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关之战取得胜利后，西魏成功化解了建国以来的首个重大危机，这让宇文泰得以腾出精力来应对另一个严峻挑战：饥荒。

大统二年，小关之战胜利的那一年，关中地区遭遇严重旱灾，粮食大幅度减产，百姓面临无粮可吃的窘境，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

按理说，宇文泰应当立即采取措施，筹措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然而，曾在小关之战中展现奇谋的西魏智囊宇文深，却为宇文泰提供了一个与粮食无关的建议：进攻弘农。弘农郡，其治所在今河南灵宝，辖区包括华州、陕州及晋南一带。潼关至函谷关的交通要道贯穿弘农郡的核心区域，东端的函谷关地势险峻，是关中向东出兵的必经之路。《水经注》描述道：“（黄河）经过北出东崤，称为函谷关。其地陡峭高耸，谷地幽深，涧道狭窄，车辆无法并行，号称天险。”占领弘农、控制函谷关在关中强于关东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在关中势弱于关东时，夺取这个孤立的据点需耗费大量后勤资源，可能得不偿失。西汉末年，王元曾对隗嚣说：“若能以一丸泥封住函谷关，图谋王业不成，至少也能称霸一方。”三国时期，曹操西征马超、韩遂时，也曾逆行函谷、潼关一线。

在灾年的背景下出兵他国似乎是自寻死路，但宇文泰采纳了宇文深的建议。大统三年（537年）秋七月，宇文泰率领丞相府辖下的十二支军队出征。

西魏的十二军是北周府兵制度的早期形式。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向西迁至关中，并任命宇文泰为丞相。

宇文泰对军队结构进行了改革，所有国家军队都由丞相府管理，十二军各由大将军统领。这些大将多是武川旧部或在平定陇右时招募的，包括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和达奚武。其中，有五人成为了后来的八柱国：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和侯莫陈崇。

尽管宇文泰和元欣是柱国之一，但李虎并未在这十二将之列，关于李虎为何未在名单中，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从围攻灵州时李虎的表现来看，他的地位似乎高于十二将。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十二军的大将们悉数出征，此外，还有刚从梁武帝处获释回到长安的贺拔胜、宇文泰的外甥贺兰祥，以及尉迟迥和尉迟纲兄弟也参与了行动。宇文泰的侄子宇文导则留在长安驻守。此次出征的阵容非常强大，是西魏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然而，尽管将领阵容豪华，实际参战的兵力却不到一万人。宇文泰在平定关中陇右后，兵力已有数万，虽然不及高欢，但也不至于只有这么少的人手。这给人的感觉是，像一个拥有百万资产的人，却只愿意拿出几千块钱来投资。如此将多兵少的战役，看似是一场冒险。西魏军队的消失可以归因于饥荒。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已经不足以支持军队，除了必要的朝廷军主力，其他军队都分散到各州自给自足。

弘农之战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弘农有东魏设置的大粮仓，无论能支撑多久，先抢过来再说，否则，最终连朝廷军也可能因缺粮而在关中饿死。

关中地区的灾荒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以沃野著称的平原为何会面临如此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

首先，气候条件是一个重要因素。南北朝时期，平均气温较低。《齐民要术》记载，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冬季气温比现代低3至4摄氏度。低温对农业既有利也有弊，但如果春夏季持续低温，就会导致农作物减产。而旱灾或其他自然灾害的叠加，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据《中国救荒史》统计，南北朝时期各种灾害频发，包括水灾、旱灾、蝗灾、地震、霜雹和疫病等，总计发生了三百一十五次。

在这段宋魏对峙至隋灭陈的一百六十九年间，水旱灾害最为频繁，各发生了七十七次；其次是地震，发生四十次；风灾有三十三次。此外，霜雪灾害发生二十次，雨雹十八次，蝗灾和疫灾各十七次，歉饥十六次。虽然这些数据是全国范围内的，但从经验来看，北方的旱灾多于南方，尤其在极寒年份，关中地区受灾情况更加严重。

古代农作物的亩产量大约在200斤左右，扣除口粮后剩余不多。一旦遇到旱灾导致减产，后果将十分严重。若连续几年发生旱灾，粮食短缺问题将更加突出，最终可能引发大规模饥荒。

其次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相比自然灾害，人为的破坏更为严重且难以消除。从西魏时期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来看，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人口的减少。在农业时代，劳动力数量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自东汉初期以来，关中的人口就不再如西汉时期那样繁盛。经历了西汉末年的赤眉之乱，关中三大郡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其中扶风郡减少了超过88.9%。

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关中的人口数据已无法考证，但从三国时期全国户籍数量约700万来看，西晋时期的人口状况与东汉初期相差无几。

在五胡乱华时期，长安先后成为汉、苻秦、后秦和大夏的统治中心，但随之而来的战乱摧毁了所有的努力。

北魏迁都洛阳后，经济政治中心转移至河洛地区，关中的人口一直未能恢复（《魏书》中缺乏关中人口的详细数据）。

西魏与北周在关中经营了五十多年，人口才勉强恢复，达到了北朝时期最高的49万多户，但仍不如西汉时期的64万多户。

人口数量的变化显然反映了生产总量的变化，稀少的人口产出的农业产品根本无法满足政治和军事的需求。在国家实力较为稳定时，关中可以依靠从河南、河东、河北等地调运物资来满足其需求，《隋书·食货志》记载：“各地的调运物资，每年从河南通过潼关，从河北通过蒲坂，运至京师，连续不断长达数月。”

然而，从函谷到潼关的运输道路极为艰难。西晋武帝曾尝试开凿陕州以南的大山，在黄河与洛水之间开渠，以提高河南与关中之间的运输效率，但因工程难度过大而未能实现。直到隋开皇四年，依靠充足的国力，由宇文恺主持开凿了从潼关到渭水的广通渠，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关中内部的交通。

这也显示了关中相对于关东的劣势。

虽然河洛地区在晋末和北魏末的战乱后人口大量流失，但由于水路运输的便利，各个区域能够利用丰收年份储存的粮食渡过难关，因此人口流失可以迅速恢复，生产也得以维持。

孝武帝西迁之后，高欢将洛阳的百姓和六坊的人（主要是南下的北镇流民和世兵军户）全部迁移到邺城。大部分平民因此失去了生计来源，高欢便从河北调拨了130万石粮食进行赈济，并在春秋两季为六坊军户提供布帛，保障其衣物需求，从而迅速缓解了迁都带来的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由于北朝时期黄河中上游的人口大量减少，导致中游植被得以恢复，黄土流入河中的量减少，泥沙沉积相应减少，洪水灾害的发生频率大大低于其他朝代。

由于黄河干流深且水流湍急，这使得大船的航运十分方便，水运交通极为便利，甚至在刘裕伐秦时，水师也能够在黄河上顺利通行。

东魏和北齐在沿河的关键地点设立了许多粮仓，不仅为大军出征提供后勤保障，还能在荒年时赈济灾民。东魏和北齐的国力能够在六镇大乱后十余年间迅速恢复，与这些措施密切相关。

在面对人口绝对流失的同时，还有相对流失的情况，即户口隐匿户籍。这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社会通病。县以下的社会基本上由宗族掌控，和平时期宗族负责宗法管理、组织生产和庶务管理，战时则负责征集兵员和提供军需等。

在南北朝之前，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派主要依赖于户籍登记。当农民遇到饥荒交不起税，或国家的赋役负担过重时，他们常常逃离户籍所在地以规避这些负担。

然而，逃亡的农民仍需谋生，单靠无目的的开垦荒地无法维持生计，尤其是在大量土地和资源被豪强占据的情况下。缺乏耕牛和农具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几乎不可能独立生活，因此大量流亡者投靠于豪强大族。

这些依附于豪强的农民不被纳入国家的户籍系统，因此无需向国家缴税或承担徭役和兵役。

当然，豪强并不会免除依附人口的负担。原本应交给国家的税赋变成了交给豪强，甚至豪强收取的税率可能比国家还高。因此，各地豪强积极吸纳破产或逃亡的农民。

在北方，豪强势力广泛，以关中和陇右为例，像京兆杜陵的韦孝宽、京兆山北的韦祐、上洛邑阳的阳雄、原州的李贤兄弟、高凉的杨标和上洛洛州的泉企等，都拥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在关中动乱时期，李贤兄弟和韦孝宽等能够组织起数千人的部队，这些部队不同于西魏和北周的府兵，被称为乡兵，其兵源主要来自豪强控制的人口。

尽管国家与这些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豪强存在根本利益冲突，但在西魏建国初期，中央政府仍需依赖他们的武力和社会影响力来巩固统治，因此对他们私有的人口暂时容忍。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央赋税收入的减少，从而削弱了中央应对灾害的能力。

北魏的均田制在实施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变化。最初是在孝文帝时期推行的，这一制度旨在通过分配土地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而稳定社会经济。

在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的诏令中明确规定：年满15岁的男子可以获得土地，包括20亩用于种植粮食的正田和20亩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麻田。到了70岁，农民可以免除赋税，正田需归还国家，而麻田则可终身保有。

同时，女性、老人和寡妇获得的土地相应减少。对于地广人稀的地区，朝廷允许百姓自行开垦荒地，并提供种子支持。

北魏能够推行均田制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减少，人均土地增多，使得土地分配相对容易。然而，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土地兼并现象依然存在，但并不普遍。总体来看，均田制的实施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然而，到北魏末期，关中地区爆发了新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和土地荒废。

同时，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国家对土地的控制逐渐减弱，均田制难以维持。

为应对这一局面，宇文泰在小关之战前后尝试重新调整均田制，规定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可获得相应面积的宅地和耕地。然而，由于灾荒频发，这些措施并未能立即见效，均田制的实施依然面临挑战。

为了缓解自然灾害带来的压力，西魏政府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

宇文泰准确地意识到，关中地区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混乱和频繁的战争，因此他决定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他任命武功人苏绰为行台左丞，负责主持改革事务。左丞和长史分别负责文职和武职，是宇文泰的重要助手。

苏绰才华横溢，西魏建国后，尚书左仆射周惠达对政务有时感到无从下手，便向苏绰请教。宇文泰对此感到好奇，亲自与苏绰交谈，结果被苏绰的才学深深折服，感叹相见恨晚。

苏绰担任左丞后，改革了政府的运作方式，制定了“朱出墨入”的记账方法，规范了财政管理；同时，他还制定了户籍管理法规，加强对人口的管控。

此外，宇文泰让群臣结合古今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的二十四条新规，并在全国推广。这些政治改革适应了当时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魏统治秩序的稳定。虽然无法立即解决关中的经济问题，但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高效的行政管理奠定了基础。

在大统三年（537年）八月，西魏军开始了正式的军事行动。大军抵达潼关后，宇文泰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但动员文告中并未明确指出此次战役的具体目标，只是笼统地提到“奉天威、暴乱”。

大将军于瑾率领他的部队作为先锋，出潼关首先攻打湖城县的盘豆城。

盘豆城位于湖城西南约20里的位置，是一座军事重镇。湖城西南方有湖河，河水向北流入黄河，湖城的南面是一片山塬，包括皇天原、夸父原和董杜原等，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因此，东魏选择防守盘豆城而非湖城，越过湖城便是弘农郡城。东魏将军高叔礼正驻守在盘豆城。

作为相互依托的军城，盘豆城在面对大规模进攻时显得防御不足。于谨指挥军队展开猛烈攻击，顺利攻陷城池，俘获了守将高叔礼及其1000名士兵。随后，宇文泰的大军赶到，与前锋部队汇合，进而进攻弘农城。

此时，大将军达奚武自告奋勇携两名侦骑前去侦察。他以勇猛和近身格斗的能力著称。在侦察途中，达奚武与东魏的侦骑相遇，双方展开激战，达奚武击杀了对方六名骑兵，胜利归来。

在东魏时期，弘农郡的防御由陕州刺史李徽伯和另一位职位不详的将领高干负责，驻守兵力估计不超过一万人。尽管城池坚固，但双方力量相对均衡。

宇文泰对东魏的守军并不在意。尽管当时秋雨不断，不利于攻城，宇文泰还是下令大军立即展开进攻。

关于这场攻守战的详细记载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天后弘农城被攻破，李徽伯被俘，东魏的8000守军也被西魏俘获，只有高干成功逃脱。

弘农城内设有东魏的常平粮仓，宇文泰命令大军就地取粮，并在城中暂时驻扎。同时，他派遣大将贺拔胜率军渡过黄河追击高干。高干没逃多远就被贺拔胜擒获，与李徽伯一同被押送至长安。贺拔胜还乘势进攻河北郡，抓获郡守孙晏和崔乂。

弘农郡位于关中与关东的交界处，东魏的防御重点并未深入至此。宇文泰利用精锐部队攻击东魏的薄弱环节，取得了胜利。但接下来如何行动，似乎宇文泰还没有明确的计划。

西迁的困难之后，河南和晋南的州郡纷纷向高欢靠拢，这些地区大多位于弘农的北面和东面。从两国的形势来看，弘农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拉锯地带。

宇文泰占据此地后，具备了向东扩张的潜力，但由于当时关中的情况，实际上无力继续进攻。然而，直接撤兵又显得不甘心，因此宇文泰在弘农驻留了超过50天。

行台左丞、高凉人杨标向宇文泰建议，他的父亲曾在邵郡白水县担任县令，与当地的豪杰关系良好，因此他愿意趁乱去游说，策动本地豪杰起事。宇文泰采纳了这个建议，杨标便与邵郡豪强王覆怜密谋发动起义，成功抓获并处决了郡守及四名县令，邵郡因此陷入混乱，被杨标趁机攻占。

邵郡，即今天的山西垣曲，地处太行山南端，地势险要，与河南的弘农、河东的蒲州并列为东西魏对峙的要地。向北可以威胁河东晋州，向东南可以威胁河阳，控制黄河的渡口，向东北可以通过轵关直指相州。

这条战线自孝武西迁后一直是东西两国的缓冲区，政府的控制力较弱，地方豪强因此成为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高欢南下攻打洛阳时，除了坚定追随孝武帝西迁的豪强外，其他留在本地的都选择归附高欢。

在攻下邵郡后，杨标乘胜追击，扩大了战果。他派人向河东正平一带的东魏城池宣传西魏的军力，并劝说他们看清形势，做好选择。在一个月内，多个州相继归附西魏。

河内温县的豪强司马裔带领家族发动了起义。他是晋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的后代，祖先曾随东晋南渡。东晋灭亡后，由于宋武帝刘裕大肆屠杀司马氏皇族，司马裔的曾祖司马楚之带领家族逃到了北魏，再次返回河内温县。

此时，晋室皇族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司马裔在北魏仅担任了司徒府参军事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闲职。

孝武帝西迁时，他便从邺城偷偷回到故乡，企图伺机行动。弘农之战的爆发给了他机会，他迅速响应西魏的号召，组织家族据守城池，归附西魏，并派人向西魏表达诚意。

然而，温县距离关中太远，西魏的军队无力支援，很快被东魏军队包围。东魏大将高永洛和王陵昼夜攻打温县，仓促组织起来的司马氏家族势力难敌东魏大军，在激烈的战斗中损失过半，司马裔不得不突围，逃往关中。

温县的战事规模虽然不大，但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却十分显著。河东附近的州县局势随之改变，正平等郡纷纷重新归顺西魏，甚至连洛州宜阳郡一带也迅速归附。

东魏阳州（今河南宜阳）的刺史段琛担心被西魏包围，弃城逃跑，结果在九曲道（今河南洛阳以北）遭到宜阳地方豪杰陈忻率领乡民的截击，损失惨重。陈忻乘胜追击，攻下新安县，并生擒东魏县令张祇。

这种局势的发展出乎宇文泰和高欢的预料。宇文泰当初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没想到战果竟然扩大，这令人惊喜。然而，饥肠辘辘的西魏军队暂时没有足够的能力继续扩大战果，否则如果遭到东魏的反攻，可能得不偿失。

对高欢而言，宜阳地区的失守虽然不是特别严重的威胁，但河东南部重镇的易手却让局势变得有些不妙。这对晋州平阳一带是巨大的威胁，如果任由西魏在此地扩张领地，高欢过去畅通的进攻通道将受到阻碍，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在西魏的进攻下，晋阳方面计划派遣军队南下进行反击。当时，东西魏的力量对比使得高欢在南下时具有明显优势，但他还不能立即采取行动。这是因为北方突然传来了警报：柔然大军南侵。

柔然族是东胡的一支，生活在代北的蒙古高原。他们在冬季南下至漠南，夏季则迁徙至漠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随着匈奴的衰落，柔然族在高原上崛起，早期与鲜卑族共同生活在草原上。在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后，柔然与之争夺草原的控制权。魏道武帝拓跋珪战胜柔然，并迫使他们撤退到漠北。

之后，柔然在漠北与高车部展开竞争，部落首领社仑以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吞并了高车部落，再次在漠北称雄，势力范围东至朝鲜，西至敦煌。社仑自号丘豆伐可汗，“可汗”意即皇帝，从此成为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专用称号。

丘豆伐可汗正式建立了军制，以千人为单位组成一军，每军设一名将军；在军队内部则以幢为单位，每百人为一幢。柔然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最初只能用羊粪来计算士兵数量。随着部落的发展，他们逐渐开始使用刻在木头上的符号来记录信息。

北魏时期的几位皇帝，如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献文帝和孝文帝，都非常重视防范柔然。其中，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为了彻底消除柔然的威胁，亲自率领大军进行远征，对柔然展开了长期的追击和打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此后，柔然元气大伤，并且高车部落也趁机反叛，使得柔然部落几近覆灭。直到孝文帝去世后，柔然的残余势力才在阿那瑰的带领下重新崛起。

在六镇之乱期间，阿那瑰率军南下支援北魏对抗六镇起义军，并利用这一机会占领代北的土地以增强实力，柔然再次成为北方边疆的主要威胁。

东西魏分裂时期，面临北方的柔然、西方的吐谷浑和南方的梁朝。南朝与北朝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东西魏无法借助南朝的力量。吐谷浑位于偏远的河西地区，无法直接参与东西魏的争斗。

唯一能够介入两国争端的便是柔然。据《资治通鉴》记载，大统三年（537年）九月，柔然曾配合西魏的行动进攻东魏，这表明柔然应西魏的请求出兵，与其合作进行军事行动。

​柔然的骑兵如疾风般快速逼近三堆城。这座城市位于今天的山西静乐县，因城内曾有三座土堆高岗而得名。往南不到200里便是晋阳。静乐的平均海拔超过1400米，相当于泰山南天门的高度，骑兵从高处直冲晋中汾河谷地，其威胁不可小觑。

面对这一局势，高欢采取了最高规格的应对措施，亲自率军从晋阳迎击。柔然骑兵一击即退，高欢考虑到弘农的局势，主要目标是保卫晋阳以北的安全，因此不敢轻易追击。毕竟，关中仍是主要战略方向，高欢已经做好了第二次全面进攻关中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