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文

1971年5月，周恩来收到了公安部送来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战犯死亡人数增多的报告。他遂即给公安部的两位副部长李震、于桑批示：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本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查，因此，许多战犯病久不治者每年增长。66年10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2个月就死了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报告，对有重病的13人并无急救治疗办法，对其他130名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是说不要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教材”，派去的人也只是为了挖“活教材”，一句也未提到如何改造的好。

我们应该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释放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劳动改造，给以生活出路。请对此事重议一下再报。

收到周总理的指示后，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召集辽宁、山东、陕西、北京等11个省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从此，中断5年的战犯改造工作重新启动。同时，处理和特赦战犯的工作也开始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74年11月13日，周恩来在公安部《情况反映》增刊第55期《当前在押战犯思想动态》一文旁批示：

请华国锋同志告公安部，将全部未赦战犯列一表来，注明被捕年月、职务、籍贯、年龄、判刑时间、政治表现、身体情况，以便在四届人大会后特赦，主席已在去年指示过该事。

12月23日，周恩来收到了由公安部送来的未赦323名战犯情况表后又批示：请公安部分类处理，进行准备，以便在人大会后送中央，主席审批。

之后，公安部把相关人等的处理方案送了过来。他们按照立即特赦、刑满释放、提前释放、保外就医和继续关押等不同种类分别列出名单。

尽管周恩来总理一再指示，这次特赦要尽可能放宽，但是经过各主管部门反复核实，还是有13人要继续关押，原因是他们确无改恶从善的表现。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看到公安部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报告》的说明后，做出了正式的指示。而此时的在押战犯人数变成了318人，有5人等待中病故。当秘书提到还有13人需要继续改造时，毛主席斩钉截铁的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时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百姓害怕。这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们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谈到把这些人安置在农村，每个月发放生活补助15-20元时，毛主席明显表现出不满，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毛主席又说：这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的有病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

收到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人员再次开会。所有人都对毛主席的指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则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后，也不区分他们原来的级别和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

据统计，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战犯之前，正式听候处理的在押国内战犯总数为856人。到1975年最后一批（第7批）特赦为止，共特赦战犯589人，刑满释放65人，另案处理释放10人，经查明，按起义投诚的释放25人，病亡167人。

中国政府7次特赦国内的战争罪犯，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在1975年释放所有战犯，更是引起轰动。这些战犯中，有10人前国民党军官提出要去台湾的申请，也得到了批准。这10个人分别是：蔡省三、王秉铖、陈士章、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邮、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

考虑到海峡两岸隔绝、猜忌多年，中央审慎研究，临时成立一个“专责小组”，具体负责处理这10人的回台事宜。4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烤鸭店为这10人送行。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深情的对他们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

4月13日，这10人启程离京，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等人，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杜律明、宋希濂、郑洞国等人均到机场送行。杜律明还一再嘱托他们，给台湾的旧部、故友问好。4月14日，这10个人每人领到2000港元路费，新制服装一套，往返通行证一张。

进入香港后，大群记者把这10个人围了个水泄不通。据香港纸媒报道，当日来访的中英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通信社派出的记者超过百人。第二天，全香港的记者都在报道此事。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斯密斯指出：中国表示愿为凡事希望去台湾的人提供路费，是这一举动中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事。

与香港的大肆报道不同，台湾的媒体都三缄其口。后来迫于形势，也只有简短的报道。因为，台湾当局一直把这些在押战犯当作烈士，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奉在台北的忠烈祠内，如已经慷慨就义的张养浩。而在国际上，也没有对方宽大释放的人员，自己一方拒绝的先例。如果执意拒绝，恐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如果接收了这10人，又会戳穿国民党在岛内制造的反共神话。一时间，国民党当局陷入两难境地。

就在这时，有报纸爆出，蒋经国对于10名战俘申请赴台所采取的政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面的事情的发展经过，也果然如此。蒋经国先让谷正纲、谢伯昌等人在前台敷衍，接着，又让国民党“大陆工会”、“海外工作会”、“情报局”的人组成“反特专家”进驻香港。这些人一方面污蔑这10人是大陆向岛内渗透的间谍，另一方面，又私下诱骗这10个人“摆脱中共掌控”，前往国民党特工开设的富都酒店居住。

6月4日，香港丽的电视突然爆出一则重大新闻：滞留在香港准备前往台湾的前国民党战俘张铁石，在富都酒店自缢身亡。原因是，他的旅费全都被骗走，且其在台湾的家属因为受到特务恐吓不敢为其担保，致使张铁石完全绝望。噩耗传出，中外媒体纷纷发表声明，一致谴责台湾当局的薄情寡义，这也使得台湾在国际舆论上陷入空前的被动和孤立。

张铁石被逼自杀的第3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组长黄文放，奉命回北京向中央“专责小组”汇报情况，对其余9人今后去向进行研究与安排。中央给出的指示是，要以更高的姿态处理剩余9人的去向。留港的9人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回内地，欢迎，回来后由内地安排工作，愿意去外国的，继续予以协助，帮助旅费。愿意留在香港的，国家愿意长期照顾他们的生活。最后，张铁石的遗体由他的儿子自台来港处理，火化后把骨灰带回台湾。

剩下的9人当中，赵一雪选择返回大陆，在上海落户安家，后被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张海商和杨南邮也选择返回大陆，因为他们在湖北和四川还有亲人。同样的，他们也被安排为湖北省和四川省的政协委员。还有5人，直接或间接选择去美国投奔自己的亲属。最后，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他一面以写作为生，一面主动从事海峡两岸的沟通工作。直到20世纪90年，他才如愿以偿进入台湾进行参观访友。

尽管这10人都历经磨难，全部都没有如愿以偿，但是他们的行动台湾当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自此，台湾民众要求海峡两岸“三通”的呼声越来越高。1987年10月14日，台湾终于通过了台湾居民可以赴大陆探亲的方案。1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以外的台湾居民可以经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