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虽然名义上是帝国的创建者，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奠定这份基业的真正人物。司马炎登基后，追封了他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和父亲司马昭为皇帝，并在《晋书》中为他们设立了本纪。这种安排，从记录司马家历史的角度来看，似乎也无可厚非。

司马家以良好的家教著称。在与曹氏的权力斗争中，胜负似乎有时纯属偶然。比如，如果曹丕的寿命比司马懿更长一些，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然而，人的寿命不仅仅由天数决定。曹操及其子对传统社会规范持怀疑态度（所谓“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这种怀疑很自然地演变成享乐主义，表现为服食五石散、酗酒和沉溺于声色。虽然司马家也多少受到这些风气的影响，但至少在司马懿和司马昭这一代，他们秉持儒家传统，生活方式相对节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道德模范，只是由于言行上标榜礼教，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一种习惯。司马懿装病的故事广为流传，但他也曾差点暴露。有一次突然下起大雨，司马懿想起晾晒在外的书籍，忘了自己正在装病，便起身将书收回，就像普通读书人一样。同样地，“以孝治天下”的口号在某些时候也被认真对待。

司马懿晚年时对他的原配妻子十分厌恶。有一次他生病时，妻子来看望他，司马懿竟然不耐烦地说：“令人憎恶的老东西，你过来看我干什么？”这句话让妻子感到羞愤，甚至拒绝进食。

司马懿对此毫不在意。然而，司马师、司马昭等兄弟们纷纷效仿母亲，绝食相逼。最终，司马懿不得不向妻子道歉，才结束这场风波。咸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马昭去世。同年十二月，司马炎接受魏帝的禅让。在这样紧张的时刻，大晋的百姓只为司马昭穿了三天丧服，司马炎自己也仅在父亲下葬前才脱下丧服，不到两个月。到了第二年八月，司马炎想重新穿上丧服，并希望恢复儒家提倡的三年服丧传统。对此，朝中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提到，自汉朝以来，为先帝服丧通常是一天算一个月，真的有必要服满三年吗？现在已经脱掉丧服，再穿上是否符合经典？如果皇帝穿丧服而大臣们不穿，是否合适？这是否只强调父子关系，而忽视了君臣关系？

最终，这个提议被搁置，但司马炎依然坚持素食素服，度过了三年。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泰始四年（268年）三月，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去世。司马炎因此再次开始了一段时间的素食素服。期间，君臣之间又一次展开了关于是否有必要这样做的讨论。到了泰始十年（274年），司马炎的皇后去世。这次，讨论的焦点变成了太子是否应该为母亲守丧三年。晋朝君臣在这个问题上的热衷程度令人惊讶，事实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也加入了这个争论。其中一些人，像是备受尊敬的王夫之，态度甚至可以用慷慨激昂来形容。

在灭吴的那一年，前将军兼青州刺史胡威去世。虽然当时正值天下一统、形势大好的时期，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生前，胡威曾与晋武帝司马炎讨论时政，指出朝廷对官员过于宽松。

对此，司马炎辩解说，他已经对尚书郎以下的官吏采取了严厉措施。胡威回应道：“我所指的，可不是丞、郎、令史这类官员。若要整肃教化，彰显法度，必须从我们这样的高级官员入手。”

司马炎性格宽厚，他没有采纳胡威的建议，但也没有因胡威直言不讳的态度而责怪他。

事实上，即便遭遇更严厉的批评，司马炎也总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晋武帝曾问司隶校尉刘毅，他与汉代哪位帝王相比。刘毅竟答道：“桓帝和灵帝。”

在桓灵二帝的统治时期，几乎已经成为黑暗时代的代表，而晋武帝对此评价感到惊讶。

刘毅回答道：“桓帝和灵帝卖官鬻爵的钱都进入了国库，而陛下卖官鬻爵的钱则进了个人腰包。从这方面看，或许还不如桓帝和灵帝。”

对此，司马炎高情商地大笑道：“在桓帝、灵帝的时代，是听不到你这样的话的。如今我有正直的臣子，已经胜过桓灵了。”

司马炎显然对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君主形象颇为了解。他既然愿意宣扬自己“诸生家”的背景，自然也愿意迎合这一标准：允许和鼓励大臣们提出批评意见，毫无疑问是理想君主要具备的品质之一。

然而，问题在于，司马炎在很多情况下缺乏辨别这些意见的能力。他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胡威、刘毅所提出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对自己宽容的态度感到满意。能够快速说出一句证明自己优于桓帝、灵帝的漂亮话，他心里多半是得意的。

在灭吴的那一年，司马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撤销驻扎在各州郡的军队。这一决策对晋朝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各地爆发叛乱时，地方政府无力应对。

司马炎之所以这样决定，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也受到周武王灭商后“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的传说影响。无论如何，司马炎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位皇室公子，而非开创基业的君主。他非常注重外表，常常精心打理自己的发型和胡须。

司马炎也热衷于参与贵族间的奢侈游戏，当大臣们比拼财富时，他也乐于参与。例如，在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中，作为王恺的外甥，晋武帝常常站在王恺一边。

司马炎曾赐给王恺一棵两尺多高的珊瑚树，以帮助王恺在斗富中胜过石崇。然而，称他为“武帝”似乎是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司马炎对军事并不感兴趣，祖父司马懿的杰出军事才能对他而言反而成了一种家族压力。

晋武帝的胡贵嫔是将军胡奋的女儿。有一次，两人在玩一种类似掷色子的游戏时，胡贵嫔不小心用箭划伤了晋武帝的手指。

晋武帝生气地说：“你真是个将种！”

胡贵嫔回应道：“有个人，他的祖先曾北伐灭了公孙渊，西挡诸葛亮，这样的人家，不知道是不是将种？”

晋武帝听后感到很惭愧。当然，晋武帝对女性的浓厚兴趣也是众所周知的。

在灭吴之后，晋武帝将孙皓的后宫也接收了过来。五千名宫女从建康被带到洛阳，掖庭中的女性创纪录地达到了万人。由于人数过多，他反而失去了明确的选择，于是晋武帝坐上了由羊拉的车子，任由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宴饮住宿。

​幸运的是，儒家学说极具人性化，对于上述问题，典籍中常有辩护之辞，使得皇帝不必因此受到过多指责。以好色为例，当齐宣王坦言自己好色时（“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回顾了太王好色的故事，并说道：“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因此，司马炎自然可以继续堂而皇之地沉迷于美色。

在这个时候，司马炎最大的忧虑或许只剩下一件事：他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兄弟。

司马炎顺利地从曹魏手中接过政权，但他登上皇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的父亲司马昭曾多次表示：“天下是景王的天下，我不过是暂时代理而已。”

司马昭抚摸着自己的坐榻，又说：“这是桃符的位置。”

“景王”指的是司马师，而“桃符”是司马攸的小名。司马攸是司马炎的同母弟弟，但名义上是堂兄弟，因为他已经被过继给司马师为子。

在《三国演义》中，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的形象略显模糊，似乎没有太大区别。

实际上，司马昭在兄长面前，可能感到有些自卑。当年司马懿与曹爽激烈斗争时，遇到事情总是只和长子商量。

司马昭不能指责父亲偏心，因为在关键时刻，司马师能够神奇地召集“死士三千”为父亲效命，而司马昭只能在一旁默默旁观。

在政变前夜，司马昭终于被告知了行动计划，但这一夜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而司马师则安然入睡，酣然如常。

司马师去世时并没有留下儿子。他的原配夫人姓夏侯，是曹氏家族的一员。由于司马家族开始夺权的行动，这位夫人让司马师感到不安，因此她被毒死。在这之前，两人的感情似乎不错。那一年她只有二十四岁，却已经生了五个女儿。

后来，司马师续娶了其他妻子，但依然没有生下儿子。

因此，司马昭成为了司马家族权力的继承者，并且安排自己的儿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司马昭声称要传位给司马攸，并不仅仅出于对兄长的怀念。他有理由更加偏爱这个小儿子，因为司马攸能力出众，并且拥有一批善于制造舆论的支持者，他们称赞他“才望出武帝之右”。

同时，司马炎也得到了司马昭身边一些元老重臣的支持，他们认为司马炎拥有非凡的相貌，如及地的长发和过膝的双手，这些特征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

关于兄弟二人争夺继承权的具体细节虽无从得知，但可以想象其中的激烈程度。《晋书》中，关于武帝时期许多大臣的传记都提到了他们在当时站队的问题，如《裴秀传》《贾充传》和《山涛传》等。

司马昭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长子，但他对这个决定感到不安。他向司马炎讲述了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的故事，以及魏文帝曹丕与陈思王曹植的故事。

司马炎当然对这些历史故事非常熟悉，这些都是关于兄长成为皇帝后虐待弟弟的典故。

讲述过程中，司马昭流下了泪水，司马炎见状，自然表现得非常敬畏，并郑重向父亲承诺。

最后，司马昭临终时，将司马攸的手放在司马炎的手中，嘱托他善待这个兄弟。看来，司马昭的担心是多余的。

晋武帝即位后，至少从表面上看，气氛仍然显得十分和谐。

晋朝总结了曹魏灭亡的经验教训，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皇帝对亲属过于防范，导致各地宗室没有实权，无法有效支持中央政权。

因此，晋武帝即位后，立即大规模封赏同姓诸王。他并没有削弱昔日竞争对手的权力，反而优待兄弟，册封司马攸为齐王。

司马攸也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朝廷允许诸王自行选拔封国内的官吏，但齐王主动放弃了这项权力，请求所有官员的任命都由皇帝亲自指派。

咸宁元年（275年）的冬季，洛阳城爆发了一场大瘟疫，导致数万人死亡。到了第二年，晋武帝本人也身患重病。许多大臣开始认为皇帝的健康状况可能无法恢复，私下或半公开地讨论起继承人的问题。

太子的智力一直是众人担心的焦点，而武帝其他的儿子年纪尚幼，也不适合即位。因此，不少人重新想到了齐王司马攸。

齐王并未前往封国，而是留在朝廷多年。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业，但他以孝顺、节俭、体恤民情、关心民生而逐渐积累了比以往更高的声望。

于是，有人找到了贾充，谈及“立人当立德”的话题。贾充身为重臣，又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太子和齐王，他的态度显然具有重要影响。

贾充对此心知肚明，因此选择了保持沉默。

出乎意料地，皇帝司马炎康复了。他很快得知了朝臣们的议论，这无疑勾起了他对过去的回忆。司马炎无法容忍曾经的对手取得成功，即便是在自己去世后也不例外。

晋武帝对此反应强烈。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即使是保持沉默也被视为一种错误。因此，他迅速剥夺了贾充的兵权。这一点，与他在后来攻灭东吴时对贾充的纵容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按照惯例，史书提到此时有奸臣挑拨晋武帝与司马攸的关系。但很难说这种挑拨对晋武帝的决策有多大影响，他们大多只是在迎合皇帝的意图。

最终，晋武帝下诏，要求齐王返回自己的封地。尽管如此，天下仍然以孝治国，这一原则神圣不可侵犯。孝道与兄弟之情自古相提并论，二者密不可分。

孔子曾说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这句话中蕴含了政治学的精髓。从诏书的措辞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皇帝对齐王的尊重。

司马攸被比作西周初年的齐国开国君主太公望，作为诸侯的领袖，让他回封国，是为了进一步突显他的特殊地位。

同时，晋武帝还扩增了齐国的封地，提高了齐王在仪仗方面的待遇，并额外封司马攸的一个儿子为王。

朝廷中有许多老练的官员，他们显然不会被这些华丽的言辞所蒙蔽。他们对这种表面尊敬实则贬低的伎俩再熟悉不过了：齐国虽是大国，但没有驻军，而其周边却有重兵驻扎，这实际上是对司马攸的包围和监视。他们纷纷表示反对，理由大多仍源自儒家经典，比如齐王是皇帝的亲弟弟，更应该被比作留在朝廷的周公旦，而不是太公望。

然而，皇帝态度坚定，不为朝臣的反对所动。也许正是因为朝臣的反对，皇帝才更加坚持自己的决定。

齐王司马攸称自己需要养病，并请求为母后守陵。他的请求看起来合情合理，因为齐王自幼以孝顺闻名。但皇帝认为这只是借口，晋武帝确信齐王只是想留在权力中心，以便继续等待机会。而所谓的养病，不过是最常见的托词罢了。

晋武帝派遣御医去探望齐王，御医心知皇帝期望听到的内容，因此每次带回的消息总是关于齐王身体状况良好的报告。

晋武帝于是召见司马攸，司马攸在礼节上非常拘谨，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端着。在皇帝面前，他更是努力维持自己的常态。于是，晋武帝更加确信司马攸并无病，命令他迅速启程。

就这样，司马攸开始了前往封国的旅程。然而，只过了几个夜晚，他便因呕血去世。晋武帝听闻此事，不得不表示懊悔，他处死了御医，自己则痛哭失声。有人上前劝慰，皇帝才收住了眼泪。

这种隐忍的较劲方式虽然令人压抑，但这种含蓄的权力争斗在大晋朝很快就成为了绝响。十多年后，身处八王之乱中的人们回忆起这段往事，一方面将本朝的衰落归咎于此，另一方面也许还会感到一丝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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