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时候有死节三人、一行五人,但绝没把杨凝式与冯道这两大善变的文人“打入好人之列”。两人在薛居正的《五代史》》中归于《周书》即以其二人皆仕郭周又死于该朝之故;欧阳修的史书中无杨凝式之传而在其父杨涉(在《唐臣传》)中有叙,且只寥寥数语(四十字),冯道传在《杂传》,自然是大受贬低。
就杨冯二人的个人学养来说,当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由于他们“历事数朝”而没了忠臣孝子的清誉。杨凝式长于诗歌,更精于书法,其书法比宗师欧阳询、颜真卿,又有自由变化,是当世名品,以至北宋御府存其草书《古意帖》、行书《乞花帖》、正书《韭花帖》。
杨凝式与平民出身的冯道不同,家系是唐朝旧贵。其曾祖父杨收,在唐懿宗时作过宰相,杨凝式也出生于懿宗朝的末年即咸通十四年(873)。
杨凝式的祖父杨严,官至兵部侍郎,亦为唐朝显宦。杨凝式的父亲杨涉则有进士身份,在唐昭宗朝时官至吏部侍郎,到唐哀帝(即昭宣帝)时被任命为宰相。得宰相之位,常人都要欢欣鼓舞,而杨涉则大为沮丧,回家后对儿子杨凝式说:“我没法摆脱险恶的政治罗网,恐怕祸由此相位而生,要连累你了!”
此时的杨凝式已经二十多岁,更有进士及第身份,任史馆官员,懂得政治的险恶,但其由儒家君臣父子那套理论提供的基本道德观念还能发挥作用。时当朱温篡唐,其父杨涉为求自安,打算将所掌管的传国玉玺送到朱温手中。杨凝式闻之,劝谏其父:“大人您身为宰相,国家弄到这步田地,不能说没有过错,现在更要手持天子之印绶交给他人,以保富贵,恐怕后人的指责在所不免了!”
杨涉闻言,大为惊骇,指责他说:“年轻人,你懂什么?这样的言论会招致灭族之祸的!”尽管儿子对父亲的指责有失人子礼数,但作为父亲杨涉的行为更不合儒家君臣之伦理。
杨涉在既羞又怕的自责中沮丧了好几天。然而杨涉所言不虚,当时朱温怕唐朝旧臣不服,曾指使人打探消息;有谁不服,就罗织罪名,抄家杀人,致使大量勋旧之族受到牵连。杨凝式见父亲且羞且惧的神色,乃知自己所言事关重大,就想把后果控制到最小程度。
怎么办?装疯吧!《五代史补》说:“遂佯狂,时人谓之‘杨风子’也。”若一定要想象这位历史学者、书法家的状况,就联系一下《水浒传》上宋江浔阳楼写“反诗”被黄文炳揭发后的状况吧!那宋江披头散发,在屎尿窝子里打滚。不过,小说中的宋江没能逃过去,现实中的杨凝式得以过关。多说一句,也许《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先生细读过《五代史》有关著述,才把杨凝式的故事转移到宋江那里去。
有了这次直言后装疯的经历,杨凝式不再正直了,他变得可塑性极好。不仅平安生活在朱梁一代,而且历事唐、晋、汉三朝,终老于后周。
杨凝式对外常称自己有心疾(即现在说的“心脏病”),时人以为他是在耍滑头,实际上他真是在劝阻父亲带来的深度忧虑中受了惊吓,于是装疯也装得比较像了。当然,他可以夸大心脏病的程度,使自己既有奉禄又不担重大责任,尤其不卷入核心权争。
后唐同光年间(923-926),杨凝式职任比部员外郎、知制诰,这个比部员外郎之职无所谓,知制诰却是机要之职,当时得有翰林学士之衔才得担任。他不想担此重任,就以有心脏病为名,申请罢职,改任给事中兼史馆撰修,判馆事。这“判馆事”一职是最实际的,也就是依给事中的官衔实处史馆事务。
王朝政治就这么奇怪,你想当的官职不一定能当上,你不想当的官职偏让你当。到了后唐末帝(亦称废帝,即李从珂)时期,他被提升为兵部侍郎,这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又不得不以本职扈从皇帝,所以故伎重演,称有心脏病,无法尽责,并在军中大肆宣扬。李从珂见他倚老卖老,也没办法,“优容之”算了。
混到石晋天下时,他还是这一套,且态度越加放肆,以礼部尚书之衔退休后,闲居洛阳一带,言行上有些过分,石敬瑭也因他是历经三代的“俊才耆德”,不予过问。
石重贵继位后,杨老先生混到了“绝俸”即没工资的份儿上了,多亏宰相桑维翰给他奏报了太子少保一职(在洛阳办公),才得以渡过家庭财务危机。就这样往下混,直到周太祖登位后第四年即德元年(954),老家伙才以八十五岁高龄病逝于洛阳。
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发达,世代又迭生变乱,一个有心脏病的仕宦之人能活到八十五岁,确实是个奇迹。
杨凝式的保养之道除了远离权力核心或曰政治旋涡之外,很大的一点就是他心地较宽并爱开玩笑。有一次他从汴京回洛阳闲居,正值一位叫张从恩的官员赴任洛阳府尹,又赶上洛阳辖地大闹蝗灾,于是老先生就写了一首调侃诗送给张从恩,开玩笑说蝗虫是张带来的,诗云:“押引蝗虫到洛京,合消郡守远相迎。”
张从恩见之一笑,也没责怪老前辈。
杨凝式与官开玩笑,也与仆人开玩笑,在洛阳时,每每出行,仆人请示到哪里去,杨凝式有时说:“去东面的广爱寺吧!”
仆人则说:“不如到西边游石壁寺。”
杨老先生有所动摇,改成商量的口气:“还是游广爱寺 吧!”
仆人坚持说:“去石壁寺!”
杨老先生说:“那好,就去石壁寺好了!”
听过这段对话的人,无不拍掌大笑。因为在那个时代,主人的命令是不能轻易更改的,更别说讨价还价了!
比杨凝式小九岁的沧州景城人冯道虽然有“先世为儒”的背景,但他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底层知识分子或说边种地边读书的文化人。他最初的理想是走科举道路,由于世乱而未遂其志。
与作为诗人、书法家的文化精英杨凝式不同,冯道表现自己为文化精英的杰作是他借助权力,在国子监内校定“九经”文字,并制版印刷,至后周完成,世称“五代蓝本”。
此“九经”分别为《易经》、《诗经》、《书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仪礼》、《周礼》、《礼记》,其为社会的关注程度可比大隐士郑遨所要力除的三尸高多了。
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冯道倡议并得到文盲皇帝明宗李嗣源的敕准,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完成并公开发售,历时二十一年,跨两个朝代,可谓一项宏大的文化复兴工程。并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刻印与发售书籍的大规模文化创造。后来的大史学家司马光也不得不加以赞叹,曰:“虽乱世,‘九经’传 布甚广。”
由于冯道这项伟大的贡献,薛居正也就给了他比较高的评价:“道之履行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古大臣之体。”当然,此难能可贵的赞扬之后亦有深刻批评之语,责曰:“然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欧阳老先生则全然不计冯道有文化复兴之功,对冯道大加挞伐,甚至引了王凝之妻断臂的故事来反证冯道不如一贞节妇女,云云。
即便有此刻薄的评论,欧阳老先生也不得不佩服冯道的廉洁,称其“能自刻苦为俭约”。
冯道之行止确实让那个时代的人大惑不解,大家都抢财宝劫女人,他为什么不呢?欧史接着记述道:
“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奉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诸将有掠得美女以遗道,道不能却,寘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
至于说到忠臣大节,在五代乱局中实在不能苛责于人,五十三年间(907-960)仅中原就五易其主,而借助权力能干点实事如刊刻“九经”,且能守住个人道德底线如不奸人妻女,就很不错了。
冯道仕于唐、晋、汉三朝,自不必细论,有杨凝式之行迹印证就足够了。但是与杨凝式不同的是,冯道总是在权力核心,能不杀身并得善终,亦属不易!
其所历四朝,受冯道之益最大的是后周,在郭威剪除劲敌李守贞时,依冯道指点,方悟;除掉李守贞,使郭威在后汉全朝再无一抗衡对手。而冯道洞悉郭威之心,亦使郭威口服心服,甚至欠了冯道一笔他郭威永远还不清的人情。
汉隐帝刘承祐被害之后,郭威监国于洛阳,因冯道态度不明,未敢贸然称帝而是玩了个请湘阴公刘赟入朝继位的小把戏。郭威派冯道为使,去接刘赟,临行前,冯道郑重其事地问郭威:“侍中大人,您这个做法是由衷而发吗?”郭威口是心非地发誓,称绝无二意。
冯道见郭威如此不诚实,乃话中有话地说:“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 人。”
后来果为冯道猜中,湘阴公的皇帝梦作到半路上就让郭威派人谋杀了。面对残酷的事实,面对义理全无的时代,只好向前看了。
冯道接受了郭家代替刘家的事实,并勤恳地卖力,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打算,希望借助皇权,悄悄完成“九经”刊刻工作。
郭威死后,其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世宗是个有雄心的人,自比于唐太宗,但冯道给他泼了冷水,告诉他:“你与唐太宗李世民不能比。”然而雄心勃勃的青年皇帝把冯道扔在一边,不顾国丧未完,奔赴战场与南汉刘旻一战,结果大败而归。
兵败后,柴荣已经没机会向冯道请教或道歉了,因为老冯在处理完郭威的安葬事宜后也死了。柴荣以辍朝视(不处理政务)三日的方式来表示对这位重臣的悼念,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对老先生不尊重的过失,柴荣又封他为瀛王。
冯道比大他九岁的杨凝式早死了半年的时间。总的来看,他是一个凝式无法比的诚实学者与官员,在后汉乾祐年间(948-950),他官事已闲,写了一篇自传,总结自己已走过的大半人生,曰《长乐老自叙》,其中有言:
“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
此中虽不无虚誉之词,但绝大部分是真实的,并且在那个时代能做到他那样“四如是”的人,几乎绝无仅有。尤其其“临人”之道,如与士卒同席用餐,实为时宦所不及。
冯道谦卑但不假斯文,有悟性又善调侃,成为人们传书不绝的佳话:比如冯道镇守同州时,有一个酒吏(主管专卖的小官)向镇节度府的判官申请用自己的家财重修一座荒废的孔夫子庙;判官十分滑稽,认为此庙该高层权贵出钱而不能让下层小吏承担,就在申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为判词:“荆棘森森绕杏坛,儒官高贵尽偷安,若教酒务修夫子,觉我惭惶也大难。”判词文书最后要经节度使过目,冯道一见而羞,知道判官所指,就自己出钱重修了夫子庙。
当然,也没反过头来找判官的麻烦。
又有一次,冯道在中书省主管考试事务时,有一位叫李导的举子向人投送自荐书。冯道召见李导,开玩笑地说:“老夫我的名字为‘道’,由来已久,并且权重位贵,你秀才怎么会不知道呢?名字竟然也用‘道’字了?是为无讳避之礼。”
虽然这只是个玩笑,没有像杨彦朗门吏难为名士石昂那样,但李导还是急了,说:“相公是无‘寸’底的‘道’字,小人我是有寸底的‘导’字。怎么就不讳避您的 名呢?”
冯道笑着说:“秀才,我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老夫我不惟名无寸,诸事亦无寸。年轻人呀,你算是了解透了我。”二人相视而笑,谈话也变得自然轻松了。
冯道说自己处理政事无寸,言在于不以小肚鸡肠之心去对人,并不是于政事没章法。作为一个圆滑的大臣在关涉民生问题的大事上,他是绝不含糊的,“牛皮之争”可作证明。
刘知远初在太原(河东节度)时,为制造大量铠甲及盾牌,禁止民间私自买卖牛皮。如果牛死了,肉可卖,牛皮必须上交官府。这种强盗般的规定,令百姓受损不少,人们能逃过缴纳一关就逃,所以“犯法”的人数也不在少数。
等刘知远得了天下后,主政部门要求在全国推行禁牛皮令,刘知远准奏,天下人民大为困苦。上党(今山西长治)发生了一起团伙贩牛皮案,一次要处决二十余人,有位正直的地方官员张璨上疏抗议,劝刘知远放弃禁牛皮令并无罪开释此二十余人。其曰:
“主上钦明,三司不合如此之请(即推行禁牛皮令),二十余人死尚间可,使天下犯者皆衔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东,大聚甲兵,须借牛皮,严禁可也。今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
张璨所奏合情合理:你独据一方欲夺天下时牛皮少,为战争强行征取,可以理解;今天,你已有天下,牛皮多的是,应该一废旧法才对!
这个奏折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三司主官不说事理本身,反以地方官干涉朝政为由向刘知远告状:“岂有州郡敢非朝廷诏敕?”刘知远闻此也大怒,不但下令处死二十余位犯禁百姓,而且也下令将直言的张璨处死。
在此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面前,冯道挺身而出,谏劝刘知远,并勇敢地担起了责任,其曰:
“陛下在河东,断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是为陛下惜。判官张璨以位卑而不惜身躯以抗议,当赏不当杀。臣当辅弼之任,使此敕害人性命,不能早奏,使陛下废此法,罪当诛。”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刘知远决定无罪开释二十余名百姓,也废了禁牛皮令。但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给张璨一个处分,并记在国家文献中,曰:“三司邦计,国法攸依。张璨事体未明,教理乖当,宜停现职。”
张璨见敕,大为不满,说:“什么‘教理乖当’?如果是所有法令都由外道判官来论合适与否,还要宰相干什么?”这个指责明显是针对冯道的,但冯道没作任何辩解,在他看来,最关键的是恶法得以废止,而后才是二十余名百姓得无罪开释,最后才是保住了张璨的命,至于他说的张璨当赏不当杀之论,只不过是义理之说,但军阀有几个讲义理的?刘知远能做到服从大义理即废禁牛皮令,而以舍小义理即废沮张璨官职,也算难能可贵了。
观检冯道一生,色彩虽然复杂,经历虽然多变,可称道者仍有三事:
一是,历二十余年促“九经”刊刻,乃有五代蓝本;
二是,促后汉废禁牛皮恶法,惠及苦难生民;
三是,作《长乐老自叙》以明心态,使“四如是”能为后人 效法。
相比之下,欧阳修反显偏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