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后，第一次将“打击婚托婚骗”写入文件，并将农村高额彩礼治理升级为国家级行动，释放出强烈的移风易俗信号。那么，这一政策能否扭转现在农村的高额彩礼问题呢？
一、农村彩礼问题，将从道德批判转变为法律红线，彩礼治理变得“有法可依”。
这次文件，第一次明确将高额彩礼定性为“借婚姻索取财物”，并划出三大法律红线：
1、以胁迫手段索要彩礼的；
2、虚构婚姻骗取彩礼的；
3、收受彩礼致对方家庭绝对贫困的。
上述行为均可能面临追究刑事责任和强制返还。
如某地法院2023年判例中，超额支付宝的彩礼不仅需返还，还限制当事人参与村集体分红，形成“法律+村规”的双层约束力。河南、江西等地试点“彩礼指导价”（如河南宁陵县上限3万元），通过量化标准治理攀比之风当然是好事，可是彩礼是双方私下交易，如何进行有效监督是个大问题。
二、要求多部门参与，进行综合治理。文件精神并非要求一味的“堵”，更是要加强“疏”。
目前，全国有多地对“零彩礼”家庭进行奖励。比如江西，试点对“零彩礼家庭优先获创业贷款”；宁夏对“零彩礼证书”家庭提供景区门票优惠等，以经济手段引导和鼓励农村群众观念转变，降低彩礼。
有些地方和单位组织推出的“乡村集体婚礼”与家电补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青年结婚的成本，减少了因为结婚致贫的风险，值得提倡和鼓励。
三、想要彻底解决彩礼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不可能短时间根治。
尽管全国多地设定了彩礼上限，限定地区平均彩礼有所下降，但全国农村彩礼平均值仍然居高不下。根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彩礼平均仍然高达12.8万元，是农民人均收入的4.2倍。
目前，高彩礼问题仍然在农村普遍存在，个别地区甚至越来越高。宣传和治理任务仍然艰巨。
写在最后:
随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向陈规陋习宣战的决心。然而，彩礼问题在全社会已经根深蒂固，既需要法治，也需要人文关怀，还需要润物无声的乡风培养。唯有法律、经济、文化三力齐发，方能真正解决陋俗，转变民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