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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沃伦·史迪威

二战期间所有关于缅甸的战事，都绕不开一名美军中将，他就是约瑟夫·沃伦·史迪威。

史迪威在1883年出生，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极具语言天赋，能够说流利的西班牙语、法语和汉语，被公认为是美国陆军的中国问题专家。

这位刻苦努力的职业军人，却有着某种怪癖——他蔑视所有繁文琐节，打心底里真正致力于维护士兵的利益，脾气火爆，言语尖酸刻薄——他骂蒋介石的语句几乎没有重过样。

虽然许多人认为，他长期停滞在准将军衔就是因为他对于长官总是出言不逊。但是，在美国陆军的高层，许多势力强大的人物却是他的支持者。

乔治·马歇尔将军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史迪威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陆军中最好的军级指挥官（crops commander）。

史迪威曾经3次作为军官在中国长期驻留，最后一次是担任驻北平的美国公使官的武官。

史迪威在1939年5月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是名上校，此时他服役已经超过30年了，按理应当退役了，但是马歇尔破例提拔了两名准将，其中之一就是他。

1940年9月，史迪威被提升为少将。

30年代，本宁堡，中间坐着的是马歇尔，史迪威坐在他右边，后面站的笔直的是布莱德利。

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参谋学院任教期间，他得到了伴随一生的绰号——“醋性子乔”——他的一名学生画了一幅这位说话刻薄的指挥官从醋瓶子里面钻出来的漫画，没想到，史迪威非但没有觉得受到侮辱，反而高兴的复制了不少那副漫画。

1940年-1941年，史迪威在加州指挥第7步兵师，珍珠港事件后，他奉命指挥整个加州沿海地带的陆军，以防御可能的日本人入侵。他的防区一直延伸到了墨西哥，他直接打电话给美国陆军部，说他缺少弹药，电话那头的军官承诺会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史迪威咆哮道：“上帝啊，我他妈（防和谐）的该怎么办？拿橘子砸他们吗？”

他一下子就在陆军部里出名了。

起初，史迪威被选定为指挥“火炬行动”，即登陆北非的盟军部队的指挥官；但是战局的压力让他回到了中国。

1942年1月2日，刚刚成为中国战区总司令不久的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到华盛顿，要求派一位合适的美国将军作为他的参谋长。

马歇尔决定，这个职位具有三重身份：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部队的司令官，同时还是东南亚和远东地区“租借法案”物资的监管人。

如此复杂的定位，成为了未来几年里所有混乱、误解和相互埋怨的根源，因为正如美国的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出的那样：

这项使命成功的必要前提是，蒋介石真的准备让一个美国人在作战上指挥他的军队，否则就会彻底失败。

史迪威担任的是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参谋长，而不是中国军队的参谋长，因此，在蒋介石没有授权之前，他无权直接指挥国民党部队，那些入缅作战的第一路远征军部队拒绝服从他，而他既不能枪毙也无法撤换那些指挥官。

作为该战区的美军司令官，他手下没有自己的部队，史迪威只能尝试训练中国部队，再指挥他们投入战斗。即便是这样，也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不配合，因为他担心那些不归他指挥的，数量众多的精锐美械部队最后会威胁到他的统治。

这是史迪威刚刚上任的时候。

如果说史迪威和蒋介石的长期冲突导致了中缅印战区的战事波折，那么，蒋介石至少要负一半责任：

首先，他从来没有真正弄明白史迪威这三重职责的含义，他一直以为，史迪威的其他两项职责是从属于参谋长这个职责之下的。换言之，蒋介石仍旧在用对待国内将领那套方法来对付这个空降而来的美国将军。

其次，不管蒋介石在国内的那些政治手段耍的有多么圆滑，但是，他是不能在国际关系中来套用这些方法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对于美国的物资和资金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他做不到“无欲则刚”，也就别怪美国不停地向他提要求了。

冲突

许多为蒋介石辩护的人总是喜欢说，史迪威“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精髓”，实际上，作为一个在中国待了13年，走遍了中国许多地方，精通汉语的老兵，史迪威在某些程度上比蒋介石更加了解中国底层。

作为美军最出色的军训教官之一，他对中国农民的勇气和耐力极有信心。史迪威一直相信，经过适当的训练和领导，他们不会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士兵差。

他只不过是把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的现实看得太清楚了。

史迪威异常缺乏耐心和容忍，在和蒋介石的当面接触中，他可以忍耐。但是当他回到住所以后，就会肆意地发泄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而这些言论都被偷听的仆人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达给了蒋介石。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对于国民政府缺点的直言不讳更是让蒋介石丢尽脸 面。

带领部队撤退的史迪威（领队者）。

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史迪威带领着他的小队人马，艰难跋涉，穿越丛林到达了印度，几乎不知疲倦的他很快就从德里去了重庆。

和蒋介石的再次见面的气氛如同重庆的天气一样阴沉，但是双方仍旧保持着表面的礼貌。蒋介石因为缅甸的惨败而痛恨英国人，但是他不敢和英国人公开决裂。因为担心这样会惹怒美国人，从而失去最重要的租借法案物资。

蒋介石一直认为，史迪威的作用很简单：作为他的参谋长，无论他要什么，史迪威都应该想办法弄过来。

史迪威当然不会惯着蒋介石，他和他代表的美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租借法案的交换条件就是奋勇抗战，这些物资可不是给蒋介石个人的补贴。

史迪威一直想利用租借物资作为让蒋介石行动起来的强制性条件：如果蒋介石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采取具体的军事行动。因此，他要求华盛顿授权他把租借物资当作一种交换物品进行监管。

这一要求被罗斯福总统直接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种方式是对一个国家元首和军队司令的侮辱和轻视。罗斯福警告马歇尔和史迪威，“一个人不能那样严厉地对另一个人说话。我们不能像对待苏丹和摩洛哥一样强迫中国来尽义务”。

蒋介石从来就不曾明白，即便史迪威像陈纳德那样事事顺从他，这位光头领袖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他按照中国的宫廷权术斗争去理解史迪威的职责，总是觉得自己无法像欧洲那样获得海量的援助物资是因为史迪威在背后捣鬼，因此，蒋介石一直在背后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希望要么召回史迪威，要么将租借法案物资的管理权从史迪威的职权中剥离——最好由他来进行管理，这样就好比放老鼠进了米仓，可以玩命往怀里搂了。

二战期间，中美两国的第一夫人。

这种要求当然会被无情的拒绝，因为华盛顿非常清楚，给英国人的物资他们会用在全球对抗法西斯的战场上，但是给国民党的物资肯定不会。

而美国之所以容忍重庆政府的露骨的腐败和贪污，还是基于一个观念：

这些钱就是美国政府的明确报价，这个报价超过了日本人的条件，可以换取蒋介石政府的继续效忠。

而蒋介石也是这么看待租借法案物资的，他可以不退出战争，至少不会在还可以得到免费的物资的时候这么干。

“斧子砍了下来”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仅仅三个星期，从黄河边到长江流域，日军就攻占了他们的目标。

数倍于日军的国军部队在日军的进攻下崩溃了，陈纳德的空军基地暴露在了日军的兵锋面前，发现自己鼓吹的“空军制胜论”破产后，陈纳德开始寻找背锅侠。

在陈纳德的备忘录里，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史迪威固执地拒绝向那些不是由他直接指挥的中国部队提供哪怕是一颗美国制造的子弹……”

两人的矛盾公开化了，作为陈纳德的上司，史迪威试图解除陈纳德的指挥权，但是美国陆军部担心撤销这一公众心目中的英雄的职务，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拒绝了史迪威的要 求。

1944年，蒋介石在桂林视察一个训练中心。

史迪威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因为他那可怕的四处树敌的天赋，中国和英国人都不喜欢他，对他的不满已经积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召回史迪威的呼声越来越大，主要原因就是他几乎不顾及“政治因素”，就连马歇尔也认为，“醋性子乔”“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史迪威恶化了美国和中英两国的关系，因为他从来不掩饰他对这两国“无所作为”的态度的蔑视。

谁能料到，居然是罗斯福总统给了他的将军最有力的支持——罗斯福终于受够了蒋介石的反复无常，他接受了史迪威的观点——认为只有等价交换的方法才能迫使蒋介石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因此，罗斯福决定在租借物资的援助方面附加一些条件。

恰好在这个时候，美国陆军部提出建议：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将军，并且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指挥战场上的所有中国军队——不但包括在缅甸和印度的中国驻印军，还包括在中国作战的所有中国部队（包括延安的共产党军队）。注1

促使华盛顿做出提拔史迪威的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日军“一号作战”取得的巨大成功——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日本人好不容易清除了中国的轰炸机基地；却没有想到，就在6月份，美军攻占了塞班岛，从而获得了直接攻击日本本土的基地——中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罗斯福同意了陆军部的建议。他给蒋介石发了备忘录，警告他说“整个亚洲的未来都处在危险中”， 同时通知蒋介石，史迪威将要被提升为四星将军，并敦促蒋介石执行美国陆军部的建议，授权史迪威指挥本战区所有的中国和美国的军队。

为了确保这份措辞严厉的文件不被篡改、扣留，马歇尔绕开宋子文，让驻留重庆的美国高级军官费里斯少将亲自送交。

这份备忘录无异于在蒋介石脸上来了几个耳光：他最痛恨的敌人被提拔为四星上将，成为当时的美国陆军中仅有的五位之一，其余四人分别是：马歇尔、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和“哈普”·阿诺德。

蒋介石不可能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知道，如果把史迪威提升到这个位置，史迪威将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进而威胁到他的中国领导人的地位。

如果史迪威真的将蒋介石那些装备精良，游离在战场之外的嫡系部队投入作战，必定会削弱他对政府的控制；更可怕的是，这些脱离他控制的将领，很有可能会掉头反对他。

被新38师击毁的日军坦克，上面的标语是中国军人写的。

但是，蒋介石也不敢拒绝罗斯福的要求，因为他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于是，他提出了4个要求：

1、除非中国共产党承认他（蒋介石）是中国的国家领袖，否则不允许史迪威在战场上指挥红军；

2、史迪威只能指挥那些目前在战场上和日军交战的部队，而不能指挥作为预备队的部队；

3、“租借法案”的物资完全由中国政府掌控；

4、必须有详细的协议确定史迪威在蒋总司令指挥下的权力限度。

美国国务院所有的高层分析人员都清楚，蒋介石在玩弄拖延战术，但是大boss罗斯福仍旧在坚持认为，蒋介石是保证中国稳定的重要人物这个观点。

就在双方来回拉锯谈判之际，新的突发情况加速了史迪威的被革职：

8月份，在英帕尔被击败的日军开始增援怒江前线的部队，8月26日，得到增援的鬼子发动反击，击退了龙陵的中国远征军部队。

蒋介石大为恐慌，他生怕这些日军会沿着滇缅公路直扑昆明，彻底切断中国取得援助的国际通道。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让史迪威率领驻印军从密支（防和谐）那南下，攻击日军的后方。却完全无视驻印军距离日军还有200公里距离。

史迪威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告诉蒋介石，他应该派兵支援正在奋战的中国远征军；蒋介石当即威胁说，要把整个远征军部队从怒江一带撤回以防守昆明。

当罗斯福得知后，勃然大怒的总统命令史迪威亲自向蒋介石宣读他的一份电报——即使是史迪威也把这封电报描述为“一个点燃了的爆竹”——电报的措辞非常苛刻，而且盛气凌人。

在电报中，罗斯福告诉蒋介石，如果蒋介石敢让远征军部队撤退的话，他必须“准备好接受 一切后果并对此承担个人责任”。接 着，罗斯福还说，如果蒋介石不迅速增援他渡过怒江的部队，并且授权史迪威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的话，中国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很显然，如果蒋介石胆敢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将会停止援助。

史迪威亲自将这份电报送到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当时，蒋介石正和中国的高级军官以及美军少将帕特里克·赫尔利举行会议。他们正在商谈如何让史迪威接过战场上所有中国部队的指挥权。

史迪威把赫尔利从会议室叫了出来，向他出示了罗斯福的这封电报。 赫尔利凭着他政治家的直觉，看出来这封电报会惹出大麻烦。

赫尔利告诉史迪威，这份电报是一个最后通牒—— 赫尔利建议由他亲自来向蒋介石宣读 这份电报，同时做些解释工作，还可以把语气弄得温和一点。

但是史迪威不想这么做，他对于蒋介石的厌恶已经达到了顶点，他打算按照命令，亲自向蒋介石宣读。

两人随后进入了房间，史迪威把这份电报交给了一个翻译，让他读给蒋介石听。但是赫尔利注意到其他的中国官员也在这个房间里面，大声宣读电报内容对于蒋介石来说将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因此，赫尔利很快从翻译手中拿走了电报，然后把一份翻译好的中文版本交给了蒋介石。读完了这份电报以后，蒋介石很平静地说：“我知道了。”

史迪威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在日记里得意地写道，他“把这包辣椒粉交给了‘花生米’，然后叹了口气退开。。。鱼叉正好击中了这个讨厌鬼的太阳穴，并且刺穿了他的身体。”

史迪威高兴得太早了。

中国军队猛攻日军阵地。

暴怒的蒋介石认定这一切都是史迪威在背后捣鬼，因此，他做出了直接的反击。

9月24日，蒋介石给罗斯福发出电报，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而不是授权史迪威指挥所有的中国作战部队：“史迪威将军不能胜任这一新的指挥权所需要的艰巨的、复杂的、棘手的职责。”

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他希望史迪威继续指挥在缅甸的中国军队。

但是，这次蒋介石不打算退让了。他让赫尔利转交给罗斯福一封信件。蒋介石指责说，史迪威已经完全表示出他对华东局势的漠不关心，这已经“对中国军队的声望和士气形成了极为巨大的打击”。

蒋介石再次重申了让美国召回史迪威的要求。他说：“只要我还是中国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我有权要求美国召回一名我已经无法建立信任的军官。”这是件毫无争议的事情。

赫尔利指出，蒋介石和史迪威的个人关系目前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美国只能从他们两人中选择 一个。考虑到这些环境因素，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蒋介石——这一切，都和军事能力无关。

10月18日，罗斯福命令立即召回史迪威。马歇尔通知了史迪威这一消息以后，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很冷漠地写道：“斧子砍了下来。”

史迪威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视察各支部队，向老战友们告别，他写了不少告别信——其中包括一封写给陈纳德的很诚恳的信，信中赞扬了他所取得的成就。

蒋介石提出授予史迪威中国政府所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但是史迪威断然拒绝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告诉他（蒋介石）把它别在自己的屁股上吧。”

不过史迪威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参加了一次最后茶话会。在这次的茶话会上，蒋介石和蔼可亲，史迪威沉默寡言。

茶话会结束的时候，史迪威说了一句话——“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的胜利”，随后就离开了。

“醋性子乔”的时代结束了。

9个月后，马歇尔将军和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 ·哈普·阿诺德将军解除了陈纳德的职 务。

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误解、仇恨的根源，就在于史迪威不让蒋介石随心所欲地将“租借法案”的物资装入自己的口袋。

回国后，史迪威是这么阐明自己的行为的：

“问题主要在于态度方面，我一直想要站着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跪着。我认为对于美国人来说，跪着是不合适的。。。”

当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在1949年最终败给了伟人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后，如果史迪威还活着，他一定会说：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事情会变成这样的。”

1943年底，史迪威中将和中国军官在前线。

注1：史迪威早就主张，在中国真正和日本人战斗的唯一群体，就是共产党人，因此，华盛顿应该放弃蒋介石，支持毛泽东和红军。

史迪威是名纯粹的军人，他对意识形态没有兴趣，只关注如何最有效率的作战。

而来自陕北的回应是：他们愿意在史迪威的指挥下作战，但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在史迪威被解职前不久，他正在计划亲自前往延安，并提供给红军来自美国的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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