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像宽斋李刚田先生这样积学深至的书法篆刻家不多。李刚田先生在篆刻及印学方面的贡献、影响深广；实际上他在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法批评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篆刻。同时，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为全国同道、为河南书坛、为弟子学生们做过很多很实际的事情。这一切都不事张扬，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专就书法来说，李刚田先生又精擅各体。他把学问当工作，把书法篆刻当学问，数十年来黎明即起，老农般地勤劳执著，自非寻常。如果说少年凭天分，中年凭学力，老年凭德望，则李刚田先生可谓全做到了。他擅长楷书、篆书、隶书、行书，惟草书不多作。这里我想介绍他的楷书和篆书。
李刚田先生的楷书，最初学唐楷，后来学赵体，再后来学魏墓志。小楷书则晋楷以下都学过。现在形成的面貌，可以“李楷”名之。赵子昂虽志在晋人，其实也是晋唐一体化的结果，保持了晋楷的自由、洒脱、自然，而结构则明显规范化了，用笔也增加了平动的成分。这一基调对“李楷”有模铸之力。墓志之精者，特别是诸元墓志，无疑为高手所书，与质朴、恣肆的造像记之类并不相属。如《元洛墓志》，吴玉如先生就认为与二王息息相通，是深具法眼的。实际上，诸元墓志不仅上承汉季、钟王，也包孕隋唐。李刚田先生既得赵体的根基，也就天然地排斥那种稚拙原始的作品；同时也为他打通晋楷、写经留下了可能性。
当年李刚田先生曾明确反对碑、帖、经的分类方法，然而他的楷书却正是类似的融会结果。于碑，得墓志体的清隽峭拔；于“帖”，得晋小楷的自由活泼；于“经”，得写经体的平易单纯。从而内含闲散，外示紧致；内含奇巧，外示平易；以书写性打破了碑的生硬，以铺毫重笔打破了“帖”的纤弱，结体虽中宫紧致，而内蕴变化，打破了写经的浮滑单调。
称之为“李楷”，绝非浮词。纵向看，邓石如以降，碑派发展二百余年，以魏楷成独立面目者，并不多见，不过邓石如、张裕钊、赵之谦数家而已。近世于右任能写多种风格的魏楷体，庶可厕身北魏而不愧，然而稳定的面目却不明显。这也正是魏楷富于变化的原因所致。而且，有成就的魏楷作者，基本上都是嫁接高手，嫁接之后不排异即告成功。横向看，津上孙伯翔先生承王学仲先生之学，精擅魏楷，多用方笔，夸张圭角，奇峭雄强，兼以笔墨效果丰富，可谓独造。
与孙先生相颉颃者，李先生也。称之为“孙李”，或恰如其分。而当代写碑者可谓甚夥，面目虽多，却多经不起推敲。经不起推敲的原因，是以外在的形式和墨象，遮掩书写的不足。看古人碑版，方寸之字有径丈之势，擘窠之书有粟米之精，无论怎么缩放，都仍然动人心魄，即为耐推敲。
李刚田先生对篆书，因为篆刻之故，断非浅涉，而是有全面的研究。仅篆书一体，他就能构成一个系统。李刚田擅甲骨文、金文、楚篆、中山王器篆书、小篆，博涉多优，可谓卓绝。我认为他的篆书，突破处在楚篆，过人处在“书写性”。“书写性”为“李篆”之魂。他的楚篆有“教化主”之功，而最典型、受众最广者却是小篆。篆书是装饰性较强的书体，再经上石、模铸，笔意损失过大。
李刚田先生对于篆书的态度，与对楷书的态度是一贯的，即取金石之气，而不取金石之形，还原金石文字为书写的原生态。要找这样的原生态，最好从墨迹着手。盟书、楚简、帛书等为今世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正是沿着书写性，再加上对文字和书法篆刻有精深的研究，李刚田先生实现了对于一切大小篆的纵笔直书、朴素本真。这就是称之为“李篆”的意义所在。
李刚田先生是探索楚篆较早的书法家之一。他的楚篆绚烂之极归于平正，不以奇怪炫世，惟求正大气象。很多人，特别是河南书法爱好者于此书体受李刚田先生的教导或启发，以楚篆崭露头角。这是他的独特贡献。学之者往往夸张其一翼，或结构变形，或点画增加分量，或营造水墨效果，从某些方面契合了现代审美观念。相较之下，李先生的楚篆似乎显得过于理性了。然而近一两年来，李先生老当益壮，在平实的基调下，追求水墨效果，而下笔狠辣，行笔如犁，遂使其楚篆点画圆厚，有离纸凸起之感，令人想见吴昌硕的风采。在对楚篆的开掘上，与传统大篆写法经过一分一合，遂造前人未及。
李先生小篆擅场有年，下笔往往不做左右回旋，删尽繁缛；结字则并不一味追求饱满委婉，而是掺以汉篆之方，使其更便于书写。所以李刚田先生对于小篆，点画则掺以盟书、楚简之类的自由本色，结字则掺入汉篆、《天发神谶》之类的方意，从而实现了隶之前与隶之后的融会。这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则纵使写成李斯，不免书奴，况且时移时易，现代人也写不成李斯。
李先生为人执方行圆、知雄守雌，厉行仁爱、笃于恕道。为书为印，则唯以阳关大道为念，深不喜险仄乖张。知之者服膺其寻常奇崛，不知者谓其短于才。盖世人以为街舞是艺术，而霓裳羽衣之舞，反不足观矣。“李楷”、“李篆”，自当有识者，自当识者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