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年初，晋文公出兵援宋抗楚，并首先攻击、降服了楚国的盟友卫国之后，继续用兵，由卫国攻入楚国的另一个盟友——曹国境内，包围了当初曾经在此遭受过屈辱的曹国国都陶丘（山东定陶），然后发起了攻城。

陶丘城墙高大、地方广阔，易守难攻，晋军连续攻城都没能成功，还阵亡了许多士卒；曹国国君曹共公为了打击晋军的士气，便命令曹军将阵亡晋军的遗体都陈列在陶丘的城墙上，向城下的晋军示众，以此来扰乱晋军的军心。

对曹共公如此无耻低劣的行为，晋文公一时间深感担忧，又不知该如何应对，几乎想要就此撤军。但在偶然之间，晋文公听见晋军士兵卒中有人愤愤不平地发泄说：“曹国不尊重我们阵亡的死者，那我们也用不着去尊重他们的祖先，我们就就到曹人的祖坟上去扎营，掘开他们的坟墓，拿曹国先人的棺椁当做修筑营地的材料！”

晋文公就此得到提醒，立即依样照办，下令晋军拔营，将营地从陶丘城下转移到城外曹国祖先的墓地中去，还放话说要掘开墓地，把曹国君臣祖先的棺椁当做建造营地的材料。

曹共公没想到晋文公居然还有这样比自己更无耻的做法（对付无耻的人，就要用无耻打败无耻），当场石化；但无论如何，自己也不能让先祖的亡灵受到惊扰，那样都不要晋军打进来，陶丘城内的大夫和国人们就得造反。

因此，曹共公只得垂头丧气地命人收殓了城墙上的阵亡晋军遗体，然后用棺材装殓了，运出城，送到晋军的大营中。

经过你来我往的一番‘无底线’交锋后，还是晋文公‘老奸巨猾’，用更无耻的手段粉碎了曹共公的卑劣做法，也让守城曹军的士气受到沉重打击（祖坟都要被刨了）。

压制了曹人的嚣张气焰后，晋军继续攻城；而曹国守军的迎战之心都被城外的祖坟安危给搅动得心神不宁，无心恋战；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三月初八，晋军终于攻破曹都陶丘，曹共公被瓮中捉鳖，成为了晋文公的俘虏。

之前的文章《遭遇偷窥、承诺退避——公子重耳流浪记之下篇》中有过记叙————当年还是流亡公子重耳的晋文公在流亡途中经过曹国时，曹共公曾经无礼地偷看过他洗澡，以满足自己的变态好奇心，这让晋文公一直耿耿于怀、时刻铭记于心，即使回国即位后，也没忘记这段屈辱。

而这一次晋军攻破陶丘、生俘了曹共公后，亲率军队出征的晋文公立即命人将曹共公押到自己面前，把这个变态小人给狠狠地训斥一顿，同时列举了曹共公的诸多罪状，然后宣布废黜他的曹伯之位，总算是大出了一口恶气。

至于当初善待、交好晋文公重耳的曹国大夫僖负羁，晋文公也没有忘记，进入陶丘后就接见了他，送给他许多礼品财帛，同时命令晋军上下都不得骚扰僖负羁及其家人。

但晋文公没想到，本来是一个‘报恩’的举动，但却让自己的两位亲信老臣——魏犨、颠颉心生怨气，认为有功的没得到赏赐、当初送出一点点恩惠的却有如此的厚赐，实在是不公平，于是想要报复僖负羁。

之后的事情，我在之前的文章《晋国魏氏.魏犨篇》中，已经详细讲述过，因为不涉及本文的主题，就不再复述了；总之，僖负羁的私宅被魏犨、颠颉放火烧毁，僖负羁本人被烧死，而魏犨因为放火而受伤；晋文公得知此事后，诛杀颠颉，放过了有大功的魏犨，但以后再也没重用过这个莽夫。

魏犨本人虽然在之后不得重用、仕途黯淡，最后默默无闻地去世，但他的子孙却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经过几代人的坚韧拼搏后，终于在魏犨的曾孙魏舒继任魏氏家主时，成为了晋国的正卿；再经百余年的发展，魏犨的七世孙魏斯与赵氏、韩氏三分晋国，正式成为诸侯，即魏文侯——这些都是后话了。

晋文公出兵讨伐卫、曹两国，就是想要让楚国放弃围攻宋国、北上救援盟国，从而以逸待劳、坐收解救宋国之功。但即使卫国、曹国已经被晋文公拿下，楚成王却并不上当，还是没有从宋国撤军，而是继续猛攻宋都商丘（宋国的价值，可比卫国、曹国要大多了，楚成王自然不会去捡芝麻而丢了西瓜）。

虽然晋文公在攻破陶丘后，将曹国的若干田土划归宋国所有，算是给宋国补偿一部分损失，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商丘还在被楚军围攻中，即使得到再多的田土，要是商丘城破，那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于是，宋成公再次派出使者向晋国告急，请晋文公马上出兵解救危局；这次出使晋军大营的使者，是宋国大夫门尹。

面临这种需要断然抉择的情况，晋文公也是十分地为难：如果答应出兵援宋，那势必要和楚国在战场上开打，可楚成王当年对自己有恩惠，晋文公实在不想与楚国为敌；但假如放弃救援宋国的话，宋国支撑不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向楚国归降，这样不但自己会失去一个铁杆盟友，晋国在诸侯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望也将受到沉重打击，‘制霸’大业更有可能半途崩盘。

另外，宋襄公当年也对自己有恩，馈赠关照不在楚成王之下，如果不去救援宋国，那么晋国在道义上、品德上将失去制高点，诸侯们也不会诚心归附，晋文公本人和无德少义的曹共公就没了区别，连带着晋国也将陷入战略被动地位。

就算退一万步说，宋国这次侥幸没有被楚国击败、避免了宗庙的倾颓，恐怕以后也不会再与晋国交好亲近了（见死不救、负恩失惠）；但如果晋国强行出兵援宋，劳师远征就不说了，楚军以逸待劳、以静制动，远征的晋军在战场上的胜算很小。

再者，楚国围攻宋国的军事行动，可是有其它国家协助作战的（陈、蔡、郑、许），而晋国目前的盟友——秦国、齐国，虽然都是大国，但却并不赞同一起筑城联军南下攻楚，也就是说，要和楚国开战，必须做好以一敌众的准备。

可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晋国都不掌握（假设）开战的主动权，楚成王则进可攻退可守，优势巨大；晋文公虽然降服卫、曹，看似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但真正的处境，其实很尴尬，

因此，晋文公在接见宋国求援使者门尹后，接连几天都愁眉不展，为到底要不要出兵援救宋国而举棋不定、忧虑不已。

在晋文公进退两难之际，看出了端倪的新任晋国中军将先轸，本着‘君忧臣辱’的思想，于是私下向晋文公献计：

“请让宋国装作和我们晋国疏远，然后用土地和财帛去向齐、秦两国贿赂，请两国出面去请楚国退兵。我们已经扣留了曹伯、驱逐了卫侯，那么就把曹、卫的部分再赠给宋国作为补偿。楚国是曹、卫两国的盟友（实际是‘大哥’），当然要援救曹、卫两国，必然不会答应齐国和秦国的调解；齐、秦两国先是接受了宋国的贿赂，又被楚国驳了面子，能不生气吗。恼怒之下，齐、秦必会与我们结盟，一同出兵伐楚。而楚国在三面受敌之下，退兵撤回对宋国的包围就是必然，宋国之围也就解了。”

————这就是“喜贿怒顽”之策。

晋文公听完先轸的计谋后大喜过望，马上同意了这个计策，然后召见宋国使者门尹，详细地把这个计划告诉他，要他马上回归国，奏明宋成公后执行；随后，晋文公先是把曹国和卫国的部分田地分给了宋国，然后又让宋国装作和自己疏远，以金帛财物去贿赂秦国、齐国，让他们出面调解楚、宋之争。

门尹回国后，向宋成公转告了晋文公的计策，宋成公当然一一照办；之后一切顺利，得到宋国贿赂的秦穆公和齐昭公都派出了使者赴楚成王的军营，向楚国提出‘交涉、调解’楚、宋战争的意图。

楚成王此时已经在位三十九年了，军政经验极为丰富，虽然明知齐、秦两国是得到了宋国的贿赂（还有晋国的挑唆）后才来和自己商议、‘调解’的，但权衡利弊之下，楚成王认为目前没必要和晋、齐、秦三国同时开战，还是见好就收，就此撤军，以后再图他法（以后再攻宋时，宋国难道每次都大发利是、花高价钱去请别人来调解么）。

于是，正在宋国境内的楚成王放弃了围攻商丘的行动，先行退兵、返回楚国申地（河南南阳），以防备秦国突然出兵从楚军左翼展开袭击。

同时，楚成王让戍守齐国榖邑、防备齐国的申公叔时弃守榖邑（就是还给齐国）回国，放弃了支持在此地居留的齐公子雍（不再干涉齐国内政）；而尚驻扎于宋国境内、为全军后卫的楚令尹子玉（成得臣），也同时得到了楚成王的撤退命令，让他率军回国，，避免和晋、齐、秦三国联军开战。

为了让子玉将留守宋国的楚军安全带回国内，楚成王还特地给子玉写信解释：

“大夫（其实是称为‘子’，但实在是不符现今的称呼，所以就改成了‘大夫’）不要再去追逐晋国的军队了！晋侯在外流亡十九年，尝尽人世艰难险阻，通晓民间情况真伪，能正确地对待险峻局面，这是昊天的意志所定，人力不可阻挡；《军志》有言：‘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这三志都适用于如今的晋国，我们楚国还是不要和晋侯产生正面的冲突。”

成语——“知难而退”，就出自于楚成王给子玉的这封信。

但子玉一贯骄横跋扈、又自恃屡立战功，从来没有将当年的那个流亡落魄老公子晋文公重耳给放在眼里（子玉还没成为楚国令尹时，都想过趁重耳在楚国流亡、无所依靠时，设计除掉他，以绝楚国后患；虽然在楚成王的干涉下，子玉的计策没成功，但重耳还是得知了此事，因此双方已经结怨）。

于是，骄傲自满又极不服气的子玉拒不接受楚成王的劝告，还几次三番派部将伯棼向楚成王进言，一定要和晋军交战，并拍着胸脯向楚成王说：

“虽然不敢向您保证这一次能建立多么大的战功，但希望能用胜利来堵住那些奸邪小人的中伤和诽谤！”

楚成王对子玉的抗命很是不满，觉得这个新令尹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肆意妄为，都有些后悔当初让他代替子文出任令尹的安排了。但现在骑虎难下，既不能直接反对子玉的昂昂求战之心（那样就显得自己过于畏惧晋文公，长晋国志气、灭楚国威风了），又不能贸然将身处前线的子玉给撤换掉（子玉出身楚国公室别支若敖氏，而若敖氏是楚国最大最强的权贵家族，手握私兵、实力庞大，如果在子玉没犯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将其免职，万一子玉羞恼之下率军作乱，楚国可就要发生内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仔细思考权衡之下，楚成王勉强答应了子玉的请战要求，让他自行决定是否与晋军（以及晋国的其他盟友援军）开战；不过，除了子玉所率的、依旧留在宋都商丘附近的后卫楚军外，楚成王没有再给他派出更多的军队，只将自己的王室卫队‘西广’、太子卫队‘东宫’、若敖氏私兵‘若敖六卒’交给了子玉；同时（盟友）陈、蔡两国军队，以及楚国申、息两地军队的指挥权也一并交给他，作为与晋军开战的全部兵力。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王（楚成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按当时的传统，各诸侯国的国君、乃至大贵族家族，都拥有自己‘私卒’（私人武装），不光楚国如此，晋国、齐国、秦国、宋国、郑国、卫国大多一样，只是数量的多寡有区别而已。晋侯的‘私卒’叫做‘公室甲士’，而楚王的私人武装则称为“东广”、“西广”，每‘广有’兵车十五乘，步卒约一千二百人；楚国太子的‘私卒’——‘东宫之卒’数量不明，但一定是少于楚王的‘东、西两广’卫队的，大约在二十乘左右。

而楚国豪族若敖氏的‘私卒’数量庞大，远远超过了楚王和太子的私人武装实力，称为‘若敖六卒’，每卒有兵车三十乘，六卒合计一百八十乘，另有步卒约一万三千人（由此也可以看出，楚成王为什么不敢轻易撤换子玉，就是因为他身后的若敖氏势力太庞大了，一旦轻举妄动、就有可能造成内乱的结果，也许自己楚王的位置也难保）。

算上楚成王派去增援子玉的军队，再加上子玉率领的、依旧留在商丘城下的楚军，和陈、蔡、郑、许等国盟军，子玉手中的兵力大致有六百乘左右，其中的主力，是子玉家族若敖氏的私卒一百八十乘；楚军的数量，与将要接战的晋军（以及晋军其他盟友军队）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

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三月，得到楚成王派出的援军前来支持后，楚军统帅、令尹子玉放弃了围攻宋国国都商丘，而是改为向晋文公所率晋军（以及联军）驻扎的曹都陶丘（曹国现在处于被晋军占领中）进军，预备和前来援宋的晋军一较高低，晋楚两国之间第一次大会战——‘城濮之战’，即将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