗，樊文皎也在战斗中阵亡。他的侄子樊毅和樊猛带领残部撤退。

这场战斗发生在青塘之战后的第26天（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青塘之战发生在正月丁巳，而樊文皎阵亡在正月癸未；《梁书》则记载在戊辰，但考虑到《资治通鉴》参考了时人萧韶所著的《太清纪》，因此采用《资治通鉴》的说法）。战斗地点与青塘相隔甚远，青塘位于建康城西，而青溪则在城东，显然并非柳仲礼统一指挥的结果，很可能是各路援军不服从指挥，擅自行动所致。

柳仲礼曾自视甚高，以梁朝首屈一指的名将自居，意气风发，颇为自负。然而，在青塘之战中，他差点丧命，锐气大减，从此不再提及征战之事。侯景在这场战斗中也险些遇险，他意识到勤王军并非全是乌合之众，因此收兵固守秦淮河，不敢再贸然渡河作战。

青塘之战是勤王军唯一一次值得称道的战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战役部署得当、各军稍有协作精神的战斗。

然而，最终的结果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梁朝已被这场叛乱摧毁了国家层面的组织能力。一旦一个国家陷入这种状态，其灭亡也就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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