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底我随着上海奉贤知青上山下乡到了云南西双版纳水利兵团二团十三连。70年初，连队领导让我担任连队事务员，具体工作就是每天推着小推车走乡串寨，寻找村民种的菜地，买上50至100斤的蔬菜，再推回连队。
连队的100多号人还指望着吃我买的菜呢！也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也不熟悉乡村小路，看到有通向村寨的路就向里走，找到菜地就和看守菜地的人比划着要买菜。这工作是个苦差事，仅每天推着装菜的车走几十里路就不是连队的知青同学愿意干的，这工作我一干就是两年。
苦中也有乐的时候。有一次我用32元竟然在傣族人那儿买到了一头牛，是一头肚子里还怀着一头小牛的水牛。这头牛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故而村民将牛当作菜牛卖给了我（傣族一般是将黄牛称作菜牛）。
这头牛很听话，乖乖地随着我慢慢地走回连队。连队的知青看见我牵回了一头牛，全连都很兴奋。终于有牛肉吃了，但没想到连队没人会杀牛。
把牛绳拴在树上后，几个胆大力大的知青上前扳牛头、抓牛尾，我和一个叫孟来虎的知青一人抓住一个牛角，一个叫朱成海的大个子抓牛尾，但都被牛甩头摔在地上。
最后连队副指导员，一个云南当地人手拿钢刀，乘牛不备，从牛身后对着牛腿连砍几刀，牛腿砍断，牛顿时跌倒在地，最后就成了全连人的肚里菜。
有一次我摸到僾尼族人居住的山上。僾尼人种的菜地在他们山寨的对面一座山上，两山之间靠几根铁链连接，铁链上铺着几块木板，两山之间约有十来公尺。走上铁索桥，桥便开始晃动。桥下5-6公尺是一条河，水不深，但山涧水势湍急，水中尖石兀立，跌下去不死也得半死。
（图源网络）
十来个僾尼孩童嘻嘻哈哈地跟着大人一溜烟就从桥上跑了过去，最后剩下我一人，只得战战兢兢地一步一挪地向对岸移过去。到了对面山上的菜地，买了几百斤的卷心菜，装在麻袋里再往回搬。
卖菜的村民背上一袋菜走了，孩子们每人捧着一颗菜也很快就跑过了桥，可我身上背了一麻袋约20斤重的卷心菜，这跟空手过桥完全不是一回事。
随着桥身的晃动，身上的麻袋也跟着晃动，人也几乎要跟着麻袋晃到桥下去，最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桥的，反正衣服全湿透了，太紧张了。几十年后，我在外地游玩走铁索桥时，怎么也找不到当时紧张的感觉。
云南的土地肥沃，种出的卷心菜每个都很大，我曾经在一次外出买菜一整天没有饭吃，饿得生吃掉了半颗卷心菜。
（1970年作者摄于南腊河畔）
我也有调皮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了两个队里的知青同学外出买菜，经过一片傣族人种的甘蔗地，那几百亩的甘蔗地只有地中央盖着一小间草房供看守地的人住着。我和两个同学钻进了甘蔗地，有那两米高的甘蔗做掩护，我和同学把嘴都吃破了才钻出来。
1971年，我迎来了到西双版纳的第二个雨季。天经常是灰蒙蒙的，还夹杂着绵绵的雨。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我这个连队的事务员都得出去买菜，全连100多号人每天都在喝盐巴汤啊！
每天的菜就是冬瓜或南瓜，冬瓜和南瓜吃完了就烧一大锅汤，水烧开后往锅里敲进去几块盐，待盐化后往汤上浇上一小勺油。那里的盐都是矿盐，因为盐里缺少碘，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得了大脖子病。
出连队一定得过河。旱季时在河上搭建的浮桥早已被河水冲走了。连队在河两边拉上了一根钢绳，用粗毛竹编制了一个竹排，竹排的一端栓着一根铁索链，铁索链的另一端又扣在横贯在河上方的钢绳上。我走上了竹排，双手一前一后交替着拉着钢绳，竹排载着我也就到了对岸。
又是一个出去买菜日，站在竹排上拉钢绳过了河，走了6公里路来到了一个叫勐哈的地方。勐哈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除了一座水泥钢筋的勐哈大桥，一间卖香烟、盐巴和一些日用品的商店外，什么也没有，没有街道，没有饭店。
勐哈大桥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看守。这些解放军战士驻扎的营房就建造在桥不远的地方，也就是两间砖瓦房。平时桥上留有一个战士站在桥上的岗亭里站岗，其余的战士种菜养猪自给自足。我曾经向他们买过饭吃，付3角钱吃一碗饭和一碟菜，油炒土豆片，土豆片里有几片猪肉，油汪汪的。
勐哈四周有几个傣族村寨，我走下公路，沿着一条土路一直往前走，有路就一定会有人家。当路边出现一簇簇的凤尾竹，和用树木围成的半人高的栅栏我就知道离傣族村寨不会远了。
这栅栏是用来拦住散养在外的猪和牛，在村外的路口设置栅栏以防猪牛跑远。拦在路上的栅栏两边搭建了供行人跨越的梯子，这样人能过而猪牛不能。
清晨空旷的野地里有些寒气，路边站着一位傣族波涛（大爷），正在放一群黄牛。傣族波涛上身裹着一条破旧的薄毯子，光着脚板，手里拿着一根长如筷子粗如香肠的自制卷烟。烟丝是自家种的，数年后我调到瑶区任教时也抽过这种烟，烟劲很大很呛人，而且很容易熄灭，一定要随身带包火柴，不时地点燃。
老人的手臂上绣着青色的状似傣族文字的符号花纹，傣族老年人普遍都有这种纹身。放牛的老波涛悠闲地吸着烟，偶尔大声吆喝不听话乱跑的黄牛。每头牛的脖子上都吊着小铃铛，走路时叮叮当当发出清脆悦耳的铃声，打破了山谷盆地里的一片静谧，在这里时间都是静止的。
我莽莽撞撞地走进了陌生的傣族村寨，初到云南还不会说傣语，见人就比比划划的到处打听哪里有卖菜的。没多久就有两个傣族咪涛（老年妇女）领我到山上的菜地去挖菜。
菜种在离村寨不远的山上，山不高，但因下过雨路很滑。傣族将山上的树木杂草全部砍倒晒干火烧后，将残存的枝干清理干净，撒上菜籽任其生长。
在山上的菜地里很难得地见到有一位上海女知青在除草。她是属于比我们兵团知青早一年来这里的上海老三届插队知青，大约有近百人，全部分散插队在勐腊县的各傣族村寨，全部来自上海的虹口区。
和我们聚集在一起的兵团知青相比，他们的生活状况更艰苦。她比我大个几岁，显得更能吃苦，她充当了我和老咪涛之间的翻译。她问我要买多少菜，我说要买七八十斤，我也只能买这么多，多了我背不动。女知青回老咪涛说要买节些（七十）、别些（八十）。
1971年和连队同学合影，左二我（作者）
我背着菜一步一步地走下山，将菜装在小推车上一路推回去与连队同学会合。而这个上海女知青劳动结束后只能孤零零的一个人回到寨子里。孤单的日子是很难熬的，10多年后我回到上海，我还惦记着这个上海女知青，不知道她是否也熬到了回上海的这一天。
靠我一个人买菜怎么也满足不了全连人的吃菜，连队经常吃盐水汤，汤里无油无菜。连队领导从工地上抽回10个人组成蔬菜班，开垦山地种蔬菜，逐渐自给自足。两年后我调到工地上带着知青同学炸山挖水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