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魏大统九年（543年）的十月，长安附近的军户们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春种秋收之后，收到了中央的命令，准备参加在栎阳（今陕西省临潼区北约50华里）举行的年度校阅活动。刚刚步入农闲期的军户壮丁们再次忙碌起来，准备迎接这一重要时刻。

根据“三五简发”的制度，即三户中选取一名、五户中选取两名壮丁为兵，这些被选中的军户成员需要准备好他们的装备。他们从仓库中取出精心保养的盔甲、军服和干粮，仔细擦拭武器，确保一切就绪。一些较为富裕的家庭还会牵出战马，让它们适当运动，以保持良好的状态，适应即将到来的校阅。

这里的“丁”指的是达到一定年龄、符合纳税和兵役条件的成年人。北齐河清令规定，18岁至65岁的男性为丁，20岁起可以参军。

而在西魏时期，18岁至64岁的男性被视为丁，且从18岁起即可入伍。这种场景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北方中国非常常见，后世的历史学家将这种由武川出身的政治家们所推行的兵制称为“府兵制”。

在公元6世纪中叶，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审视，当时相互对抗的三国之中，西魏北周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存在。这个曾经濒临崩溃边缘的国家，在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民生困苦的情况下，成功地创造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政治军事体系，不仅挽救了自己，还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奠定了基础。

历史往往证明，国难之时方能锻造出精锐之师。由宇文氏领导下的西魏政权，其最为辉煌的成就是创立了府兵制——这一制度绵延近二百年，并使西魏成为北朝诸国中最强大的一方。

正如前文所述，邙山之战给西魏军队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几乎触及根本。据估计，此役西魏至少损失了六万将士，且大多是宇文泰直属的精锐部队。当初宇文泰继承贺拔岳留下的万余兵马后，通过几年的努力逐渐扩充军力，这些新增的力量既包括迁徙至关中的六镇鲜卑人（尤其是来自武川的部族），也有当地汉人的豪强势力加入。

然而，真正构成战斗力核心的鲜卑士兵比例并不高，因为后来并没有大量六镇的人口迁移至关中地区，而原本驻扎于洛阳的六坊之众大多已被高欢带往了东方。这意味着，宇文氏赖以建立政权的基础——武川鲜卑镇兵，在邙山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样的人员损失远比失去几个战略要地更为严重。

为了应对兵力短缺的危机，宇文泰紧急下令征召关中和陇右地区的豪强入伍。这一措施的核心在于将这些地方豪强纳入中央管理体系，通过他们来掌控大量的乡兵和部曲，从而在最短时间内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大统九年（543年）十月，西魏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校阅活动。虽然史书称之为“阅”，但与现代的阅兵仪式有很大不同。

现代阅兵，如中国的阅兵仪式，通常包括首长检阅和分列式，主要目的是展示国家的军事力量，激励民心和士气。而在古代，阅兵的重点则是对常备军的操练。

西魏建国后，每逢没有重大战事时，都会在农闲季节组织大规模的校阅活动，以操练军队。

从大统三年（537年）到大统十四年（548年），共举行了8次这样的校阅。参加校阅的士兵来自各地的军府，他们需要自备武器、盔甲、衣物和战马，并由政府指定的将领组织进行操练。这种定期的校阅机制，使西魏的军队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作出反应。

大统九年（543年）的阅兵仪式展示了府兵制的基本框架。实际上，从大统八年（542年）开始，西魏就已经着手进行府兵制的创新工作。《玉海》作为详细记载西魏府兵制的重要典籍之一，在其卷137《兵制》部分引用《后魏书》称：大统八年，宇文泰效仿周朝制度设置六军，共计一百府。到了大统十六年，又将有实力的民众登记为府兵。

可以推测，河桥之战对西魏主力部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因此在大统八年，西魏开始了军队整顿工作。其中，一个关键目标是将军队从关西大行台的下属单位提升为国家直接管理的部队，这进一步强化了西魏军队建设的规范化。

在进行军队整编改革的同时，邙山之战后的次年，即大统十年（544年），宇文泰将自大统元年以来陆续颁布的二十四条政令和十二条新制合并为《中兴永式》，并委托尚书苏绰进行修订，整理成五卷，重新颁布实施。

苏绰是西魏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出身于陇右武功郡的名门望族，家学深厚，本人博学多才。他从宇文泰的行台郎中做起，逐步晋升至尚书，12年间深受宇文泰的信任。无论是重大政策的制定还是政府日常事务的处理，宇文泰都倚重苏绰的意见。

宇文泰外出征战或巡视时，甚至会留下预先签名的空白文书，让苏绰自行决定事务，这种信任程度堪比刘备对诸葛亮、苻坚对王猛的信任。苏绰对西魏北周的政治制度改革、社会风气的转变以及魏晋以来北方浮华文风的改革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代令狐德棻编纂的《周书》中，只有宇文宪、苏绰和卢辩三人被单独立传。其中，宇文宪是北周后期举足轻重的宗室名将；《卢辩传》则类似于简化的官职志（《周书》未设专门的志，而卢辩继承了苏绰创立的六官制度，其传记主要描述了六官的职责）；苏绰则有详细的个人传记。

对于唐初而言，西魏仍属近世，许多关陇贵族的后代仍在朝中任职，因此他们对苏绰的重视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苏绰的重要性。

上述改革措施均是在北魏以来的军政制度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尤其是针对北魏末年军政方面的弊端，采取了一系列匡时救亡的举措。这表明宇文泰对当时的局势、政治和军事形势有着准确的判断和长远的考虑。这些举措不仅使国家的政治运作更加廉洁高效，也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暂时缓解了邙山之战后的军事危机。

西魏大约从大统八年（542年）开始设立府兵制度。在军事组织结构上，宇文泰作为八柱国之首，担任全军的统帅。

除了元魏宗室元欣仅挂名外，其余六位柱国各自统领两名大将军，每名大将军又分别统率两名开府大将军。

开府大将军之下设有仪同将军，根据《北史》的记载，开府大将军负责统领若干个团，每个团下辖两名仪同将军，而仪同将军之下则依次为大都督、帅都督和都督。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具体一个开府大将军统辖多少个团并不清楚，但按照最低标准计算，一名开府大将军至少统领两个团，因此，一位柱国大将军的下属编制中至少包括16名仪同将军。

在兵员选拔方面，西魏和北周根据全国的行政区划，设立了若干个军府，这些军府按照“三五简发”的标准进行兵员选拔。

这种选拔制度类似于普遍征兵制，理论上所有成年男性都有可能被征召入伍，但实际上被选中的概率远低于普遍征兵制。

实际上，兵制与国家实力密切相关。当国家实力强大时，普遍征兵制更有行政强制力的保障；而当国家实力衰弱时，登记在册的人口减少，政府难以大规模征调编户人口，因此逐渐转向募兵制。

府兵制融合了征兵的强制性和募兵的优选性，具有一定的制度优势。然而，由于史料的匮乏，关于府兵后勤供应的具体细节至今仍不甚明了。可以确定的是，每个府兵都需要承担一部分军资筹备的义务。

在西魏和北周时期，政策明确规定府兵不需负担赋税，只需履行兵役和一些力役。例如，北周宣帝时期，府兵曾负责修建洛阳行宫。当尉迟迥叛乱时，这些修建宫殿的士兵能够迅速转换角色，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北史》卷60记载：“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这表明府兵只需自备简单的武器，如弓箭和刀。而唐人李繁在其著作《邺侯家传》中提到：“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这里的“六家共备”可能指的是六大柱国分别提供物资，即统兵主将自行筹备。

尽管这两种说法都缺乏充分的旁证资料，但府兵需要自备一定物资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木兰辞》中描述的购买马匹及其配套装备的情景并非完全虚构，大致反映了北朝府兵的一些实际情况。

在军事训练方面，府兵制度规定每年有固定的上番期。最初，府兵被分为八个批次进行训练，每个府兵每年需要在军中服役45天，期间既要接受训练，也要承担作战任务。

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一制度后来调整为十二丁兵制，即每年在军中的时间减少到一个月。根据《北史》卷60的记载，府兵每月需值班警戒15天，另外15天用于训练和演习。这样的安排确保了府兵能够保持基本的军事素质，同时每年还会定期组织集中校阅，例如大统九年的大阅。

《隋书·礼仪志》和《玉海》中提到，校阅活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举行，并且各有专用名称：春季称为“振旅”，夏季称为“茇舍”（音同“拔舍”），秋季称为“练兵”，冬季称为“大阅”。

这些常规训练和校阅活动确保了府兵的战斗力。然而，如果国家面临大规模战争，府兵的训练和部署会更加集中。例如，西魏末年，由于高洋篡位建立北齐，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讨伐，当时的兵力集结非常庞大，甚至连陇右的驻防部队也参与其中。

西魏创立府兵制度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其最初的灵感可能源自鲜卑人的八部大人制度，即由各部大人共同治理部落。

宇文泰在大统十六年（550年）府兵制度基本成形之前，曾大量赐予胡汉将领鲜卑姓氏。例如，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氏，李虎被赐姓大野氏。

一些原本就是鲜卑人的将领也得到了新的姓氏，如宇文护的心腹叱罗协被赐姓宇文。此外，还有许多将领被赐予新名字，例如独孤信原名如愿，被赐名信；骑将刘道德因智谋出众，被宇文泰比作诸葛亮，赐名为亮。

这种政策常被批评为带有胡化倾向，似乎与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背道而驰。然而，考虑到西魏国力薄弱、民生贫困的具体情况，赐姓有助于增强将领的归属感和军队的凝聚力，因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一政策并未引起像孝文帝改胡姓为汉姓时那样的普遍抵制，大多数汉人将领都平静地接受了这种不影响其官职和财富的政治待遇。

府兵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征召大量兵员，并确保这些士兵接受充分的训练，从而为国家提供一支强大且可靠的常备军。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帝王们虽然能够凭借国家的强制力征召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军，但由于被征发的农民普遍抵触和缺乏有效的训练，这些庞大军队的质量参差不齐，战斗力极低。一旦遭遇局部失利，整个军队很容易陷入全面崩溃的局面。例如，苻坚率领的96万大军在伐东晋时的惨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西魏在邙山之战后，主力部队从约八九万人锐减至二三万人，国防形势变得极为危急。然而，幸运的是，高欢突然改变了他的进攻方向，将注意力转向了晋南的黄河沿线。这一地区有王思政经营的弘农和玉壁两大要塞，它们发挥了重要的防御作用。

高欢去世后，其子高澄和高洋的进攻重点转向了对柔然的打击，这给了西魏宝贵的时间来建立和完善府兵制度。

当府兵制基本确立之后，从西魏大统十七年（即南朝梁大宝二年，公元551年）到西魏废帝三年（即南朝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利用南梁内乱频繁向南方发起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包括攻占汉中、上庸时动用了超过3万人的军队，平定蜀地时调集了2.2万人，而平定江陵时则派出了5万人的部队，总计投入兵力超过了10万人。

西魏政权被北周取代后，北周继续扩大其军事力量。563年，北周派出四万大军分两路进攻河东；次年，即564年，北周更是集结了高达二十万的大军进攻洛阳，这表明其总兵力已经超过了北齐。如此庞大的军队规模，加上长期的军事训练所培养出的强大战斗力，为北周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制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邙山之战之前，这种军事实力的积累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可以认为，随着府兵制度的不断完善，北周在与北齐和南朝的三方面对峙中逐渐占据了有利位置。

西魏和北周令后世讨论最多的事情，一个是武帝灭佛之外，一个是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自宇文泰在大统元年（535年）被授予柱国之职后，柱国和大将军逐渐成为了西魏军队的高层领导职位。

实际上，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八柱国中，宇文泰作为全军统帅，元欣则代表宗室，真正掌握兵权的只有六人，因此被称为“六柱国”。

在大统八年（542年），府兵制开始萌芽时，柱国这一职位只有宇文泰一人担任，他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其余五位后来的柱国中，于谨的地位最高。他因征讨稽胡刘平叛乱有功，被授予大将军之职。其他五位后来的柱国大将军，即赵贵、独孤信、李虎、李弼和侯莫陈崇，当时只是开府。到了大统十五年（549年）前后，这六人先后晋升为柱国大将军。

于谨早年在北魏从军，参与过平定六镇起义的战役，曾是北魏广阳王元深的谋主。后来，他跟随尔朱氏与高欢作战，尔朱氏灭亡后，于谨逃入关中投靠贺拔岳，从此与宇文泰结下了不解之缘。

于谨是西魏军队中最为智慧的大将之一。他年轻时因智谋出众而遭到北魏灵太后的追捕。在魏朝末年，他向宇文泰提出了迎接孝武帝的策略，从而确立了政治上的正统地位。

于谨曾先后担任过丞相府长史、行台尚书和尚书左仆射等重要行政职务，一直是宇文泰决策时的重要顾问。

后来，于谨对于侯景的背叛以及南梁萧绎的防御策略做出了精准的预测。在宇文护掌权期间，他又以柱国的身份率先表示支持，这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战略眼光。

大统十五年（549年），于谨被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尽管他在谋略方面极为突出，但由于出身低微，虽然他是第一个晋升为大将军的人，但成为柱国的时间却晚于其他将领。

李弼出自尔朱氏，属于侯莫陈悦的部众。在宇文泰征讨侯莫陈悦的关键战役——秦州之战中，李弼和侯莫陈悦是连襟关系，所以李弼临阵倒戈，瞬间瓦解了侯莫陈悦的军心，对于宇文泰的声势至关重要，为宇文泰立下了赫赫战功。

李弼不仅勇猛善战，而且骑射技艺高超，是六柱国中亲身冲锋陷阵次数最多的一位。他多次担任先锋与东魏交战，尤其是在河南地区多次与侯景对峙。

在沙苑之战中，李弼作战十分的勇猛，亲自率领60名骑兵，左右厮杀，横冲东魏20万大军，这成为其军事生涯中的经典一幕。

而在河桥之战中，李弼又创造了斩杀敌方先锋大将的辉煌战绩。大统十四年，李弼从骠骑大将军直接晋升为柱国大将军。

独孤信最为人所知的称号是“金牌岳父”。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北周明帝、李虎之子李昞（即唐高祖李渊的父亲）以及大将军杨忠之子隋文帝杨坚。然而，独孤信的成功并非依赖于女儿们的婚姻，而是因为他自身的显赫地位，这使他能够将女儿们嫁给三家豪门。

独孤信的家族背景显赫，其祖父曾在武川担任镇将，并与贺拔胜、宇文泰等人联手铲除了叛乱的六镇义军将领卫可孤。独孤信后来被派往荆州驻防，也因此与贺拔胜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宇文泰接管贺拔岳的部众时，独孤信作为贺拔胜的代表前去接收，但最终未能如愿。

尽管独孤信和宇文泰都是武川人，但两人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隔阂，这种嫌隙可能始于争夺贺拔岳部众的控制权。大统五年（539年），陇右最高军政长官念贤去世后，独孤信接替了他的职位，并在陇右任职长达11年。

期间，独孤信除了参与河桥、邙山等战役及大统十六年（550年）的北齐征伐外，大部分时间都担任秦州刺史。独孤信曾两次上书请求返回长安，但均被宇文泰拒绝，显示出他与中央的关系相当微妙，在六大柱国中尤为突出。

独孤信的军事才能不容小觑。在他的治理下，河西走廊的反叛势力逐渐被平定，陇右地区基本保持了稳定和发展。大统十四年（548年），独孤信晋升为柱国，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西魏政权中的地位。

赵贵出自武川镇，家族自祖父辈起便在武川定居，与宇文泰家族有着深厚的世交关系。在六镇之乱期间，赵贵被义军卷入其中，后来辗转投奔尔朱氏，最终来到贺拔岳麾下效力。

当侯莫陈悦刺杀贺拔岳后，各路将领都陷入迷茫之时，赵贵率先提议迎接宇文泰为新的军主。这一建议不仅稳定了军心，也确立了他在宇文泰集团中的核心地位。

尽管赵贵长期在军中服役，但似乎并不擅长野战争锋。在河桥和邙山这两场大规模战役中，作为主将的他均未能取得胜利。颍川之战中，赵贵率军救援，同样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个人武勇方面，他也逊色于侯莫陈崇、李弼、独孤信等将领，这些人在战场上常常单骑冲锋，英勇无双。

因此，赵贵被授予柱国的职位更多是因为其政治地位，而非军事才能。据记载，赵贵获封柱国应在大统十五年之后。

李虎同样是武川人，他的家族源自西凉的李氏王族。北魏统一北方后，李虎的先祖逐渐迁徙至武川。

六镇起义后，李虎成为贺拔岳的部将。当赵贵等将领拥立宇文泰为主时，李虎表示反对，并独自南下寻找贺拔胜，希望他能统领贺拔岳的残部。返回关中时，李虎被高欢的军队俘虏并送给了孝武帝。孝武帝随后命令李虎回到关中联络宇文泰。这一事件表明，宇文泰与李虎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

在西魏时期，李虎的贡献并不特别突出。他的智谋不及于谨，武艺不如李弼，政治才能也逊色于独孤信。然而，他能够晋升为柱国，一方面是因为资历深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统领了一部分部众，在武川军团初创时拥有重要的地位。《周书》和《北史》都将李虎列为诸柱国之首，主要是因为他是李唐皇室的祖先。

侯莫陈崇出身于武川，曾是贺拔岳的部将，并与赵贵共同策划迎接宇文泰成为军主。

作为一位勇猛的战将，侯莫陈崇在随贺拔岳平定关中之乱时，作战十分勇猛，经常单枪匹马杀入敌阵，最经典的战役莫过于在战场上生擒了叛军首领万俟丑奴，立下了赫赫战功。

侯莫陈崇还追随宇文泰在平定陇右诸郡、小关之战、沙苑之战、河桥之战等多次战役中，屡建奇功。

然而，尽管侯莫陈崇英勇善战，但在谋略和城府方面却有所欠缺，这也最终导致他被宇文护逼死。大统十五年，侯莫陈崇晋升为柱国，但其地位一直排在柱国之末。

​西魏初创时期，这六位柱国与宇文泰资格相当，年龄相仿，且各自在长期的征战中积累了部曲，形成了各自的势力。他们与宇文泰同心协力，共同抵御外敌，为西魏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柱国的家族后代后来在西魏和北周的朝野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有的继续带兵作战，有的执掌大权，还有的与宇文氏结为姻亲，八柱国的威名一直延续到唐初。

至于十二大将军，其中有三位来自元魏宗室，分别是元赞、元育和元廓，其中元廓后来成为了西魏恭帝。这三位实际上并不直接领兵。其余九位大将军分别是侯莫陈顺、宇文导、达奚武、杨忠、王雄、李远、贺兰祥、宇文贵和豆卢宁。他们在西魏和北周的政权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达奚武擅长骑射，勇力过人，拥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曾参与西魏的多次重大战役。他和他的父亲长期担任华州、玉壁、原州等重要军事要地的守将，这充分体现了朝廷对他的信任。

大统十七年，达奚武独自率军南征汉中并成功夺取，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十二大将军中少数为国家拓展疆土的将领之一。

杨忠以勇猛著称，最初在独孤信麾下效力，曾有三年时间被梁朝俘虏，因此在西魏军中的起点相对较低。然而，他凭借非凡的勇气和力量，以能挟虎拔舌而闻名。随着战功的积累，杨忠逐渐崭露头角，最终攻取了随、陆二郡，到了武帝时期，他已经与达奚武齐名，为他儿子杨坚的未来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雄也是一位勇猛的将领，曾单独领军攻克梁朝的安康、上庸等地。然而，晚年的他在宇文护大举进攻洛阳的战役中，被北齐名将斛律光一箭射杀，成为了十二大将军中唯一一位阵亡于敌军之手的将领。

李远是原州李氏三兄弟中的次子，代表着陇右地区的豪强势力。原州李氏与宇文氏家族关系密切，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和第五子宇文宪因忙于军务，无法亲自照料，因此被寄养在李贤家中。

李氏三兄弟长期担任原州刺史一职，直至李远之子李植卷入北周明帝策划暗杀宇文护的阴谋，李远因此被赐死，李氏家族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宇文导是宇文泰长兄的长子，出生于511年，比宇文泰小六岁，在宇文氏皇族中辈分较高。由于宇文氏家族人口不多，宇文导深受宇文泰的信任，长期担任禁卫军统领的重要职务。每当宇文泰率军出征时，宇文导便负责留守事务。

独孤信离开陇右后，宇文导接替其职位，成为秦州刺史，负责镇守陇右地区。在十二大将军这一层级中，宇文导是宇文氏家族的唯一代表。

贺兰祥是宇文泰的外甥，虽然资历较浅，但凭借其才能逐渐崭露头角。豆卢宁和侯莫陈顺虽然立下不少功劳，但在早期并不显赫。宇文贵与宇文泰并非同宗，但因作战勇猛而被授予大将军职位，其子宇文恺在隋朝以擅长营建而闻名。

西魏的将领群体，以六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为代表，相比东魏和北齐的将领，具有许多显著的优势，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的谋略水平普遍较高。

东魏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前期主要有侯景和斛律金，后期则以段韶、斛律光和高长恭为主。尤其是后三位，可以是北齐三幻神，顶级的军事指挥才能，给北周带来了不少麻烦。然而，这五位将领在东西对峙的大局中并未占到太多优势，反而在数十年的相互攻伐中，让西魏和北周逐渐蚕食了东魏的领土。北齐的武成帝和后主两代君主的无能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战场上的胜负主要还是由将领们决定的。

疆土的丧失，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将领们的决策失误。西魏初期有于谨、独孤信、李弼、达奚武、杨忠、王思政等名将，后期则有韦孝宽、宇文宪、尉迟迥、王轨、宇文神举等人。这些将帅虽然不像侯景、斛律光那样声名远播，但在单独对阵时可能略逊一筹，但他们能够从三国对峙的大局出发，做出合理的判断，并协助宇文泰完成一系列具体的战役行动。

例如，独孤信在陇右的治理，于谨平定江陵的战略，王思政的堡垒战术和夺取河南的建议，以及韦孝宽的平齐策略，有些计划可能因时势问题未能实现，但大多数都展现了将帅们对形势的深刻理解和准确判断。

在西魏与北周时期，许多将领都有独自领军占领敌国大片土地的辉煌战绩。然而，对于东魏与北齐而言，尽管面对相似的南方内乱局势，并派遣军队出征，却仅能夺取淮南有限的土地，且最终被恢复稳定的南朝成功反攻，收复失地。这种差距之大，难以用简单的距离来衡量。

北周的将领如王轨，能够活捉南陈最强大的将军吴明彻，几乎摧毁了南陈的主力部队，这充分展示了北周将领的卓越能力和军事实力。真正的将领应当以开拓疆土为己任，为国家的扩张和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魏向北周过渡期间，柱国、大将军等军职逐渐转变为勋官。例如，李虎在大统十七年去世后，其柱国之位本应授予功勋卓著的大将军达奚武，但达奚武察觉到宇文泰有意逐步收回军权，因此将柱国之位让给了元子孝，后者是元魏宗室成员。虽然具体细节难以考证，但可以推测李虎所辖的军力最终被宇文泰收编。

周闵帝即位后，达奚武、宇文贵、贺兰祥、李远、豆卢宁等将领，以及原本并非大将军的宇文毓（宇文泰的长子）和尉迟迥（宇文泰的外甥），纷纷被授予柱国之位。

然而，宇文毓和尉迟迥显然并未实际担任领军将军的职务，这表明从这一时期起，柱国和大将军的职位已经正式成为荣誉性官号，而不再是实际的军事职务。这也是后世称“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时特指宇文泰、达奚武等人的重要原因。

​乡兵的概念涵盖了家兵、宗族兵及地方豪强兵，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存在，三国时代均可见乡兵的身影。

在东魏，代表性的豪强有高乾、卢伟等人；而在西魏，则有韦孝宽、司马裔、薛端、魏玄等；至于南梁，豪强人物如陈宝应、留异、陈霸先、王琳、鲁广达等，他们多数掌控着大片土地，且与官方保持着复杂的关系。

这些豪强依赖于宗族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基础，招募饥饿的民众组成私人部队。在和平年代，这些部队被用来维护宗族秩序、震慑周边地区、保护个人财产；战时则成为抵御外敌、保卫家园的重要力量。东魏对豪强武装的清理工作早已启动，而南朝对地方武装的打压，则主要发生在梁朝向陈朝过渡的关键时刻。西魏在重组府兵体系的同时，也着手解决乡兵这一长期困扰政权稳定的难题。纵观三国，东魏采取了较为隐秘的策略来处理乡兵问题；南朝尤其是南陈，则更多依赖武力进行镇压，手段相对单一，成效有限，反映出两朝对于乡兵问题的关注度不足。

相比之下，西魏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个层面同时发力，不仅有效地将乡兵纳入国家正规军体系，而且整个过程平稳、成本低廉，并显著提升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这在三国中堪称独一无二。

在西魏与北周时期，地方豪强构成了乡兵的基础。这些豪强乡兵在两国对峙的中间地带，对于占领和巩固当地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不坚定，常常随风而动，东魏强大时归附东魏，西魏强大时又归附西魏，表现出明显的“朝秦暮楚”特征。在和平年代，各地豪强之间也会爆发冲突。例如，洛州的大姓泉企和杜窟，双方各自聚集乡兵，洛州人因惧怕泉氏的强大势力，大多倒向泉氏一方。两家之间的争斗在小关之战时达到了高潮，杜氏成为了东魏的“带路党”，而泉氏则在被敌国重创后，转而成为西魏的中央军。

大统九年（543年），西魏征召关陇地区的豪强加入军队，这一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将部分拥有强大私兵的豪强纳入军队系统，授予他们官职，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招抚流民，编入军队。例如，温县的豪强司马裔，在大统九年（543年）左右被任命为河内郡太守，当时河内郡仍属东魏，司马裔的主要任务是招揽河内郡归附的4000户流民。洛阳附近的豪强魏玄、韩雄、陈忻等人也在大统九年之后不久晋升军职，并被安排在边境地区任职，这不仅有助于招揽河南地区的义众，还起到了镇抚边境的作用。

但是，任命豪强为地方长官只是西魏政府的一种临时措施。大多数情况下，西魏政府不愿意让豪强在自己的故乡担任要职，因为这会使中央收回乡兵控制权的努力化为泡影。例如，在大统十二年（546年），凉州（今甘肃武威）刺史宇文仲和发动叛乱，瓜州（今甘肃敦煌）的豪强令狐整率领军队协助独孤信平定了叛乱。

战后，瓜州的民众一致推举令狐整为新的刺史。然而，出于对朝廷权威的尊重，令狐整上书请求朝廷派遣其他人选。

宇文泰随即任命了中央官员前往凉州和瓜州进行安抚。这一决定的背后，是因为独孤信已经成功平定了陇右地区，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控制这些地方，因此不再需要豪强在当地担任要职。令狐整也意识到了中央政府试图加强对乡兵控制的意图，于是顺势而为，带领本族的2000名部曲前往长安，请求编入中央府兵系统。宇文泰欣然接受了这一请求，直接剥夺了令狐整的统兵权。从此以后，令狐整长期担任文职，再也没有回到瓜州担任任何职务。

这些迹象显示，西魏在整顿豪强乡兵时，充分考虑了各地的具体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豪强对其部曲的持续控制，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其成为府兵的重要补充。对于那些已经形成较大势力的州郡，西魏则果断采取措施进行分解整编，基本使豪强脱离本土，防止他们再次形成割据力量。

豪强控制本族部曲主要依靠自己的财力，西魏在收编豪强部队时，也将乡兵的供给保障纳入了府兵系统。例如，京兆蓝田的豪强王悦最初起兵时，还需要自费杀牛犒劳士兵。

然而到了大统十四年（548年），当王悦率部参加随陆战役时，他本部节约出的粮草已经可以供整个大军使用，这表明统一的后勤供应模式已经确立。

当豪强离开本土，他们不再具备以钱粮供养部队的条件。府兵系统的供应机制与之对接，确保了乡兵能够平稳适应新的管辖权，避免了大规模的混乱。回顾西魏将乡兵整合进府兵系统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并没有像东魏高氏兄弟相继去世时那样引发其他豪强的不安和叛乱，这表明西魏的政策非常切合实际。

总的来说，北周之所以能够从弱势转变为强势并最终消灭北齐，固然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但军队的力量是这一转变中最关键的一环，尤其是府兵制度对军队战斗力的提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兵制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初现端倪，但在西魏和北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而东魏和北齐却没有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总结出有效的兵制，这也反映了两个统治集团在政治视野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