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文

1937年春节刚过，杨帆应邀去南京路上的卡尔登大剧院，观看当时轰动上海的话剧《大雷雨》。这次的演出，让他一睹演员蓝苹的风采。杨帆感觉，蓝苹的表演有点夸张，但总体的艺术水平还不错。表演结束后，他在剧团地下党的带领下，在后台与蓝苹见了面，对她说了一些寒暄和鼓励的话。

走出戏院，杨帆与几个人一起来到自己的小屋，开始对《大雷雨》进行评论。大家先从剧本谈起，之后又谈了导演风格和演员水平，从男主角又说到女主角。谈话间，有人引出一个话题说，这位女演员蓝苹小姐演过不少戏。有进步的，也有一般的。进步的有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但她也为蒋介石在1936年演过祝寿独幕剧《求婚》。她还被国民党《中央日报》被吹捧为国产片中最有意义的《狼山喋血记》中担当了主角。

江青

第二天，杨帆又只身来到卡尔登大剧院。这次，他并不是来看戏的，而是寻找那位陪他看戏的地下党员，为的是了解这个话剧团的组建、历史发展和成员情况。那位党员将演员逐个介绍，提到蓝苹时说，他与她一起演过戏，拍过电影，一起工作很多年。说到蓝苹的政治情况时，那位同志摇了摇头说：她原来还是党员。

杨帆有点奇怪，问到：怎么现在不是党员，原先还是党内同志？

那位同志就将蓝苹拍电影、拍话剧，入党后很激进，以及在1934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经过，和盘托出。

杨帆听后，想了一想，又问道：有没有正式的结论？

那位同志又严肃的说：组织上事后做了详细的调查，蓝苹小姐在狱中表现不好。她不但暴露了自己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还写了自首书。她在自首书中写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绝不参加共产党等句子。更令人生气的是，当她自首出狱时，为讨好特务还将自己的剧照送给了国民党特务做留念。

杨帆气愤的说：那么说她叛变了？

那位地下党同志点点头，肯定了此事。

项英

1939年，上海党组织以“慰问三战区将士演出剧团”的名义，组织了一批年轻人去皖南加入了新四军。杨帆就在其中。他加入新四军后，先是担任了军政治部文化队的政治指导员，后调任军部秘书。

一天，杨帆正在工作，通讯员来咋找他，说军政治部主任请他去一下。他出门就遇到了军政委项英，项英与他打过招呼就问他：你在上海认识蓝苹吗？杨帆点点头。项英说：你办完事来我这一趟。

杨帆从政治部主任那里出来后，就直奔项英屋里。项英问：你在什么时候在上海搞文化救亡工作？

杨帆想了想说：是在1937年春节不久之后，当时化名杨殷，搞救亡工作。

项英又问：蓝苹的情况你了解吗？她是不是党员？

杨帆直言不讳的说：看过她演的戏，知道她的一些情况。

项英又问：蓝苹脱党自首的情况你了解吗？

杨帆便把在卡尔登大剧院看话剧时如何听到议论，如何去找地下党员负责人谈话，以及这位负责人介绍蓝苹的详细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毛泽东与江青

听完杨帆的汇报，项英说：关于江青的传闻，我也听说一点。从你的介绍来看，说明当年在上海的蓝苹，今天在延安的江青，有过一段复杂的历史。当然，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转变和进步，但是为了纯洁我们党的队伍，也要防止动机不良的人。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革命的心脏，毛主席和党中央都在那里。据说，毛主席要和蓝苹结婚。为了对党负责，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延安的党中央。

杨帆也同意项英政委的看法。但是当项英让他把刚才说的情况用纸写下来时，杨帆还是犹豫了。

项英看出了杨帆的担心，便说：你怕什么？怕挑担子？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你写吧，我将内容发报给延安，后面署我的名字。

杨帆后来回忆说：自己并非不敢担责任，只是关于蓝苹的情况，仅仅是上海戏剧界地下党员的一次谈话。没有经过反复调查论证，只能参考。正式写材料给中央，未免有些唐突。

康生

第二天，杨帆用毛笔在纸上工工整整的写了一份关于江青在上海戏剧界的表现报告。他行文力求客观、准确。因为杨帆知道，这些内容是要翻译成电报，发到延安党中央的。杨帆认为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在报文的最后他直言不讳的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杨帆写完材料就交给了项英。项英找到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商量把材料报给党中央的事。

当晚，杨帆的材料改成项英署名的秘密电报。但是按照常规做法，材料的来源还是提到了曾经在上海文化界工作，现在在军部任职军部秘书的杨帆的名字。

这份材料很快便传到延安，但是它并没有直接送到毛主席或其他党中央领导的手中，而是落到了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康生手中。康生与江青即时山东诸城的老乡，又是旧相识。接到电报后，康生就把电报的原文交给了江青，并将电报扣留下来。因此，江青的历史问题被隐瞒下来。

饶漱石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康生搞出了一个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把很多从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逼成特务和反革命。其中有一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曾是杨帆在南京国立剧院时的学生，因为提到杨帆曾经介绍他参加地下救国会，杨帆也被判定为特务。

康生得知，杨帆就是那个曾经在上海活动，写下江青变节材料的杨殷时，立刻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给华中局打电报，下令逮捕、审查杨帆。

1943年10月，时任3师保卫部长的杨帆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他去军部开会。杨帆日夜兼程，来到华中局所在地。没想到，接待他的正是他熟悉的保卫部门的同志。他被叫道饶漱石那里被宣布逮捕，他对这位新四军的代理政委大喊：我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饶漱石声色俱厉的说：要你交代在南京国民党国立戏剧学校的问题，有人在延安揭发了你，你必须坦白交代，否则死路一条。

潘汉年

就这样，杨帆被囚数月。期间，饶漱石多次审问他，指责他是内奸。但每次杨帆都据理力争，用事实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随后，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负责此案。潘汉年是我党情报界的老前辈，很多地下工作斗争的经典案例都与他有关。他和杨帆的工作上有过一些接触，杨帆的品格才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帆本来口才就好，每到关键问题时不仅能够提出有力的证据，还能提出人证。这使得潘汉年越发相信杨帆是无辜的。

1944年9月，杨帆一案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纠正，杨帆也重获自由。潘汉年在这起案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杨帆出狱后继续从事保卫工作。解放后，杨帆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给干部平反

可是造化弄人，1954年年底，潘汉年被捕。此后，各大报纸又把潘汉年与杨帆联系到一起，称为“潘、杨反革命集团案”。

1966年，十年动荡期间，江青等人又把此案翻出来，杨帆尝尽了苦楚。

1975年，杨帆在狱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且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只有一只眼睛能够看清东西。后来他被送到湖北的一个农场，视力稍有恢复。但一旦触及敏感问题，他就高度紧张，失去控制。有时他情绪激动时竟大骂江青，历数江青叛党投降，迫害革命干部的种种恶行。

1978年，经过多方工作，杨帆的家属获得探视机会。谁知，当他的老伴李琼带着28岁的儿子来到农场时，杨帆竞对他们母子说：我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子，你们是江青派来的特务。李琼在农场与杨帆一起接触6天，由于杨帆精神失常，始终不能相认。

1978年年末，中央组织部通知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央同意杨帆回沪治疗。次年1月份，在湖北省省委书记陈丕显的帮助下，杨帆乘坐专机回到上海，至此，离开上海25年的，已经68岁的杨帆才得以重新归来。经过2年的悉心治疗，他的精神状态也慢慢好了起来。

1980年4月10日，经公安部复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1965年8月30日对杨帆的审判，宣告杨帆无罪。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再次发布了《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为杨帆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