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努埃尔·里瓦斯:蝴蝶的舌头

柯远说文学 2024-12-13 11:12:31

马努埃尔·里瓦斯( (Rivas, Manue 1957年- )1957年出生于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科拉鲁尼亚省,是当代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用加利西亚语写作,被视为加利西亚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作家。他最初在西班牙报纸上发表文章,开始写作生涯,曾经担任《十六日报》的助理编辑,目前仍为《国家报》等撰写报道。里瓦斯创作了许多诗歌、小说、散文,获得许多文学奖项。著有《百万头牛》《木匠的铅笔》《书籍严重焚毁》等。2009年,里瓦斯当选加利西亚皇家学院的院士。2011年,里瓦斯出版《尽是沉默》,该书入围哈米特小说奖最终名单,2012年改编为电影,由著名导演乔塞·路斯·奎尔达执导,里瓦斯亲自改编的剧本获得2013年戈雅奖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蝴 蝶 的 舌 头

——献给查贝拉

李静 译

“你好,小麻雀!希望今年我们终于能看见蝴蝶的舌头。”

老师翘首期盼了很久,盼给公立学校寄来显微镜。他向我们多次描述过显微镜如何将细小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放大,说得绘声绘色,如强力透镜,将微观世界展现在孩子眼前。

“蝴蝶的舌头像钟表弹簧,是个螺旋形吸管。它要是喜欢一朵花,会把舌头拉长,伸进花萼中吮吸。你们把湿手指伸进糖罐时,会不会感觉嘴里甜甜的,指尖就好比舌尖呢?蝴蝶的舌头就会有这种感觉。”

于是,所有孩子都嫉妒起蝴蝶来。这也太美了点!披着节日的盛装满天飞,花儿就是驿站,蜜罐满满当当。

我很喜欢那位老师。一开始,父母不信。我是说,他们理解不了我会喜欢老师。小时候,学校就是地狱,“学校”两个字等于空中飞舞的藤条。

“等上了学,有你好看!”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的两个舅舅为了逃避逢五抽一去摩洛哥打仗,移民去了美洲。而我为了逃避上学,也梦想着去美洲。据说,的确有孩子为此逃进山里。两三天后,吓坏了的逃兵崽又会默默地从狼崖边逃回家来。

我快六岁了,大家都叫我“小麻雀”。与我同龄的孩子已经开始干活,可我父亲是裁缝,既无田产,也无牲畜,不想我去他的小裁缝铺里添乱。于是,我每天都在杨树林大道上跑来跑去。收垃圾和干树叶的克尔代罗给我起了个绰号:“你就像只小麻雀。”

入学前的那个夏天我跑得最欢。我发疯似的跑,有时跑出杨树林大道,一直往前,盯着西那伊山顶,幻想着哪天生出翅膀,飞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可我连那座神山也没翻过。

“等上了学,有你好看!”

父亲痛苦地说起他老师纠正他发j这个音,就好像一把扯掉他的扁桃体,不准把“水(agua)”念成ajua、把“猫(gato)”念成jato、把“谢谢(gracias)”念成jracias。“每天早上必念一句话:Los pájaros de Guadalajara tienen la garganta llena de trigo(瓜达拉哈拉的鸟儿,喉咙里塞满了麦粒)。把Guadalajara念成Juadalagara,害我们挨了多少打!”要是父亲真想吓我,他做到了。入学前夜,我辗转反侧,蜷在床上,像死刑犯,绝望地听着客厅挂钟滴滴答答地走。东方既白,上学的日子到了。要是我跟父母说病了,真没撒谎。

恐惧像一窝耗子,百爪挠心。

我尿了。不是尿床,是在学校尿裤子了。

往事历历在目。事隔多年,我依然能感觉到热乎乎的液体流过双腿,真让人害臊。我猫在最后一排,希望没人注意到我,就这样猫到放学,好飞奔到杨树林大道。

“您,请站起来!”

冥冥之中,自有预感。我抬起眼,惊恐地发现叫的正是我。丑八怪老师拿教鞭指着我。小小的木头教鞭,对我而言,是阿卜杜·克里姆手中的长矛。

“您叫什么名字?”

“小麻雀。”

孩子们哄堂大笑,笑声刺耳。

“小麻雀?”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连名字都不记得。往事如烟,父母变成两个模糊的影子,渐行渐远,依稀不见。我望着窗外,苦恼地寻找杨树林大道上的杨树。

就在那时,我尿裤子了。

孩子们看见,笑得愈发厉害。笑声像鞭子,击打着我的耳膜。

我逃走了,像长了翅膀的小疯子,拔腿就逃。我逃啊逃,像梦中那样,有捉孩子的人在身后。我坚信,老师就在身后,一个劲地追我,脖子上能感觉到他和孩子们的呼吸,像一群狗在猎一只狐狸。可是,等我逃到音乐台,回头一看,发现没人在追。我孤身一人,吓破了胆,又是汗又是尿。音乐台是空的,没人留意我,可我觉得大家都在装,十几双眼睛在窗户后头盯着,窃窃私语,消息会很快传到父母那儿。腿替我做主,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迈向西那伊山。这次,我要一直走到拉科鲁尼亚,混上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船。

站在西那伊山顶,看不见海,只看见一座更大的山。山上巨石林立,如铜墙铁壁的要塞塔楼。如今回想起那天的场景,我既害怕又伤心。星光下,山顶上,一人独坐,倚石为椅;山谷里,萤火虫似的灯光在四处搜寻。我的名字划破夜空,与犬吠交织。我没被吓着,我已经被吓过头了。因此,当克尔代罗健壮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没哭,也没挣扎。他用外套一裹,把我抱在怀里。“别怕,小麻雀,都过去了。”

那晚,我依偎在母亲身旁,睡得很香。谁也没责怪我。父亲在厨房,胳膊肘顶着橡胶围裙,闷头吸烟,扇贝壳烟缸里堆满了烟头。祖母过世时,他也是如此。

母亲似乎整夜都拉着我的手。就这样,她像拉箩筐似的,把我拉回学校。这次,我心平气和,头一回仔细端详老师:他有一张蛤蟆脸。

蛤蟆脸笑了,亲切地捏了捏我的脸蛋。“我喜欢这个名字,小麻雀。”那一捏如咖啡糖,苦中带甜。更难以置信的是,教室里一片寂静,他拉着我的手,走到他桌旁,让我坐在他座位上。他拿了本书,依然站着:

“很高兴我们又有了一位新同学,让我们鼓掌欢迎。”我以为又要尿裤子,可这次湿润的只有眼睛。“好了,现在,我们来念诗。轮到谁了?罗玛尔多?好的,罗玛尔多,到这边来。你知道的,慢一点,声音高一点。”

罗玛尔多穿短裤真滑稽,腿又黑又长,膝盖伤痕累累。

冬日里一个阴冷的……

“等等,罗玛尔多,你念的是什么?”

“是首诗,先生。”

“题目呢?”

“《童年的回忆》,作者是堂安东尼奥·马查多!”

“很好,罗玛尔多,接着念。速度要慢,声音要高,注意标点符号。”

罗玛尔多是阿塔米拉人,小时候扛过成袋的松果,我认识。他像老烟枪似的清清嗓子,声音妙不可言,如同出自从蒙得维的亚淘金归来的电台播音员马诺罗·苏亚雷斯之口。

冬日里一个阴冷的

下午。学生们

在学习。玻璃窗上,

雨声单调。

这是课堂。挂图上

是逃跑的该隐

和死去的亚伯,

亚伯躺在鲜红的血迹旁……

“很好,罗玛尔多。何为‘雨声单调’?”老师问。

“指雨下个不停,堂格里高利。”

“祈祷过没有?”妈妈问。她在熨爸爸白天做好的衣裳。晚餐在厨房锅里,芸苔叶散发着苦涩的清香。

“祈祷过,”我不太肯定,“提到了该隐和亚伯。”

“很好。”妈妈说,“真搞不懂,为什么都说新来的老师是无神论者?”

“什么叫无神论者?”

“认为上帝不存在的人。”妈妈的表情不太高兴,她使劲用熨斗压裤子褶。

“爸爸是无神论者吗?”

妈妈握着熨斗,盯着我:

“爸爸怎么会是无神论者?你怎么会问这种傻话?”

我听爸爸骂过上帝,骂过好多次。所有男人都骂过。遇上不顺心的事,他们会“呸”的一声吐口唾沫,恶毒地诅咒上帝,通常会骂两句:我操他妈的上帝!我操他妈的魔鬼!我觉得只有女人才真的信上帝。

“那魔鬼呢?真的有魔鬼吗?”

“那当然!”

蒸汽把锅盖顶得蹦来蹦去,一团团蒸汽、泡沫和蔬菜趁机往外冒。天花板上垂下的多股电线上,挂着一只灯泡,夜蝴蝶在灯泡旁飞来飞去。妈妈每次熨衣服都气鼓鼓的,熨裤线时则面孔铁板。可现在,她语气和缓,略带伤感,似乎在说无依无靠的可怜人:

“魔鬼原本也是天使,后来学坏了。”

蝴蝶一头撞在灯泡上,灯泡晃了晃,影子也晃了晃。

“今天,老师说蝴蝶也有舌头,又细又长,螺旋形,像钟表弹簧。等马德里送来仪器,他会给我们看。蝴蝶真的有舌头吗?”

“老师说有就是有。许多东西看上去是假的,其实是真的。喜欢上学了?”

“可喜欢了。不打人的,老师不打人的。”

的确,堂格里高利老师从不打人。相反,蛤蟆脸几乎总是面带微笑。要是课间有人打闹,他会称他们“两只小羊羔”,让他们握手言和,换成同桌。就这样,我认识了最好的朋友——手脚笨、心肠好的大块头多姆博。有个叫埃拉迪奥的孩子,脸蛋上有颗痣,我早就想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顿,就怕老师让我跟他握手,不再跟大块头多姆博同桌,才一直没下手。堂格里高利要是气得不行,就不说话。

要是你们不闭嘴,我闭嘴。”

他走到窗前,漫不经心地望着西那伊山。长久的沉默令人沮丧,仿佛把我们遗弃在陌生的国度。突然,我意识到,老师的沉默是能想象的最严厉的惩罚。他的课引人入胜,可以从一张纸,讲到亚马孙河,讲到心脏的舒张与收缩。万物关联,皆有深意,如草、羊毛、绵羊和我所感受到的寒冷。老师走向世界地图,大家目不转睛,似乎雷克斯影院的大屏幕亮了。我们感受到印第安人第一次听马嘶和火枪时的恐惧;我们坐在迦太基汉尼拔的象背上,翻过阿尔卑斯雪山,前往罗马;我们拿着石头与棍棒在蓬特·桑帕罗与拿破仑军队作战。战争不是唯一话题。我们在因西奥的铁匠铺里打造镰刀和犁耙;我们在普罗旺斯和比戈海边谱写情歌;我们修建光荣之门;我们种植来自美洲的土豆;土豆瘟疫后,我们移民去了美洲。

“土豆来自美洲。”吃饭了,妈妈把盘子放在我面前,我对她说。

“怎么会呢?这儿一直有土豆!”妈妈说。

“不对,过去吃的是栗子,玉米也来自美洲。”生平第一次,我清楚地意识到,老师教过的世界大事连父母都不知道。

老师讲起虫子来,更是一绝。黄足豉虫发明了潜水艇;蚂蚁种蘑菇、养产奶和糖的蜜蜂;澳大利亚有种鸟,用植物色素提取染料、将小巢装点得五彩缤纷,它叫园丁鸟,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雄鸟吸引雌鸟时,会在新巢里放一株兰草。

兴致勃勃的我开始为堂格里高利采集昆虫,他视我为得意门生,周末或节假日接我去郊游。我们走过河边,越过洼地,穿过森林,爬上西那伊山。对我而言,每次郊游都有新发现,总能揣个宝贝回家:一只螳螂,一只蜻蜓,一只鹿角锹甲,还有一只不同的蝴蝶。我只记住了一个名字,那种停在泥土或粪便上、光彩照人的蝴蝶,老师叫它“彩虹”。

我们像老朋友那样一路唱歌回家。星期一,老师在学校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小麻雀捉到的虫子。”

对父母而言,老师的关照是莫大的荣幸。出门郊游,妈妈总是备上双份点心。“不用了,夫人,我吃过了。”堂格里高利向来推辞,回来就改了口:“谢谢夫人,点心的味道好极了。”

“我敢说,他日子过得不好。”母亲晚上说。

“教师收入太低,”父亲说得郑重其事,“他们是共和国的希望。”

“共和国,共和国!看共和国会有什么下场!”

父亲是共和党人,母亲不是。我是说:母亲每天去听弥撒,共和党人却与教会为敌。当着我的面,他们尽量不吵架。不过,有时吵会被我撞见。

“你凭什么反对阿萨尼亚?都怪神父,说得你们头脑发热。”

“我去弥撒是为了祈祷。”妈妈说。

“你是,神父不是。”

一天,堂格里高利接我去捉蝴蝶。父亲说,如果老师不在意,他想替他量身定做一套西装。

“做西装?”

“堂格里高利,您别误会。我只会做衣服,想聊表谢意。”

老师环顾四周,迷惑不解。

“这是我的手艺。”父亲微笑着说。

“三百六十行,我行行尊重。”老师终于回答。

那套西装,堂格里高利穿了整整一年。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去市政厅,和我在杨树林大道上遇见的那天,穿的也是它。

“你好,小麻雀!瞧瞧今年我们能不能看见蝴蝶的舌头。”

出怪事了!所有人行色匆匆,却又原地不动。往前看的转过身,往右看的往左看。捡垃圾和干树叶的克尔代罗坐在音乐台附近的凳子上,以前我从没见他坐过凳子。他手搭凉棚,昂首望天。每当百鸟齐喑,克尔代罗昂首望天时,暴风雨就要来了。

传来一辆摩托车声,由国民警卫队员驾驶,后座上插着旗帜。他经过市政厅,见民众在门廊下惴惴不安地交谈,高喊道:“西班牙万岁!”又发动摩托,留下另一串轰鸣。

母亲开始呼唤孩子。家里,祖母似乎再次过世,父亲的烟缸里又堆满了烟头。母亲啜泣着,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比如开水龙头洗干净盘子,却把脏盘子收进碗橱。

有人敲门,父母不安地看着把手。是邻居阿梅利亚,她在苏亚雷斯家干活,就是从美洲淘金归来的那个。

“知道出什么事了吗?拉科鲁尼亚的军人宣布开战,向民选政府开枪!”

“我的天啊!”妈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咱们这儿,”阿梅利亚压低嗓门,担心隔墙有耳。“听说市长打电话给卡宾枪手上尉,上尉推说病了。”

第二天,父母不让我出门。我望着窗外,觉得行人影影绰绰,缩成一团,好似寒冬突至,杨树林大道上的麻雀和枯枝败叶一同被风卷走。

首都调来军队,占领了市政厅。母亲出门做弥撒,回来脸色煞白,伤心欲绝,半个钟头老了好几岁。

“拉蒙,可怕的事发生了。”我听她哭着对父亲说。父亲也老了,更糟的是,他似乎完全崩溃,瘫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水米不进。

“拉蒙,把相关的东西全烧了。报纸、书,全烧了。”

那些天,家里由母亲做主。一天早上,她让父亲收拾齐整,陪她去做弥撒。回来后她对我说:“过来,蒙乔,跟我们去杨树林大道。”她给我穿上过节的衣裳,帮我系领带时,很严肃地叮嘱道:“记住,蒙乔,爸爸不是共和党人,爸爸不是市长的朋友,爸爸没说过神父坏话,最重要的是,蒙乔,爸爸没送过西装给老师。”

“他送过。”

“没有,蒙乔,他没送过。懂吗?他没送过!”

“好的,妈妈。他没送过。”

杨树林大道上人头攒动,个个盛装打扮。有些从农村来:居丧的女人、戴草帽穿背心的老农、神色惊恐的孩子,跟在几个穿蓝衬衫、腰里别着手枪的男人后头。从市政厅前的台阶到几辆卡车,两列士兵开出了一条道。车厢上蒙着帆布,大集上运牲口的那种。不过,杨树林大道上没有集市的喧嚣,只有圣周的死寂。人们互不招呼,仿佛素不相识,全都盯着市政厅大门。

一名警卫将门开了一半,环视人群,再将门大开,手一挥,囚犯们在其他警卫的押送下,从黑乎乎的楼里鱼贯而出,手脚被捆着,串成一行,默默无言。有些我叫不出名字,见倒是都见过:市长、工会分子、工人之光艺文协会的图书管理员、阳光与生命乐队的歌手查理、大块头多姆博的父亲“大力士”石匠……走在那串绳子最后的,是蛤蟆脸驼背老师。

几声命令,几句咒骂,如鞭炮般,在杨树林大道上回响。渐渐地,群众开始附和。

“叛徒!罪人!赤色分子!”

“拉蒙,你也喊!随便喊点什么,喊啊!”母亲挽着父亲的胳膊,拼命不让他瘫倒在地。“让别人看见你在喊,拉蒙,要让别人看见!”

于是,我先听父亲气若游丝地喊了声“叛徒!”之后一声比一声高:“罪人!赤色分子!”他甩开母亲,靠近那列士兵,愤怒地看着老师:“凶手!无政府主义者!吃孩子的混蛋!”

母亲想阻止他,悄悄地扯了扯他的上衣。可是,父亲已经歇斯底里:“王八蛋!婊子养的!”我没听过他这么骂人,哪怕在足球场对裁判也没这么骂过。“他的母亲没有罪过,记住,蒙乔!”父亲发疯似的转过头来,眼里充满了血和泪。他的眼神在催促我:“你也喊,小蒙乔,你也喊!”

装犯人的卡车开动了,我和孩子们扔着石头,追着车跑。我绝望地寻找老师的脸,好骂他“叛徒”“罪人”。卡车绝尘而去,我站在杨树林大道的中央,握紧拳头,只能咬牙切齿地低声说:“蛤蟆!园丁鸟!彩虹!”

引自《蝴蝶的舌头》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1月1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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