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洪亮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全球，象征着人民的时代正式拉开序幕。然而，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并非所有地方都能感受到这份新生的喜悦与振奋。

过去的卢汉，或许可以毫不眨眼地执行杀人命令，但此时此刻，他面临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军事或政治抉择。这九十多人的生死，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更直接关系到他和滇军的未来走向。他知道，这些人不能死，他们的生命是通往新中国的关键之路标。

1937年抗战军兴，全国军队退守大西南，蒋介石首先夺取了四川的控制权，进而谋划控制云南，他与龙云表面上的祥和气氛很快被残酷的战争打破。他向龙云提出调整军政、归入中央政府的意见，但遭到龙云的巧妙化解。龙云在应对蒋介石的策略时表现出机智与坚定，他深知自己的地位与权力的重要性，因此不会轻易让步。

蒋介石对龙云的不满逐渐加深，他开始策划更换云南的领导人。然而，龙云在云南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影响力，这使得蒋介石不能直接采取暴力手段来取代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而云南的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汉接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成为老蒋手中的一颗重要棋子。相较于龙云的直率和强硬，卢汉展现出更加谨慎和圆滑的性格特点。他在官场中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经验，使得他在接管云南后能够迅速稳定局面。

然而，卢汉也明白自己身处的复杂环境。他知道蒋介石虽然提拔了自己，但同时也安插了许多亲信来监视和控制自己。面对这种情况，卢汉没有选择与蒋介石直接对抗，而是采取了更为明智的策略——巧妙斡旋、斗智斗勇。他努力保持与各方的平衡关系，既不完全服从于蒋介石，也不过于违背他的意愿。

卢汉早已洞悉蒋介石所谓的“规整统一”不过是一个拙劣的借口，其真实目的不过是想让将士们为蒋家王朝的血路而奋斗，而最终的受益者还是蒋介石本人。然而，卢汉并不打算为他卖命。

在卢汉上任后，他对蒋介石的政令采取了诸多拒绝和推脱的态度。他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了军师团管区和警务处，并停止征兵征粮。这一系列反压制举措无疑给了蒋介石一记重击，因为这些都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如今却公然不听从他的指挥，这使得蒋介石愤怒至极。

当1949年龙云在香港公开反蒋的消息传出后，卢汉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不愿追随蒋介石，但另一方面，他也面临着起义计划的泡汤风险。在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冒险去见蒋介石一面。

在重庆，蒋介石对卢汉表现出了出奇的好态度，不仅热情接待，还给予了一大笔军费。但这背后，却是蒋介石试图将西南作为自己的老巢，同时对云南和卢汉既拉拢又防备的复杂心理。

不久，蒋介石派出的特务开始在云南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准备将这里作为反抗的最后据点。这一行动严重干扰了卢汉与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和平起义计划。面对军统头子毛人凤递来的长达400多人的名单，卢汉内心充满了无奈与焦虑。

面对这份长达400多人的处决名单，卢汉深知一旦签字，将意味着彻底沦为蒋介石的傀儡，失去在云南的影响力，更会让起义计划化为泡影。而不签字的后果同样严重，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民众不满。

在这关键时刻，卢汉果断寻求地下党员刘汉章的协助。二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采取拖延策略，等待解放大军的到来。他们明白，只有坚持到解放军进驻云南，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地方的稳定。

于是，卢汉以需要军法审判为由，将名单交给军法处处理。当最终面临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巧妙地提出了对处决人数的质疑，指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剥夺这么多人的生命。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便能看出这份处决名单并非简单的一份名单。它实际上是蒋介石巧妙设计的一个陷阱，一个看似进退两难的困境，旨在迫使卢汉就范，成为其忠诚的工具。无论卢汉如何选择，他都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若执行此命令，将有无辜生命逝去；若不执行，则可能被视为反抗或不忠。

毛人凤深知其中玄机，因此在名单上做出修改，将原本的人数大幅削减，但仍保留了九十多人的处决决定。当蒋介石在名单上留下“情有可原，罪无可逭”的字样时，这场政治角力的意味愈发明显。对于卢汉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不得不向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寻求建议。

而李根源则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方式，仅在纸上轻轻画了一个反勾，便让电报的意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这短短几字，未增未减，却如同神来之笔，让蒋介石的手谕瞬间变成了废纸。

卢汉凭借这一智举，成功救下了九十人的性命，避免了无辜者在战争中的牺牲。他的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他的智慧和勇气，更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和平的渴望。

随后，卢汉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起义，和平解放了云南。他放弃了“云南王”的地位，却换来了国家的和平稳定。在他看来，这是更值得欣慰和骄傲的事情。

晚年的卢汉，更是将自己的房产捐出，支持国家建设。这份情怀，让人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