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居正《旧五代史·梁书卷十五·列传第五》中有一个非常简短的评论，其中涉及到王建的老乡韩建，论曰：

“韩建遇唐朝之衰运，据潼关之要地，不能藩屏王室，翻务斫丧宗枝，虽有阜俗之能，何补不臣之咎。”

可以说，总的评价并不高，然而其中的“阜俗之能”还是有说法的。原因就在于韩建在唐僖宗还驾长安后，任潼关防御史、华州刺史，在任上招流亡、兴农业大有成就，可以与当时割据荆南的成汭（曾冒姓郭氏）相提并论。

连道德观较为偏激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都给了他此段政绩很好的评价（薛史亦如此），欧史曰：

“华州数经大兵，户口流散，建少贱，习农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闾里，问其疾苦。··是时，天下已乱，诸镇皆武夫，独建抚缉兵民，又好学。荆南成汭时冒姓郭，亦善缉荆楚。当时号为北韩南郭。”

韩建虽与“贼王八”王建同乡，且日后事业不如王建盛大，但其家世确比王建清楚得多。其父名叔丰，干了一辈子行伍，在牙校那样的低级职务上并没得到高升。所以，作为军人世家出身的韩建，少年时代亦没得富贵生活，还不得不务农，甚至连字都不识。

不过，那个时代本来就不怎么需要文化人，有把力气，有股子不怕死的劲头，就足够了。与老乡王建一样，韩建从军队的士兵干起，一直拼到相当于营级干部的小校职务，短时间拿到这样的军衔，他肯定很有成就感！

世道变了，机会给了底层。时值唐僖宗逃亡到蜀，韩建与王建一样混到了机会，与王建同为唐僖宗亲赐的“随驾 五都”之一。

在成为首都东部重要地区军政官员的那一刻起，他才知道缺少文化是个巨大的缺憾。尽管时代不需要文化，但他本人需要。他让人在各种器物（如器皿与床榻）上写上文字，一点一点地认，日久“乃渐通文字”。就凭这一点，足见韩建不是等闲人物。

文化提升了，但军事才识却又遭遇难题，只凭敢拼是不行了。敢拼，作小校那样的小官可以，作了高级指挥员，则要吃败仗。

在韩建三十六岁那年，也就是昭宗大顺元年（890），他的部队作为张濬讨伐李克用的总体战役的一个支队，被李克用打败，作为指挥官的韩建也从前线狼狈地逃回来。

他努力想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就参与到河中镇的权力纠纷中去。河中镇的王重荣死后，权力传到弟弟重盈手中，重荣的过继子王珂（重荣兄重简之子）与重荣亲生子王珙、王瑶争权。

对王氏兄弟的争权，韩建与王行瑜、李茂贞一派，支持嫡系王珙；而太原方面的晋军李克用则支持王珂，并把一个女儿许配给了王珂。昭宗怕李克用，不答应王珙一派请求，韩建与王行瑜、李茂贞一怒之下，率兵进逼长安。

唐昭宗还有些皇帝的威严，召见三位将军，气愤地指责他们的失礼行为。

王行瑜与李茂贞吓得汗流浃背，连句完整的话也答不上来。但韩建不怕，一一答对皇帝的责问。韩建是个有熊心豹胆的人，见皇帝不顺从自己，就杀了宰相韦昭度——就是让王建以纵兵吃人肉方式吓跑了的那位高级文官，还有另一位宰相李溪及其他几个文官，以此来谋废昭宗。

正值预谋阶段，李克用兵到，韩建害怕，引兵出京，退归华州。李克用又遣兵追至，吓得军事强人韩建登城服软：“弊邑未尝失礼于大国（晋），何为见攻？”

晋将也假装正义地威慑他：“你率兵侵犯天子尊严，又杀了大臣，不该讨 伐吗？”

韩建从这次巨大的变故中学得了政治经验，正像他从器物上识字那样，他明白了：要控制大局，没必要参与到一藩一镇的斗争中去，拿住中央或者说制住皇帝，才是上策。

在他四十二岁那年，即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李茂贞兵犯长安，唐昭宗不得不准备出逃。韩建派儿子去接昭宗，要皇帝去华州。

在皇帝不答应且逃到富平（今陕西富平）的情况下，韩建亲自出马，拦住皇帝，并流出了激动的眼泪——他的政治演技已经成熟了，说道：“藩臣倔强，不止茂贞一个人。要是舍弃近京的地方，反而巡幸边远地区，一旦乘舆渡过黄河，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唐昭宗让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军事强人给唬住了，“亦泣， 遂幸华州”。

皇帝进了他的势力范围，就好比笼中鸟，他愿怎么玩就怎么玩了。

韩建的第一步是恳求皇帝遣散原来的卫队并削去诸王带领卫队的军权，换上他韩建的手下。几次请求，皇帝就是不答应，所谓“累表不报”。

可是唐昭宗知道自己刚出虎穴又入狼窝的处境，郁闷中登上华州的著名建筑物齐云楼。在楼上，三十而立的李晔面向西北，遥望长安，作《菩萨蛮》词三章，最后一章写道：

“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

皇帝已经没什么过高的要求了，能回到长安的皇城中过饱暖的日子就行了。皇帝登楼，自然要有酒宴供应。昭宗喝多了，唱起了自己的词，声调悲凉，让群臣无不泪下。韩建表面上也随大家唱，但内心老大不欢喜。于是，心中开始设计第二步政治棋路。

第二步是杀掉与昭宗同行而至的诸位亲王。那天酒会散后，他就指使手下向皇帝告发，说诸王要谋杀韩将军并劫持皇帝往别的藩镇去，事关重大，昭宗让人召韩建进见，以辩证此事。

韩建就装病，不去进见。皇帝没办法，只好让诸王去韩建处自辩。韩建声称：什么都不用辩了，把诸王软禁起来就是了。

唐昭宗不答应，韩建就率兵包围行宫，声称诛杀卫队最高长官李筠。可怜李筠，从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入卫，终落个让软弱的皇帝借了人头的下场。

随后，诸王遭到囚禁。唐昭宗便派延王李戒丕去求见李克用，决心最后摆脱韩建的控制。韩建也上了火，干脆诬陷诸王谋反，统统杀掉。

面对这起重大的政治谋杀事件，唐昭宗没了好办法。下下策也就成了上上招儿，给韩建立块德政碑。

有了德政碑，并没阻止韩建走第三步棋。他要废掉昭 宗，立德王李裕。

但，这第三步棋让来自西方的力量给打乱了。先是他老爹韩步丰实在看不下去了，以死相劝：“你不过是一个陈许这地方的田间农夫，恰逢天下动荡，天子遭受苦难，天子赐你恩典，你才到今天这地位，现在你占据两州之地，便想要做谋逆的事，这种覆灭家族的祸事，我不忍心亲眼看到，不如先去死吧！”说完，便抽泣起来。

这时，李茂贞与朱温皆对外发布文告，称要迎天子回长安。韩建害怕了，也就停止了废立的计划。

唐光化元年（898），唐昭宗回到长安，并没计较韩建擅杀诸王的罪恶，反倒息事宁人，亲自给韩建作了一幅画像，并封为颍川郡王，赐给赦免死罪的铁券。

由八年前的当面训斥到今天的委曲求全，真是天壤之别；八年间，年轻的皇帝经过流离颠沛的生活，变得成熟了。

韩建似乎有些良心发现，坚辞王爵，而后接受许国公的封号。

虽然说他的谦虚与自己势力的衰弱没必然联系，但他的事业确实开始走下坡路了。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他属下的判官司马邺于天复元年（901）以同州城降了朱温。朱温派司马邺去招降韩建。

至此，韩建势穷力竭，出华州城，去包围他的朱温军营投降。到了这步田地，韩建还算计着如何耍孬。

朱温责问他屡次威胁皇帝、参与宦官韩全晦劫持皇帝到凤翔的阴谋，韩建说：“我不识字，凡交递朝廷的奏章及与邻近藩镇来往的书信都有判官李巨川处理。此次所谋， 也是巨川的主意。”

真孬！他“不识字”的说法是绝对的谎话，因为在潼关防御使任上时他通过刻苦自学，已经达到了“渐通文字”及稍后的“课学书史”的程度。

朱温不能立杀降将，也顺水推舟，就拿李巨川当替罪羊，砍了脑袋了事。

韩建初期的经历与朱温差不多少，年龄相仿（韩小朱三岁），所以投降之后能对朱温发生影响。等到朱温正式代唐称帝，韩建则成了以三公身份兼宰相之职的重臣，官位为“司徒同中门下平章事”。欧史云：“太祖性刚暴，臣下莫敢谏诤，惟建时有言，太祖亦优容之。”

有如此特殊的地位，相同的出身背景或曰阶级感情固然为主要因素，而其中的另一个秘密却少为人察觉，那就是韩建终于帮朱温下定了屠杀唐宗室并一举代之的决心。

天祐元年（904），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在路上，唐昭宗还痛哭流涕，向路上对他表忠心的百姓告哀：“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但在洛阳刚落下脚不久，唐昭宗就变了态度。

在宴请朱温与韩建的宴会上，对两位大加吹捧，说：“迁都之后，国步小康，社稷安危，系卿两人。”朱温听了当然高兴，但何皇后举杯再谢时，韩建却偷偷踩了朱温脚一下。

朱温不明白用意，但知道事情不妙，就装醉离席。两人匆忙出宫的路上，韩建对朱温说：“天子与宫人眼语，幕下有兵仗声，恐公不免也。”哎啊嗬！朱温吓出了一身白毛汗，这皇帝分明是栏中待屠之牛，还能用犄角顶死人？

好了，办了他！天祐元年秋八月，就是迁都洛阳的半年后，朱温部将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闯进宫中，杀了昭宗。又过了半年，在天祐二年将唐昭宗的九个儿子召到九曲池赴宴。结果，宴会成了刑场，九人毙命，尸体被抛于九曲池。

朱温可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岂肯放过何太后，在杀了昭宗九子后的十个月后，又将何太后在宫内处死。整个李唐宗室基本斩杀干净。只剩了个孤苦伶仃的小皇帝李祚，守了一年多后，就把江山让给了朱温。李祚想在曹州过济阴王的安稳日子，可没那么便宜的事！

万一哪个军阀把被废的小皇帝接走，打着复兴唐室的旗号与朱温对着干，不就麻烦了吗？毕竟十七岁的小废帝随时会成为别人的一张牌。

杀了他，埋了他。

朱温正式即位还差一个月不满一周年，就急不可耐地将小家伙杀了，埋在了济阴定陶（今山东定陶）。

这回杀小废帝不是韩建的主意，可能是由王建起哄引起的，王建不是闹着联合诸道，恢复唐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