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宫廷政变频繁，皇室内部父子相残、兄弟相害的悲剧屡见不鲜。为何这类骨肉相残的惨剧会接连发生呢？
清代知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列出一条“宋齐多荒主”，对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所谓“荒主”进行了详细列举，并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气运使然”。所谓“气运使然”，指的是南朝时期运势不佳，因而频繁遭遇劫难。然而，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显然缺乏说服力。
事实上，南朝出现众多昏君“荒主”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赵翼提出的“宋齐多荒主”论断本身存在偏颇之处，他所列举的“荒主”名单也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例如，部分被列为“荒主”的君王，可能仅因某些局部失误或后人评价偏差而被过度贬低。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
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南朝时期的皇权继承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宗室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导致许多幼主或无能之辈登上皇位。
此外，士族门阀势力的强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使得皇帝难以有效掌控国家大局。再加上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外部军事压力沉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南朝的政治环境愈发复杂动荡，这无疑加剧了“荒主”现象的产生。因此，单纯用“气运使然”来解释这一现象显然是不够科学的。
事实上，用“荒主”来解释南朝统治集团内部的血腥屠杀并不准确。南朝皇位之争之所以充满血腥，并非因为“荒主”的存在，而是与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在这种环境下，皇权争夺成为核心矛盾，亲属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最终导致了一系列惨烈的内斗。
刘宋“荒主”何其多赵翼列出的南朝“荒主”名单包括：宋少帝刘义符、元凶刘劭、宋前废帝刘子业、宋后废帝刘昱、齐郁林王萧昭业、齐东昏侯萧宝卷以及陈后主陈叔宝。
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刘宋王朝拥有最多的“荒主”，共有四位；萧齐则有两位，而陈朝仅有一位，至于萧梁，则未出现“荒主”。
因此，赵翼提出“宋齐多荒主”，而不泛指“南朝多荒主”，正是因为在这七位“荒主”中，宋与齐两朝占据了六个名额。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宋少帝刘义符的情形。刘义符是宋武帝刘裕的长子，生于东晋义熙二年（406年），于永初元年（420年）被立为太子，当时年仅16岁。
永初三年（422年）五月癸亥日，宋武帝驾崩，刘义符于当日即位。
对于刘义符的性格与才能，《宋书》本纪中记载他“有膂力，善骑射，解音律”，这说明刘义符是一位兼具文韬武略的年轻人。他不仅体力过人，精通骑马射箭，还对音乐有着一定的理解与修养。
在临终之际，宋武帝刘裕为年轻的皇帝安排了一支辅政团队，成员包括中书监傅亮、司空徐羡之以及领军将军谢晦。
事实上，宋武帝挑选的这些辅政大臣都具备相当的政治能力。然而，刘义符并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的权力过大，使得刘义符感觉自己像个傀儡。
于是，辅政团队与刘义符之间产生了权力争斗。最终，傅亮、徐羡之、谢晦联合江州刺史檀道济、扬州刺史王弘等人，在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发动政变，将刘义符废黜为营阳王。同年六月，徐羡之又指使中书舍人邢安泰杀害了刘义符，此时他年仅19岁。
废黜并处决少帝，自然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毕竟这样重大的事件，必须向天下人作出交代。
然而，少帝在位仅仅两年，且实际权力有限，对外发布的政策和措施大多由辅政大臣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政变的人只能从少帝的“私德”入手，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列举了少帝的多项“罪行”，以此证明废黜少帝的合法性：
（一）在宋武帝与懿皇后的丧期内，他却吃肉饮酒、寻欢作乐、选纳妃嫔——这被指责为“不孝”；
（二）他宠信小人，大肆兴建宫殿，导致国库亏空、百姓困苦——这被视为“祸国殃民”；
（三）他滥用刑罚，殴打无辜，致使监狱人满为患——这被认为是“残暴”；
（四）他缺乏君主应有的风范与修养——这被批评为“无德”。
若这份废黜令所述属实，即少帝确实存在这些“不孝”、“无德”、“残暴”、“祸国殃民”的行为，那么废黜甚至处决他，便可以被视为正义之举，也是历史和人民之幸。
然而，从历史的真实角度来看：
这道废黜令中列举的所谓“罪名”，除了第四条尚且有些许事实依据外，其余皆为蓄意构陷之词。
指控少帝在位期间大兴土木、滥施刑罚，纯属诽谤。根据史书记载，刘宋王朝真正大规模营建宫室是在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再者，少帝在位仅短短两年，即便有心大兴土木，也绝无可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
至于指责少帝“无德”，具体指他在父母丧期内沉迷声色犬马、饮酒食肉等“不孝”之举，但有何证据呢？并无任何，除了这道诏书之外，再无其他佐证。
其次，诏书中提到少帝“身居帝王之尊却喜好奴仆之役；身处万乘之贵却乐于厮养之事”，此言所指应是少帝曾在华林园中模拟集市买卖的情景。
据记载，少帝平日确实喜欢在华林园内玩这种模拟市场交易的游戏。被废黜当日，他还在与侍从们沉浸于此游戏之中，对即将到来的政变毫无察觉或预感。这表明，少帝对辅政大臣始终深信不疑，从未料到他们会发动政变。
纵观相关史料，少帝所谓的“恶行”不过是废黜令中罗列的这些罪名，而这些罪名要么是恶意诬陷，要么就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所有这些“恶行”，充其量不过是少年天性贪玩的表现，并非重大过错。
若这些都可作为废黜皇帝的理由，那么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恐怕都难逃被废黜的命运！
正因如此，吕思勉先生在提及少帝被废时感慨道：自古以来荒淫放纵的帝王不在少数，而少帝不过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即便偶有失德之处，亦可通过劝谏教诲加以改正，何至于采取废立这般极端手段？
在我们看来，深入探究此事，实则是辅政大臣失职或推卸责任的表现。宋武帝当初委任他们为辅政大臣，正是考虑到少帝年幼，希望他们尽心辅佐，而非行废立之事。
因此，客观的观点：少帝即位不满两年便惨遭废黜杀害，还背负“荒主”的恶名，实乃千古奇冤！
徐羡之、傅亮与谢晦三位辅政大臣发动的政变，将宋文帝刘义隆推上了皇位。他们之所以选择刘义隆，是认为他性格温和，容易掌控。
按照继承顺序，即便废黜少帝，皇位也应由二皇子广陵王刘义真继承。然而，刘义真性格刚烈果断，令徐羡之等人担忧难以驾驭。因此，在废黜少帝前，他们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于景平二年（424）二月先废黜并杀害了刘义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刘义隆堪称一位“明君”。他在位30年，开创了被誉为“元嘉之治”的繁荣局面。然而，徐羡之等人或许只看到了刘义隆的“宽叡慈仁”，却未料到这种特质往往伴随着深沉的心机。尽管他们将刘义隆扶上皇位，但刘义隆对他们并无感激之情。
元嘉三年（426）正月，宋文帝颁布诏书，处死了徐羡之、傅亮和谢晦。到了元嘉十三年（436），他又诛杀了檀道济。这几位都是参与政变、助其登基的功臣，但宋文帝非但没有感恩，反而逐一除掉了他们。这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关于宋文帝诛杀檀道济一事暂且不论，因为确实存在自毁长城的嫌疑。但对于处死徐、傅、谢三位辅政大臣，则有必要探讨。虽然可以笼统地归结为君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就具体案例而言，这一解释缺乏足够说服力。毕竟，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政变几乎都可以归因于权力之争。
我们想强调的是，宋文帝先后铲除拥立自己的功臣，心理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深知，哥哥少帝刘义符并未犯下多少罪行，却被辅政大臣轻易废黜，那么自己又怎能保证不会重蹈覆辙？倘若某天这些辅政大臣心生不满，自己是否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
接下来，我们来审视“元凶”刘劭这一角色。在沈约编撰的《宋书》第九十九卷中，以《二凶传》为题，专门记载了刘劭与始兴王刘濬的事迹。他们被冠以“二凶”之称，原因在于两人合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宋文帝刘义隆。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子杀父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称其为“二凶”也似乎并无不当之处。因此，赵翼将刘劭列入“荒主”名单，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正史对刘劭的评价仍显偏颇，未能完全还原事情的全貌。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刘劭为何会铤而走险，走上弑父这条不归路？毕竟，没有人天生就是弑父的凶手，也没有哪个太子愿意通过这种方式登上皇位。显然，刘劭的弑逆之举背后必定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他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甚至可以说是被逼入绝境的结果。
刘宋时期，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尽管宋文帝统治的元嘉年间被誉为“治世”，但到了晚期，围绕储君之位的争斗愈演愈烈，刘劭的太子地位也因此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刘劭储君地位的不稳固，很大程度上源于宋文帝的过度猜忌。随着年龄的增长，宋文帝的这种心态愈发严重，使得刘劭时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感。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刘劭的心理和处境无疑变得极为复杂和艰难。
宋文帝曾与王僧绰交谈，透露出想要更换太子的想法，并要求王僧绰收集前代关于废立太子的相关资料作为参考。
不幸的是，一次东宫例行宴会上，太子刘劭招待了东宫卫士，这一幕恰巧被王僧绰目睹。随后，王僧绰秘密向宋文帝汇报了此事，这让本就心存疑虑的宋文帝更加坚定了改立太子的决心。
然而，在新太子的人选问题上，宋文帝与几位重臣之间产生了分歧。
宋文帝倾向于立第七子建平王刘宏为太子；吏部尚书江湛则支持南平王刘铄，可能是因为刘铄的妃子是他的妹妹；而尚书仆射徐湛之主张立随王刘诞，或许是因为刘诞的妃子是他的女儿。
由此可见，这些大臣在决策中都带有私心。在此情况下，王僧绰建议宋文帝自行决断，果断行事。
虽然废立太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但如果宋文帝能够在做出决定后迅速行动，也许就不会引发后续的悲剧。然而，宋文帝的犹豫不决最终给了刘劭先发制人的机会。
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二十一日深夜，刘劭在得知确切消息后，带领东宫卫队，假借皇帝诏令闯入皇宫。当时，宋文帝正与徐湛之商讨废立之事，完全没有料到东宫卫兵会突然闯入，结果君臣二人当场遇害。随后，刘劭还派人杀害了江湛。
刘劭弑父篡位的行为，在传统道德观念中确实是极大的罪行。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行为也有值得探讨的一面。
如果换作是我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确实面临两难选择：要么主动出击争取生存机会，要么被动等待被废黜甚至杀害。在封建皇权斗争中，权力争夺往往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从史料记载来看，刘劭并非无能之辈。他在北伐事件中敢于直谏父皇，在危急时刻能安定人心，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特别是他即位后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显示出其治国理政的能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完全为刘劭的弑父行为开脱。毕竟作为人子，应该寻求更稳妥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极端手段。但至少我们可以理解，在那个充满阴谋与杀戮的时代，他的选择虽不完美，却也情有可原。
《宋书·二凶传》中提到，刘劭在篡位登基后，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昏庸无道。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包括广泛咨询公卿大臣的意见，探寻治国良策；减轻赋税和徭役，减少国家不必要的开支；还将原本由皇家或国家控制的田园、山泽等资源开放给贫苦百姓使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同年三月，他还派遣使者前往各地巡视，了解民情。
这些措施显然体现了他对治理国家的重视与努力，很难用“昏庸”一词来概括。
从个人气质上看，刘劭虽然因弑父篡位而被冠以“悖逆”之名，但他身上依然展现出一种英雄气概。
据史书记载，在兵败被俘、面对孝武帝刘骏及其群臣的指责时，刘劭毫不畏惧，直言回应：“汝辈复何烦尔！”这表明他即使身处绝境，也保持了从容不迫的态度，展现了刚毅的性格。
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刘劭之后是宋孝武帝刘骏即位，他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
然而，大明八年（464年）闰五月，孝武帝去世，其子刘子业继位，即前废帝。临终前，孝武帝为刘子业安排了一套辅政班子，成员包括中书监江夏王刘义恭、领尚书事柳元景、沈庆之、王玄谟以及颜师伯。
根据遗诏，刘义恭和柳元景有权过问朝中大小事务；重大国事需由沈庆之参与决策，若涉及军事，则由他统领诸军；日常政务则交由颜师伯负责处理；而宫廷警卫等相关事务则由王玄谟负责。这一安排显示了孝武帝对新帝执政初期稳定局势的深思熟虑。
前废帝刘子业是南朝宋的一位短命皇帝，他以残暴和滥杀大臣闻名于史。
在永光元年（465年）八月，他接连诛杀了越骑校尉戴法兴、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柳元景以及尚书左仆射颜师伯等辅政重臣。这一系列血腥清洗令人震惊，但究其原因，或许可以从当时的政治局势中找到答案。
从历史记载来看，戴法兴与颜师伯、柳元景等人之间的勾结，可能对刘子业的皇权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戴法兴出身卑微，属于典型的“恩幸”小人，而颜师伯、柳元景则是高门士族出身，彼此社会地位悬殊，按常理来说并不可能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
然而，在权力面前，这些差异显得微不足道。
戴法兴凭借其贴近皇帝的优势，掌握了巨大的实权，而颜师伯、柳元景等人则希望通过与戴法兴联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种内臣与外臣的结合，实际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而这自然引起了刘子业的高度警惕。
据史料记载，刘子业刚即位时，朝政几乎完全掌控在戴法兴手中。
“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
也就是说，在刘子业尚未亲政期间，无论是发布诏书还是处理日常政务，戴法兴都一手遮天，甚至被民间戏称为“真天子”，而刘子业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赝天子”。这样的局面显然让年轻的皇帝感到屈辱和不安，也为后来的血腥清洗埋下了伏笔。
因此，当刘子业逐渐掌握实权后，他选择清除这些威胁自己权威的大臣便不难理解了。这不仅是他对个人尊严的维护，更是为了巩固皇权，防止权力旁落。当然，刘子业采取的方式过于极端，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孤立和悲剧性的结局，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当时复杂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困境。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戴法兴已经与江夏王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等朝廷重臣勾结在了一起。他们频繁往来，门庭若市，常年有数百名门客聚集，无论朝野上下，士人百姓无不对其心生畏惧、表面服从。
有了辅政大臣的支持，戴法兴的气焰愈发嚣张，甚至敢于当面威胁前废帝，扬言要将他废黜。
《宋书·戴法兴传》中记载：“废帝年纪渐长，凶残之心日益显露，想要有所作为时，却每每受到戴法兴的限制和压制。戴法兴时常对皇帝说：‘你这样胡作非为，难道是想步营阳王的后尘吗？’这使得前废帝心中逐渐积攒不满。” 这表明，随着前废帝年龄增长，他希望独立处理政务或做出决策，但戴法兴却始终加以干涉。
戴法兴还屡次警告前废帝：“你这样做，是不是想成为第二个营阳王？” 其中，“欲作营阳”所指的就是此前少帝刘义符被辅政大臣废为营阳王并最终遇害的历史事件。
戴法兴动辄以废黜相威胁，这难道符合为臣之道吗？他为何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威胁皇帝？实际上，戴法兴与颜师伯、柳元景、江夏王刘义恭等人相互勾结，这种行为早已触犯了宫廷大忌。因此，前废帝处死戴法兴，并非滥杀无辜。
戴法兴被诛杀后，江夏王刘义恭等人随即发动叛乱。前废帝平定叛乱后，不得不将这些谋反者一并铲除。
此外，前废帝计划铲除晋熙王刘昶和赐死始平王刘子鸾等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原因。这些诸王中，有的涉嫌谋反，有的则有争夺皇位的野心，自身行为并不清白。例如晋熙王刘昶，他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九子，按辈分来说，前废帝应该称他为九叔。
当江夏王刘义恭被杀时，刘昶正担任徐州刺史。据史书记载，刘昶也是一位不安分的藩王。在江夏王刘义恭被杀后，一直怀有“异志”的刘昶立刻派遣蘧法生作为使者前往京师打探消息。
前废帝对蘧法生说，刘昶与江夏王刘义恭合谋造反，自己正准备出兵征讨，现在他主动要求回京，这很好。
随后，前废帝又质问蘧法生，既然你早就知道刘昶谋反，为何不及时上报？实际上，这只是前废帝随口一说，并没有真正追究的意思。然而，心虚的蘧法生却叛逃至彭城，这一举动无疑坐实了刘昶谋反的嫌疑。之后，前废帝亲自率军征讨，但刘昶未能得到辖区内各郡的支持，最终无奈逃往北魏寻求庇护。
刘昶早有谋反之心，这并非因前废帝的行为所引发的事变。至于始平王刘子鸾，根据多部史书的记载，在孝武帝在世时，他就曾有过夺嫡的行为，其王府聚集了不少人才。因此，前废帝即位后，为了消除潜在威胁而将其赐死，这种现象在封建政治中屡见不鲜，不应过分苛责。
465年十一月，湘东王刘彧联合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等人发动政变，弑杀了当时仅17岁的前废帝。
前废帝遇害后，政变参与者假借太皇太后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令，列举了前废帝的诸多“罪行”。
诏书中称前废帝自幼性格“凶毒”，不仁不孝，登基后残杀辅臣、屠戮兄弟、行为荒淫。纵观这道诏书的内容，与此前废黜少帝刘义符时的诏文如出一辙，充满了空洞的指责和陈词滥调。
实际上，前废帝刘子业不仅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才能，还具备相当的文化修养。最能体现其政治智慧的便是对戴法兴的处置。戴法兴在孝武帝时期便已权倾朝野，并得到辅政大臣的支持。要除掉这样一位权臣，并非简单颁布一道圣旨就能实现，而是需要精心谋划和运用政治手段。
虽然史书对前废帝的具体操作记载不多，但从戴法兴被杀后，前废帝专门下诏安抚巢尚之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在决定铲除戴法兴之前，他已经成功分化并瓦解了戴法兴背后的势力网络。巢尚之作为当时的另一位重要“恩幸”人物，显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被前废帝争取或中立化。由此可见，无论是除掉戴法兴还是平定江夏王刘义恭的叛乱，前废帝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手腕，而非靠运气取得成功。
此外，前废帝刚即位时，便颁布诏书，体察民情、减轻徭役和刑罚，并废止了孝武帝时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例如，424年六月下诏称：
“应详尽了解民间疾苦……应当放宽徭役，减轻刑罚，以缓解民众困苦。皇家府库及各机构，若事务不必要广泛展开，则应简化，那些雕琢文饰之事，于今已无实际用途，均应裁撤，以回应百姓期望。同时禁止藩王从事商业活动。”
同年七月的诏书中提到：
“废除南北两条驰道，自孝建以来更改的各项制度，恢复至元嘉时期的旧制。”
这些诏书内容总结起来便是：深入调查民间疾苦，减轻徭役负担与刑罚，皇家物资供应力求简约，严禁宗室诸王经商，废止南北驰道，并将孝武帝时期修改的制度重新回归宋文帝元嘉时期的旧有规范。
永光元年（465）八月，前废帝再次下诏，搜罗贤才，要求各地向中央举荐各类人才。
从以上种种举措来看，前废帝无疑是一位具备相当政治才能的年轻君主，而非一味荒唐无度之人。
关于前废帝的文化修养，尽管沈约极力渲染其荒唐行径以掩盖事实，但仍无法彻底抹杀其才华。作为史学家，沈约在《宋书·前废帝纪》中仍保留了一丝公正评价，指出：
“帝年少时喜好读书，对古事颇有了解，亲自撰写《世祖诔》以及其他杂篇诗文，常展现出一定的文采。”
宋明帝刘彧在湘东王位时弑杀前废帝登基，他本人也是一位极具猜忌之心的君主。
泰豫元年（472年）四月，这位多疑的皇帝在34岁时去世，其子刘昱于灵柩前继位，是为后废帝，当时年仅10岁。到了477年，后废帝被杀害，终年仅15岁。
一个十岁的孩子成为一国之君，显然不具备独立治理国家的能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后废帝自即位起便沦为权臣手中的棋子，一举一动皆受制于人。因此，在他被废黜并遇害后，各种污名化言论纷至沓来。
然而，鉴于后废帝年纪尚幼，朝廷的重大决策均由掌控朝政的权臣制定，他既无亲政能力，自然也谈不上犯下“政治错误”。但要废黜一位皇帝，总得有个理由。
于是，政变者便从他幼年的“失德”行为入手大做文章。用现代语言概括他们所列举的后废帝“败德秽行”，大致如下：刘昱五六岁才开始学习写字，但他天性贪玩，喜好嬉戏；尤其热衷于攀爬竹竿的游戏，能爬到离地一丈多高的地方，并能在上面停留半顿饭的时间；
随着年岁增长，后废帝又出现了打人的行为，常常对身边不听话的人动粗；还特别喜欢赤脚蹲在地上。刚即位时，由于心存畏惧，对于辅政大臣和皇太后还算克制，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
然而，在举行加元服仪式后，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再听从管教，频繁跑到皇宫外游玩，有时甚至整天都不回宫。
以上便是史书中记载的后废帝所谓“恶行”。但仔细分析，这些行为其实更多体现的是少年天性，并没有太多荒诞之处。然而，发动政变的人总需要找些借口，于是就连记忆力强、双手灵巧这样纯粹的生理优势，也被扣上了“荒唐”的帽子。
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后废帝“凡诸鄙事，过目则能。煅炼金银，裁衣作帽，莫不精妙。未尝吹篪，夕不便韵。”意思是说，他不仅能熟练打造金银器皿、裁剪衣服、制作帽子，而且在乐器方面也展现出极高的天赋，比如从未学过吹篪，却能在短时间内吹出和谐的音律。
然而，这些本应被视为才华横溢的表现，却被当作后废帝“荒唐无道”的罪证。这无疑反映了当时政变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歪曲事实、夸大其词的历史偏见。
齐、陈“荒主”何其冤南齐郁林王萧昭业是以皇太孙身份登基的。作为文惠太子萧长懋的长子，由于父亲早逝，他被齐武帝萧赜立为皇太孙。永明十一年（493年）七月，齐武帝去世，皇太孙继位。然而，仅过了一年，即494年七月，尚书令、西昌侯萧鸾发动政变，废黜并杀害了萧昭业，当时他年仅22岁。
齐武帝对这位皇太孙曾寄予厚望，在遗诏中高度评价皇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
为了稳固萧氏江山，齐武帝萧赜特意为皇太孙组建了一个辅政团队。其中，竟陵王萧子良和西昌侯萧鸾分别担任首辅与次辅，负责内外大事决策，“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萧）鸾参怀共下意”。尚书省则由王晏和徐孝嗣共同执掌，而军事事务交由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瓌及薛渊等人负责。
在这些辅政大臣中，竟陵王萧子良热衷于文学创作，对权力争斗兴趣不大。然而，西昌侯萧鸾却是一个心机深沉、多疑且野心勃勃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萧鸾是齐高帝萧道成兄长始安王萧道生之子，按照辈分，郁林王萧昭业还得称其为“叔公”。正是这样一位权臣，最终篡夺了皇位，导致了萧昭业的悲剧结局。
萧昭业继位后，按照遗诏安排，萧鸾被任命为侍中、尚书令，其政治地位仅次于首席辅政大臣萧子良。
然而，萧鸾同时还兼任右军将军，掌控着宫廷禁军的实权。他利用这一职位之便，成功拉拢了包括尚书左仆射王晏、后军将军萧谌以及射声校尉萧坦之等一批齐武帝生前倚重的老臣。这些人原本也是新君郁林王试图争取的对象，但已被萧鸾收入囊中。此举无疑彰显了萧鸾的野心与谋算。
面对萧鸾日益壮大的势力，郁林王萧昭业只能依靠身边的亲信，如中书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将军曹道刚、周奉叔，以及宦官徐龙驹等人来勉强抗衡。
然而，这些“恩幸”之臣的力量显然无法与萧鸾所集结的外廷势力相提并论。当萧鸾逐步铲除这些近侍后，郁林王萧昭业彻底沦为孤立无援的傀儡，任人摆布。
最终，在隆昌元年（494年）七月，萧鸾发动政变，弑杀了郁林王萧昭业。
令人费解的是，郁林王为何会被赵翼归类为“荒主”。毕竟他在位仅短短不足一年，且始终处于辅政大臣的严密监控之下，毫无权力可言。更不用说，郁林王在位期间并未曾杀害任何人，这与刘宋前后废帝屠戮大臣和宗室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郁林王的悲剧似乎比刘宋诸“荒主”更为冤屈。
然而，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为了正当化郁林王被废黜及杀害的事实，后人罗列了诸多所谓“罪状”：例如，他大肆挥霍齐武帝积攒的巨额财富；经常打碎珍贵宝器以取乐；热衷斗鸡游戏，不惜花费重金购买斗鸡；甚至将齐武帝使用过的御杖截断分发给宫女；亲近像徐龙驹这样的阉官小人；生活作风败坏，与父亲宠妃霍氏有染；放纵皇后何婧英干预朝政等。
所有这些指控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论证郁林王被废黜乃至被杀是其咎由自取，是上天对其恶行的惩罚。但究其根本，这些所谓的“罪行”不过是胜利者为掩盖真相而编造的借口罢了。
在众多被后世称为“荒主”的帝王中，东昏侯萧宝卷因其独特的政治才能，反而成为了受到最多污蔑的对象。这种现象或许与历史记载的偏见和刻意抹黑不无关系。
清代学者赵翼曾列举多位“荒主”，而从罪名的数量来看，东昏侯萧宝卷无疑位列第一。
对此，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已提出质疑，他在评价南北朝时期的所谓“无道之君”时指出：
“南北朝时，史书所记载的无道之主甚多，其列举的罪状连篇累牍，却从未有像东昏侯这般严重的。然而，他受到的诋毁恐怕也是最深重的。”
吕思勉进一步总结了正史中对东昏侯的主要指控，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沉溺于玩乐，荒废政务；（2）频繁外出游荡；（3）大兴土木、奢华无度，导致苛政横行；（4）赋税徭役严苛急迫；（5）疏远士大夫，亲近市井小人，致使奸佞之人专权作恶。
然而，这些指控很大程度上属于不实之词。即便退一步讲，即便这些行为属实，也并非东昏侯独有，实际上，南朝历代君主几乎都存在类似问题。
事实上，东昏侯萧宝卷不仅具备相当的政治才能，还是一位感情丰富且颇得人心的君主。他刚即位时，朝廷内部便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势。“六贵”集团一度掌控朝政，随后又有萧遥光、萧遥欣兄弟企图篡权谋反。而在地方上，以荆州、雍州为代表的藩镇势力更是虎视眈眈，觊觎皇位。因此，东昏侯登基之初便已深陷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之中。
综上所述，东昏侯的形象被严重扭曲，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也揭示了历史书写中的主观性和偏向性。
东昏侯能够成功铲除“六贵”以及萧遥光兄弟，掌控中央政局，这一系列行动足以证明他并非昏庸无能之辈，而是具备相当的政治智慧与手腕。
当然，他最终未能解决外藩问题，败于萧衍之手。然而，这并非完全归咎于东昏侯个人能力的不足，而是因为萧衍所掌控的荆雍地区，在军事力量上已经全面超越下游的扬州地区。
荆雍地区已然取代京口，成为南朝新的武力中心。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掌握了长江中游的荆雍地区，谁就极有可能成为南朝的新主宰。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昏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缘政治格局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退一步讲，对于一个年仅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而言，能够诛灭权臣，重新夺回中枢控制权，已是非常难得的成就。
此外，东昏侯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那种残暴嗜杀之人，而是一个能够克制情绪、相对温和的人。
吕思勉先生曾指出，南朝齐东昏侯“性情尚颇温厚”，这一评价与史实相符。例如，在平定萧遥光兄弟的叛乱后，东昏侯并未采取大规模屠戮；再如崔慧景失败后，朝廷缴获了一份投靠萧宝玄和崔慧景的人员名单，但东昏侯选择将名单付之一炬，并说道：
“江夏尚尔，岂复可罪余人？”
这表明他认为连皇家都出现了江夏王萧宝玄这样的反叛者，又怎能苛责其他被牵连的人呢？
而正史中关于东昏侯滥杀无辜的记载，主要依据是沈文季、徐孝嗣等人的死亡案例。但从全局来看，这些指控未必完全属实，其暴虐形象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或误解。
实际上，沈文季与徐孝嗣的结局皆事出有因，二人均曾意图废黜东昏侯另立新君。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处决图谋废立的臣子，这难道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吗？
《南齐书·徐孝嗣传》中有记载：虎贲中郎将许准是一位行事大胆的将领，同时也是徐孝嗣颇为亲近之人。他曾直言不讳地向徐孝嗣进言废立之事。试想，若非徐孝嗣在此之前已流露出类似意图或态度，许准又怎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劝其参与这种一旦泄露便可能招致灭门之祸的惊天大事？
然而，徐孝嗣并不认为废黜东昏侯需要诉诸武力。他设想，只需待东昏侯离宫出游之际，关闭城门召集众位文武百官，“集议废之”即可。由此可知，徐孝嗣确实密谋废黜东昏侯，但他倾向于通过“百官集议”的方式达成目标，力求避免流血冲突。
但徐孝嗣生性多疑且优柔寡断，“虽有此怀，终不能决”。最终，随着事情败露，他难逃被东昏侯处死的命运。
关于沈文季之死，史书确实评价他“朝野冤之”，认为他是无辜的。依据是沈文季并未参与废立密谋，当东昏侯杀机已现时，徐孝嗣想与他商讨对策，但沈文季总是避而不谈。
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南史·徐孝嗣传》记载，在徐孝嗣临刑前对沈文季侄子沈昭略说：
“始安事，吾欲以门应之，贤叔若同，无今日之恨。”
这里提到的“始安事”指的是始安王萧遥光谋反事件。徐孝嗣此言表明，在萧遥光谋反时，他曾打算响应，并暗示如果沈文季当时支持他，就不会有今日之祸。
这说明沈文季对萧遥光的谋反是知情的，甚至参与了密谋。虽然他不像徐孝嗣那样公开表态，但至少采取了默许态度。这种行为已经违背了君臣之道，按当时的律法确实罪该当诛。
此外，《南齐书·张冲传》还记载，东昏侯并非完全失去人心。例如萧衍起兵后，张冲和房僧寄坚守郢、鲁二城，即使战败也无人投降，被当时人比作忠义之士臧洪。这反映出东昏侯统治时期仍有忠臣拥护。
《三国志》卷七记载了臧洪的事迹。在董卓专权扰乱朝政之际，他积极劝说太守张超起兵反抗。随后，经袁绍举荐，臧洪被任命为东郡太守。
当时，曹操正率军围困雍丘，张超向臧洪求救。臧洪随即向袁绍请求支援，希望联合出兵救援张超。然而，袁绍此时已与曹操达成和解，拒绝派兵相助。由于错失良机，张超全家最终惨遭曹操屠戮。
对此，臧洪深感愤怒，毅然与袁绍断绝关系。袁绍大怒，派遣重兵包围东郡，并多次派人劝降，但都被臧洪坚决回绝。
在袁军的长期围困下，东郡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城内粮草耗尽，城外无援可盼。臧洪深知大势已去，便对部下将士说道："我明知难逃一死，但不愿连累诸位。请各位趁城破之前，带着家人先行撤离，以免一同赴难。"
然而，全城军民听后无不痛哭流涕，纷纷表示愿与臧洪共存亡，绝不独自逃生。最终，袁军攻陷城池，东郡军民共计男女七八千人宁死不屈，相拥而亡，无一人叛变投降。
臧洪被俘后，袁绍试图劝降，但他坚贞不屈，最终慷慨赴死。袁绍帐下有一位名叫陈容的书生，与臧洪同乡。目睹臧洪遇难，陈容愤然质问袁绍：“将军欲成就大业，本应为天下铲除暴虐，如今却先杀害忠义之人，这难道符合天理？臧洪起兵是为了郡将，您为何要置他于死地！”
袁绍听后感到羞愧，但并未悔改，反而将陈容一并处死。临刑前，陈容大声说道：“今日我宁愿与臧洪同日而亡，也不愿与将军同日而生！”当时，许多人感叹，袁绍一日之内连杀两位忠义之士，又怎能成就霸业？
在封建道德的价值观中，臧洪被视为“忠义”的象征，因为他忠于东汉王朝，为旧主张超尽节而死。
后人将张冲、房僧寄比作臧洪，正是对他们忠肝义胆的认可。他们效忠的对象是谁呢？自然是东昏侯。除了张冲和房僧寄外，还有新蔡太守席谦。
席谦镇守盆城时，虽被陈伯之攻破城池，但他坚决不肯投降，慷慨陈词道：“我家世代忠贞，宁死不二。”由此可见，东昏侯依然深得人心，许多忠臣义士甘愿赴死，也不愿背弃君主。
在赵翼所列举的“荒主”名单中，陈后主陈叔宝几乎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然而，这一评价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魏徵在姚思廉编撰的《陈书》“史臣曰”部分，对陈后主沉迷女色、奢侈无度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但需要注意的是，《陈书》作为唐初官修八史之一，特别注重史学的“鉴戒”功能，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往往言辞夸张。
实际上，沉溺女色与生活奢靡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普遍现象，尤其在南朝时期，这种行为并不罕见。陈后主的奢侈生活方式并未显示出太多独特之处。他之所以被贴上“荒主”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个亡国之君。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常规逻辑，亡国之君往往被视为昏庸无能的代表。诚然，在陈朝灭亡的责任问题上，陈后主确实难辞其咎。
然而，我们或许不必过分纠结于这一点。从历史大势来看，“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南北统一的趋势早已显现。
当时南弱北强，南朝被北朝吞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即使陈后主是一位勤勉治国的明君，也顶多只能延缓南朝覆灭的时间而已。从某种角度来看，陈后主的纸醉金迷生活反而加速了南北统一的历史进程。
赵翼论点何其偏赵翼在评价历史上被称为“荒主”的君王时，将其所列罪名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凶德”
主要表现为对大臣、宗室成员的残酷屠戮，甚至包括弑君篡位等极端行为。
例如，刘宋时期的元凶刘劭、宋前废帝刘子业、宋后废帝刘昱，以及南齐时期的东昏侯萧宝卷等人，都被指控大肆杀戮当朝重臣与皇族诸王。尤其是元凶刘劭，更是犯下弑父夺位的滔天罪行，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宋文帝，篡夺了皇位。这一系列事件充分展现了当时皇室内斗的残酷与血腥。
2. 私德”
包括沉迷玩乐、贪恋女色、行为荒淫，以及猜忌臣下等个人品德问题。
3. “用人不当”
指重用奸佞小人，疏远贤能大臣，导致朝政混乱，国家治理失序。
然而，赵翼进一步指出，这些罪名并非完全站得住脚，尤其是“凶德”部分，经不起深入推敲。
对“凶德”的具体分析
以“凶德”为例，赵翼认为，虽然这些所谓“荒主”确实存在杀戮行为，但很多时候是出于无奈或被迫而为之。如果将他们的行为与其他皇帝（如宋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齐明帝萧鸾等）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
刘宋皇室的内部倾轧堪称历史上骨肉相残的经典案例，清代学者赵翼在其著作中特设“宋子孙屠戮之惨”一条，详细列举了刘宋皇室成员的凄惨命运：
刘裕，即宋武帝，共育有七子：
长子刘义符（少帝）：登基后不久便被辅政大臣徐羡之等人废黜并杀害。
次子刘义真：同样难逃厄运，被徐羡之等人所害。
第三子刘义隆（宋文帝）：虽一度振兴刘宋，但最终死于亲生儿子刘劭的叛乱。
第四子刘义康（彭城王）：因权力争斗被兄长宋文帝赐死。
第五子刘义恭（江夏王）：在前废帝刘子业执政期间被杀。
第六子刘义宣（南郡王）：因涉嫌谋反被侄子孝武帝刘骏处决。
第七子刘义季（衡阳王）：虽因醉酒去世，算是少数善终者。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刘宋皇室内部的互相残杀极为普遍，几乎贯穿整个王朝。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某些所谓的“昏君”或“荒主”，而是整个皇室政治生态的常态。因此，将此类血腥事件简单归咎于个别君主的暴虐行为并不全面，它更反映了当时皇权斗争的残酷本质。
宋文帝刘义隆共有19个儿子，其中第15子刘休业、第16子刘休倩和第17子刘夷父早逝；第5子庐陵王刘绍与第7子建平王刘宏得以善终；第9子晋熙王刘昶投奔北魏；第3子刘骏继位为孝武帝，第11子刘彧成为宋明帝。其余11人均未能善终。
长子“元凶”刘劭、次子始兴王刘濬、第4子南平王刘铄、第6子竟陵王刘诞及第9子武昌王刘浑皆死于孝武帝刘骏之手；第8子庐江王刘祎、第12子始安王刘休仁与第19子刘休若则被宋明帝所杀；第14子海陵王刘休茂与第18子桂阳王刘休范则丧命于萧道成之手。
孝武帝刘骏共有28个儿子，其中10人夭折，2人被前废帝刘子业杀害，剩下的16人全都被宋明帝刘彧处死。
从上述情况可以发现，孝武帝刘骏和宋明帝刘彧所杀害的皇室成员数量超过了元凶刘劭和前废帝，而少帝刘义符和后废帝刘昱则未曾杀人（或许可解释为没有机会动手）。
孝武帝和明帝对宗室的大肆屠杀以及对大臣的残害，不仅人数远超所谓的“荒主”，手段也更为残忍。他们往往不问青红皂白，仅凭怀疑或猜测便立即采取行动。例如，沈怀文虽对孝武帝忠心耿耿，却仍难逃一死；颜竣在讨伐元凶刘劭的战役中，曾于孝武帝患病时代理军机事务，但最终还是被赐死，更令人发指的是，在赐死之前，他的双腿先被打断。
在刘宋王朝的历史长河中，孝武帝与明帝的残暴统治无疑书写了令人叹息的一章。比如大明三年（459年），孝武帝因疑心重重，对竟陵王刘诞心生猜忌，进而派遣重兵围困广陵（今江苏扬州）。
城池失守后，他竟然下达屠城令，规定五尺以上的成年男性一律斩首，导致数以千计的无辜百姓惨遭杀戮。而城内的女性则被当作“战利品”，赏赐给参与屠城的将领们。
然而，若与明帝刘彧相比，孝武帝的残暴似乎还稍显逊色。
宋明帝即位后，皇室宗亲和外姓大臣无不终日惶恐不安。据《宋书》记载，刘彧性格极为残忍暴虐，对待身边稍有违逆之人，常常采用极端残酷的方式处死，例如用钝刀慢慢刮割或活生生肢解，让受害者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
刘宋皇室成员中，死于明帝手中者不计其数。即便是一些毫无政治野心或与他关系亲密之人，也难逃厄运。
建安王刘休仁便是典型例子。他与明帝素来交情深厚，在明帝讨伐前废帝刘子业时立下大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旧友，最终还是被明帝杀害。事后，明帝甚至抹着眼泪对旁人说道：“我和休仁年龄相仿，从小一起长大。当年他助我平定天下，功不可没。但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决定除掉他。每当想起过去的点滴，我都心痛不已。”
此外，当初协助明帝夺取帝位的大臣及亲信也大多未能幸免。袁顗、徐爰、吴喜等人皆遭毒手。
其中，王景文的遭遇尤为令人叹息。作为明帝王皇后的兄长，他是一位热衷玄学、淡泊名利的名士，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然而，明帝仍因猜忌将其杀害。在下达死刑之前，明帝还对他说：
“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
意思是，为了保全他的家族，不得不牺牲他本人。如此荒谬的理由，实在令人毛骨悚然。这种冷酷无情的行为，充分展现了刘彧内心的阴暗与偏执。
萧道成，也就是齐高帝，他的双手同样沾满了鲜血。不过他所针对的是刘宋皇室，其目的就是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
在宋齐两朝更替的关键时期，萧道成陆续对刘宋宗室诸王展开了血腥清洗，先后有6位宗室诸王死于非命，这其中便包括后废帝刘昱与宋顺帝刘准。
基于刘宋皇室内部自相残杀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萧道成在临终之际，多次告诫自己的儿子齐武帝萧赜，要以刘宋皇室的前车之鉴为戒。他强调，若非刘宋皇室内部互相残杀，外姓家族是很难找到机会取而代之的。
萧道成去世后，齐武帝相对克制，基本上没有对宗室进行大规模的杀戮。然而，随着齐武帝的离世，萧齐皇室内部也开始重蹈覆辙，上演了一场场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悲剧。特别是齐明帝萧鸾，堪称一个极端嗜血的杀人狂魔，在残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宋孝武帝刘骏和宋明帝刘彧。
虽然刘宋皇室内部的手足相残涉及多位人物，如宋文帝、孝武帝、前废帝以及宋明帝等，但在萧齐皇室中，齐高帝与齐武帝众多的儿孙几乎都是被齐明帝萧鸾一人所害。因此，就杀戮规模而言，齐明帝萧鸾无疑可以被称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杀人魔王”。
赵翼曾评价萧鸾：“其惨毒自古所未有也！”
萧鸾本是齐高帝萧道成的侄子，幼年丧父，由叔叔萧道成抚养成人，史载萧道成对他的恩情甚至超过了亲生儿子。
在齐高帝与齐武帝两朝，萧鸾身居高位，权倾一时。齐武帝萧赜临终前，特意任命他为辅政大臣，希望他能辅佐郁林王萧昭业。然而，萧鸾却是一个心狠手辣、忘恩负义之人。
掌权不久，萧鸾便废黜并杀害了郁林王萧昭业，改立海陵王萧昭文为傀儡皇帝。仅仅几个月后，他又废杀海陵王，取而代之，自立为帝。登上皇位后，萧鸾更是大开杀戒，对宗室诸王展开了残酷清洗。
据史料记载，齐高帝萧道成共有19子，其中长子齐武帝萧赜、豫章王萧嶷等7人早逝，另有4人夭折，剩下的8位王子皆被萧鸾杀害；齐武帝萧赜有23子，除了长子文惠太子萧长懋早亡、竞陵王萧子良善终以及鱼腹侯萧子响因罪被杀外，其余16人均死于萧鸾之手。
此外，竟陵王萧子良的两个儿子萧昭胄、萧昭颖也被萧鸾残忍杀害。据统计，在齐高帝和齐武帝的儿孙中，唯有豫章王萧嶷一支在梁朝时仍有后裔存活，其余支脉均被斩尽杀绝。由此可见，萧鸾对宗室成员的屠杀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残忍程度堪称历史罕见。
萧鸾为何会如此残忍地屠戮宗亲？这不仅源于他的精神问题，更与他皇位的来路不正密切相关。此外，当他篡位时，自己的儿子们尚且年幼，而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却已逐渐成长起来。为了彻底消除潜在威胁，他几乎将高、武二帝的后代斩尽杀绝。
萧鸾屠杀宗室的方式和时机都极为独特。例如，他偏爱在夜间行刑。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在当天夜里派兵包围对方住所，有时直接用斧头劈开大门，有时甚至推倒院墙闯入，其行为与强盗土匪无异。
更令人不齿的是，萧鸾每次杀人前都会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泪流满面、呜咽不止，实则是典型的“猫哭耗子”。
有一次，桂阳王萧铄在朝会后对人说：“前几天我见皇上流泪呜咽，不久鄱阳王和随郡王就被害了。今天我又看见他流泪，而且神情愧疚，恐怕我的死期到了吧？”果然，当天晚上萧铄就被杀害。
萧鸾对宗室的屠杀极其残酷，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甚至还进行过大规模集体屠杀。他曾命令太医熬制毒药，并准备几十口棺材，然后将宗室诸王及其家属押解到尚书省，一次性全部毒杀。
由此可见，在残暴程度和杀人数量上，赵翼所列举的那些“荒主”根本无法与宋孝武帝、宋明帝、齐明帝等人相提并论。因此，仅凭这些年轻皇帝诛杀宗室、大臣的行为就给他们贴上“荒主”的标签，未免过于牵强。
退一步讲，在封建王朝中，因争夺权力而互相残杀本就是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宫廷就是一个血腥的屠宰场，无论谁杀谁，本质上并无是非之分。所以，单凭诛杀宗室、大臣的事实来定义某人为“荒主”，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首先，所谓“私德”问题，包括贪色荒淫、沉迷享乐以及猜忌臣下等行为，这确实是封建君主制下的普遍现象，并非仅限于所谓的“荒主”。即便是历史上被赞誉为“明君”的帝王，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些问题的影响。然而，在南朝时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甚至成为江左政权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具体表现来看，南朝皇室成员在私德方面的劣迹，很大程度上与其社会出身和文化背景有关。例如，宋、齐两朝的皇室多源自社会中下层，缺乏传统贵族家庭所具备的文化修养和礼仪规范。因此，在宫廷生活中，诸如宫闱之乱、乱伦奸通等丑闻屡见不鲜。
赵翼在其著作中提到“宋世闺门无礼”，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年轻皇帝虽然常被称为“荒主”，但其荒淫程度往往不及年长君主。以孝武帝刘骏为例，他的行为堪称典型代表。据史书记载，他不仅在母亲路太后面前与嫔妃行房事，毫无避讳，导致民间议论纷纷；还曾与堂叔南郡王刘义宣的女儿发生关系，最终引发刘义宣因愤怒而谋反。
值得注意的是，刘义宣谋反的原因并非单纯的政治分歧，而是源于对孝武帝严重侵犯家族尊严的不满。尽管刘义宣最终失败，但孝武帝并未因此收敛，反而将刘义宣的女儿秘密纳入后宫，伪装成殷姓女子，封为淑仪。这一系列事件充分暴露了当时皇权至上的极端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沦丧和社会动荡。
综上所述，南朝皇帝的私德问题不仅反映了个人品行的缺陷，更揭示了整个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加速了南朝政权的衰亡进程。
南朝宋的几位皇帝中，宋明帝刘彧的荒淫程度丝毫不亚于他的前任孝武帝。在宫廷宴乐时，他常常组织后宫嫔妃进行裸舞表演，并要求众人围观品评。每当这种场合，王皇后总是用扇子遮住脸面，不愿参与其中。
宋明帝对此十分恼怒，质问她："宫外这样的娱乐活动并不少见，如今大家同乐，你为何偏要扫兴？"
王皇后正色道："娱乐方式多种多样，但让姐妹们聚在一起、以裸体取悦他人，实在有失体统。况且，我从未听说过民间有这样的风俗。"
宋明帝听后更加愤怒，斥责她败坏了气氛。
实际上，这种荒诞的行为并非个例。从宋文帝刘义隆到齐武帝萧赜，许多被后人视为有所作为的君主，在私德方面同样存在严重问题。更不用说其他声名狼藉的皇帝了。
而在猜忌大臣方面，宋文帝的表现尤为突出。当初扶持他登基的功臣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等人最终都惨遭杀害。就连自己的兄弟彭城王刘义康也被逼自尽。这其中尤以檀道济之死最为令人扼腕叹息。这位一生征战沙场、毫无政治野心的武将临刑前愤然说道："你自己毁掉了万里长城！"
檀道济的死无疑令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拍手称快。毕竟，在北魏眼中，檀道济正是刘宋最强劲的对手。
然而，与后来的几位皇帝相比，宋文帝的猜忌尚属理性范畴。
宋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以及齐明帝萧鸾，则堪称南朝猜忌心最重的三位君主。他们的多疑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甚至会怀疑一个十岁的孩子，或者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可能谋反。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政治防范范围，而成为一种心理扭曲的表现。
还有一个关键点在于南朝君主对小人的任用问题。实际上，南朝的皇帝们普遍偏好精通政务的人才，尤其是出身寒门者，这是南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成为士大夫阶层批评的主要靶子。
不可否认，在这些所谓“昏庸之主”身边，确实活跃着一群被正史称为“恩幸”的小人。
然而，像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武帝、齐明帝这样的皇帝，同样擅长任用“恩幸”。
我们可以通过具体分析南朝正史中的“恩幸”来进一步探讨这一现象。根据《宋书·恩倖传》记载，刘宋时期的著名“恩倖”包括：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徐爰、阮佃夫、王道隆、于天宝、寿寂之、姜产之、李道儿和杨运长。
而依据《南齐书·倖臣传》，南齐时期的知名“恩幸”则有：纪僧真、刘係宗、茹法亮、吕文显和吕文度。
以戴法兴、戴明宝和巢尚之为例，他们一直是孝武帝刘骏的心腹。他们的仕途发展完全得益于孝武帝的提拔。
史书中明确提到：
“世祖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虽出侍东宫，而意任隆密。”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孝武帝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倾向于不依赖士大夫出身的外廷大臣，但又需要可信赖的“心腹耳目”，因此特别倚重戴法兴。即使戴法兴奉命侍奉东宫太子（即前废帝刘子业），他依然受到孝武帝的高度信任。
后来，戴法兴担任前废帝的辅政大臣，这完全是孝武帝本人的安排。
因此，怎能将此归结为前废帝的个人任用呢？
戴明宝最初效忠于孝武帝，之后转而成为宋明帝的心腹。而徐爰则是由宋文帝提拔起来的，后来也成为了孝武帝倚重的近臣。
阮佃夫在宋文帝元嘉年间便已追随宋明帝。在诛杀前废帝的政变中，他联合了于天宝、寿寂之、姜产之、李道儿、王道隆、杨运长等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随后的封赏中，他们不仅被封侯，还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史书记载：“当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三人执掌权柄，几乎与人主相当。即便是大明时期的巢尚之、戴法兴等人也无法与之相比。”
这表明，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三人的权势仅逊色于宋明帝本人，甚至超过了孝武帝时期的一些权臣。他们后来都被宋明帝选定为后废帝的辅臣。
由此可见，刘宋王朝中“恩倖”势力的崛起与活跃，主要归因于孝武帝和宋明帝的影响。沈约在《宋书·恩倖传》的“史臣曰”中评论道：“世祖（孝武帝）偏爱亲近小人，太宗（宋明帝）沉迷私情，想要避免宫廷中的混乱，又怎么可能呢？”
沈约将刘宋王朝中的“恩倖”问题归结为孝武帝和宋明帝的个人行为，这一见解无疑是深刻的。
南齐的政治生态中，“恩倖”现象同样显著。例如，纪僧真在齐高帝萧道成与齐武帝萧赜两朝地位显赫。萧道成篡位建立南齐时，纪僧真堪称开国功臣，甚至被托付遗诏，足见其地位之重要。齐武帝对纪僧真的评价极高，曾言：“人何必计较出身，纪僧真常有贵人所不及之处。”
另一位元从功臣刘係宗，同样深得萧道成信任。他起草了废黜刘宋后废帝的诏书，萧道成曾勉励他说：“今日天地重开，正是卿大展身手之时。”
到了齐明帝萧鸾时期，刘係宗依然权势不减。萧鸾甚至贬低士大夫，称：
“学士不堪治国，只会读书。一个刘係宗足以抵五百个这样的士人。”
茹法亮则在刘宋末年因依附阮佃夫崭露头角，进入南齐后成为齐武帝的心腹，并在齐武帝、齐明帝两朝备受重用。吕文显、吕文度等人也大致如此，主要活跃于齐武帝与齐明帝统治时期。
“恩倖”现象是南朝政治史中的独特现象，其兴起与活跃的原因值得深思。根本而言，这与东晋以来门阀士族的衰落密切相关。门阀士族的执政能力逐渐退化，已无法满足国家治理的需求，为“恩倖”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空间。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恩倖”势力的膨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君主的支持与纵容。事实上，南朝“恩倖”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并非出现在昏庸之主执政时，而是发生在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齐明帝等所谓“有为”之主的统治下。这是因为，“恩倖”本质上是皇权的附属品，其权力完全来源于皇权的庇护，一旦脱离皇权支持，便如无源之水，难以长久维持。
基于此，我们怎能以“重用小人”为由，将这群少年皇帝冠以“荒主”的罪名而加以指责呢？接下来，让我们从传统道德评判的角度出发，剖析赵翼论点的偏颇之处。
何为“荒主”？即荒唐昏庸之君也。人们常说，少年轻狂，难免荒唐无度。诚然，赵翼所列举的七位“荒主”，无一例外皆为年少登基的皇帝。在赵翼看来，似乎唯有年轻人方会犯错、行事荒唐孟浪。
然而，历史事实却揭示出赵翼这一价值取向存在明显问题。若论荒淫与残暴，这些年轻的“荒主”远不及那些成年皇帝，例如宋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以及齐明帝萧鸾等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昏君暴主。
年轻“荒主”的荒唐或许源于年少无知，尚有改正的可能，毕竟他们仍处于可塑阶段。而成年皇帝的行为则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其荒淫残暴令人发指。他们猜忌多疑、心狠手辣，视人命如草芥，这才是真正的“荒主”昏君！
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赵翼对这些年轻皇帝作出“荒主”的评判？谈及此点，就必然涉及中国传统道德评价体系的影响。
可以说，正是基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评判标准，这些年轻的帝王被贴上了“荒主”的标签。按照中国传统道德的逻辑，凡是被废黜或导致亡国的君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视为昏君的代表。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评述宋前废帝刘子业、齐东昏侯萧宝卷及南朝社会时，便对这种传统道德评判逻辑提出了质疑。他指出：
“南北朝时期常被一些作家描绘成士气低落、人心不古的时代。例如，宋前废帝刘子业为姐姐山阴公主设置面首三十人；齐东昏侯萧宝卷则用金箔打造莲花贴于地面，让潘妃在其上行走，并称‘此步步生莲花也’。这类行为使他们被斥为无道之君，也成为这一动荡时代的象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皆为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自幼生长于深宫之中，实际上无法承担起传统帝王应有的职责。最终，两人相继被弑，却背负了千古罪名。从正反两面来看，他们之所以永远被冠以‘废帝’‘昏君’的称号，恰恰表明传统道德观念并未因长期的政治分裂而完全消失……”
确实，在审视历史人物时，本不应单纯以成败论英雄，但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习惯以这样的视角解读南朝的历史。或许，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并反思这种评判方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