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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目标：日本》，美国推销战争债券的海报。

并不存在的所谓“苦难的日本人民”

一说起二战时期的日本本土，大家第一时间联想起的就是“熟人无数”的李梅大轰炸，大批日本青年头戴月事巾，驾驶神风战机冲向美国军舰。当然了，还有来自美国爸爸的最热烈的问候——“小男孩”和“胖子”。

而日本投降后，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官兵终于可以从地面上直观地来欣赏空袭的效果了：

成片的瓦砾中夹杂着一堆堆废墟，只剩下石头砌成的烟囱和混凝土办公楼的残垣断壁还矗立在其中。贫苦的老百姓们在废墟中寻找能吃的东西。许多人都住在木头、管子和波纹板临时搭建的棚子和窝棚里。。。

面黄肌瘦的日本人一个个对登陆的美国陆战队毕恭毕敬，连路边的小孩子都对美国佬比划着“V”字手势，如此反常的一幕把这些首批登陆日本本土的大兵们吓得战战兢兢的。

就在三四个星期之前，全日本的人还都在准备用竹枪和菜刀来迎战入侵者。然而就在一夜之间，这个人口众多的岛国就完全放弃了抵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甚至没有人向占领军开过一枪。那些老百姓满面笑容的欢迎着涉水上岸的美国士兵，许多小贩还主动上去兜售纪念品。

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当时日本国内面临严重的歉收，但日本国上上下下都认为供养占领军是他们的义务。

正如一个美国士兵形容的那样——“日本人一直都很有礼貌，除了在那四年里”。

而在战后的日本，一些文化人将日本的战时生活称之为“幽谷时代”，意思就是在黑暗的山谷中生存；但是对于更多的亲历过战争的日本人来讲，将这场战争视为无法躲避的“天灾”才是最主流的观点——他们只是被动地承受着这“不可抗力”落到身上，而根本不考虑这场亚太地区的深重灾难就是他们亲手制造的。

全副武装的鬼子经过东北的一座城市，蹲在地上的是拍摄时事纪录片的日本记者。

许多人光看见了日本大城市被从天而降的燃烧弹和原子弹烧成一片白地，尤其是看了宫崎骏那部著名的“反战”动画片《萤火虫之墓》后，就想当然地以为战时的日本民不聊生，百姓哀鸿遍野。

很遗憾，作为一个成熟的集权国家，日本政府在战时对于整个国家的管控一直都很严密，日本人民对于二战的感受和其他的交战国在某些方面都是一样的：商品短缺、定量供应、通货膨胀、黑市猖獗，以及更长时间，更大强度的劳动和工作。

可是，有一个事实估计是会让咱们破防的：相较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日本人的战时生活水平堪比天堂——虽然各类供应逐年下降，但是日本人的口粮供应基本上得到了保障，真正意义上的饥荒，直到日本投降都没有发生。（注1）

真实的历史更加颠覆我们的认知：直到1945年2月，日本的本土都没有遭到什么像样的破坏。更具体地说，日本东京直到2月下旬还是基本上完好无损的，而彼时的德国首都柏林已经变成一个瓦砾堆了。

同样，虽然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但日本本土的工业到1945年初还基本完好，为了执行所谓的本土决战计划，日本陆军仍旧搜罗出了53个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警备旅团、2个坦克师团、7个独立坦克旅团和4个高射炮师团在本土迎敌。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上述这些部署在日本本土四岛的大军，除了燃料和粮食筹集进度严重滞后，军械和弹药可是全都按照要求配足了的。（注2）

日本国内的老百姓直到1945年3月才开始真正尝到战争滋味——3月9-10日，美军出动300多架B-29轰炸机，火烧东京，这段时间就此成为了军事史上最具杀伤力和破坏性的24小时。超过10万人死于东京大火，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后来的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死亡人数之和。

接下来的5个月里，B-29机群有条不紊地将日本66个最大城市中半数的主要城区烧成灰烬，而日本民众的士气直到这时才真正被逐渐摧毁。

参加劳动的少年学生。

单独描述日本人在某次空袭中的死亡人数，以此来证明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的做法其实纯属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因为在长达十几年的侵略战争中，全日本一共才死了300来万人。而日本侵略军仅仅在中国，就直接导致了超过2000万的中国军民丧生。

美军针对日本的城市轰炸开始真正加强力度时，那会儿距离战争结束只有不到6个月的时间了；而盟军对日本的全面航运封锁（通过潜艇战和布设水雷），真正开始见效的时间已经是1944年下半年了——就这还远远谈不上对其工业和国民生活产生了致命打击，真实的效果更加类似于钝刀子割肉和温水煮青蛙。

如果对各交战国的百姓遭受的苦难做一个分类的话，中国无疑是最深重的，与之相比，日本人在战时经历的一切，连被称之为苦难的资格都不具备。

幽谷时代开始了

众所周知，别说和那些主要的工业国家相比，就是和二战中几个主要的参战国里面，日本根本无法 实现原材料的自给自足。日本本土的自然资源极其匮乏：除了少量的木材和劣质煤炭，原油、铁矿石、铝土矿和其他重要矿藏的储藏量近似于零。

因此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确保自己能够稳定、可靠地长期获取这些必不可少的资源。上世纪的20年代，准确来说是在那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日本还可以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来获取这些资源，因此那会儿日本“温和派”的国会议员和领导人还有一定影响力，日本的外交政策也致力于维护和保持这类贸易关系。

但是大萧条开始后，西方各国开始筑起高高的关税壁垒，英联邦国家更是搞起了封闭的小贸易圈——日本的经济也随之崩溃，“温和派”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天诛国贼”。

20年代，全副武装准备出动的“特高课”。

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卡尔·马克斯的学说天然在日本就没有什么群众基础，早在1925年，日本帝国议会就通过了《治安维持法》，授权警察可以动用一切手段镇压那些“思想危险分子”，并粉碎那些“旨在颠覆国家”的组织。

日本共产党运动被迅速扑灭，与之相反的是，无数右翼的极端民族团体，警察连他们的一根毫毛都没有碰触，举国上下，民意汹涌，却全都投入了军国主义的大旗之下。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日本正式进入了战后所说的“幽谷时代”——军国主义者把持国政，他们的主张就是要夺取那些海外的原料产地并在当地实施殖民统治，来确保日本工业和军工的原料供应。

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成为了日本的第一个目标，当鬼子在1931年侵占东北后，日本国内的钢铁厂得到了稳定的铁矿石和无烟煤供应；但是其他的战略资源：原油、橡胶、铝土矿、铜、锌，有色金属和炼钢至关重要的原料——废钢铁——仍然要完全依赖地处东南亚的美国和欧洲殖民地来供应。

日本别无选择，要么用退让来换取不稳定的贸易，要么干脆大打出手，抢占这些让它们垂涎三尺的资源要地。

整个三十年代里，日本政府用尽一切手段，扑灭了一切“非日本”的思潮和纲领。最初所谓的“非日本”是指那些胆敢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和批评搞过度天皇崇拜的自由派人士，慢慢的，这场旷日持久的镇压对象扩大到了所有的自由派、左派以及新的宗教团体身上。

所有自由派和左派的出版物都被禁止，剩下允许发行的书籍、杂志和报纸的相关内容被彻底删除。那些曾经或者仍然可能写作“煽动性”文章的人被无限期拘押。被发现并确认的自由派人士都丢掉了自己原来的工作。

政府和警察还鼓动那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暴徒在大街上寻找不同政见人士，并当场对他们大打出手。

1936年2月26日，大约1400名激进的日本陆军军官和士兵在北一辉狂热鼓吹的刺激下，发动了一次流产的军事政变，这些年轻的军官希望通过这场杀戮激起全国的暴动，从而让军队合法夺取政权。

虽然这次兵变失败了，但是陆军仍旧利用政府动荡的机会发起了夺权的尝试。政客们的反击没能坚持多久，温和派在随后的帝国议会两院中的选举中一败涂地——借着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军方提出了《国家动员令》，要求政府授予全权，将日本工业、劳动力和新闻的绝对控制权交给军方——帝国议会顺从了。

议会的最后一次反抗是在1940年2月2日，议员斋藤隆夫用尽可能委婉的演讲谴责了军方的对华策略，他说对华战争是一次纯粹的侵略，并声称：“如果我们失去这次和平的机会，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政治家们即便死掉了也没法洗清自己的耻辱。”

斋藤隆夫在议会的演讲是日本政界对陆军的最后一次公开批评。被激怒的军方当即将这个家伙带到了帝国议会的纪律委员会，被迫认错后，斋藤被勒令当场辞职。

1940年2月，发表对陆军的批评演讲的斋藤议员。

6个月后，日本所有的政党全部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帝国统治协助会（Taisei yokusan kai。英文缩写是IRAA）的机构，它的目的就是作为“国家结构中的枢纽，引导日本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

日本政府蜕变成了一个无孔不入地控制日本人生活的，极具压制性的工具。战时所有的都将在IRAA的主持下进行。它的总部就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

这个由近卫文麿创建的组织表面上看起来势力庞大，它下面充斥着一堆匆忙成立的各种组织，包括了工会、妇女组织、各种社会团体、青年团、农民协会和商会。它还指导并管理着科学、艺术、体育和娱乐的发展，它发出的一条条强制性命令，直接影响着日本全体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对国家、战争、世界的态度”。

不过嘛，这个临时组建的雄心勃勃的组织，很快就和陆军马鹿的大本营一样，机构重叠臃肿，充斥着各种擅长扯皮推诿的官僚，最终变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垃圾回收站”。

监控全民的警察国度

真正起到组织全民作用的是“邻组”，这个在1939年被重新启用的，遍布日本的民间管理组织，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经拥有了超过110万个“邻组”，每个单位都是由10-12个家庭组成的。而每20个邻组又组成了一个社区协会。

邻组成功地将各色人等搅和成了一个整体，平时很少来往走动的邻居们组成了日本一个个最基层的被管理单元。每个邻组都会有一个负责人，他或她专门负责从内务省那里接收命令，再用布告的方式告诉大家。

政府不会让老百姓们闲着的，他们从此就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各种琐碎任务，从征收赋税、分发口粮、到组织和参加防空消防演习，无所不包。就连鼓励存款，给前线的军队募捐、送行到慰问那些战死者的家庭这些事情，也全都是邻组的工作。

参加消防演习的“邻组”。

与此同时，邻组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帮助“消灭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全日本的普通人都有义务要去协助警察根除战时日本所有的异议，哪怕只是一句埋怨或者无心之举。

政府鼓励告密和相互揭发，在这些主动或者被迫告密的民众的帮助下，日本警察的镇压力度达到了一个惊人而极富成效的高度。

日本警察拥有的权力，一点都不亚于他们的轴心国同行，也就是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从1925年颁布《治安维持法》以来，经过不断修正，日本人被一个范围宽泛，处罚严酷而且颇具操作性的法律管控得死死的。

所有的公众都会受到警察的监视，涉及时政的报纸和期刊的编辑们都要签署保证书，自己亲自作保，一旦出现纰漏，这些倒霉蛋就得到监狱蹲上一段时间，但是正常的工作又不能耽误——于是，许多报社雇佣了所谓的“狱中编辑”——他们就是专门用来替人坐牢的。

所有的公共集会都要在事先通知警方，而警方对任何集会都拥有绝对的生死掌控权：即便是已经报备过并且正在进行的集会，警方都可以随时中止，或者直接封闭集会场所进行审查。

日本警察的职能包揽了民生事务中的一切，除了要对大量的“旅馆、公共浴池、艺妓和妓女的工作场所、信用服务单位、理发店、刻章店、估衣店，街头小摊和杂货店”进行不间断的检查和监视外，他们还肩负着“照管，维持良好的公共行为方式和公共道德”的职责——其中就包含着“对妓女要抱有尽可能人道的观点”。

日本的警察部队之所以臭名昭著，最大的功臣就是下面的三个特殊警察组织：

第一个就是宪兵，本来他们的职责是仅仅在军队的内部执法。但是日本宪兵部队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迫不及待地借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将他们的魔掌插入民间事务。

第二个就是赫赫有名的“特高课”（又译特高科），全称是特别高等警察，他们最早成名就是在20年代的镇压日本共产党运动中，作为一支获得了授权的独立力量。“特高课”用残忍的手段对日本共产党成员和任何言行举止像共产党的人进行了迫害和镇压。他们就是日本的“盖世太保”。

第三个叫做国民警察，职能类似于美国的FBI，他们和“特高课”一起，用严厉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

其实在二战期间，凭借自己的地理优势和单一民族特性，日本本土还真是间谍活动相对很少的一个国家，但是日本军队就是对于间谍活动怀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恐惧：军队只在晚上调动；当旅客列车经过位于横须贺、吴港和佐世保等地的海军基地时，朝向大海一侧的窗帘必须拉下来，以防止人们看到停泊在港 口的军舰——可这些军舰当地人天天都可以看见它们。

在这样的氛围下，日本宪兵特别猖狂，他们可以在火车上随意翻检旅客的行李，拘留或者拷问任何一个学习英语却又给不出“正确答案”的家伙。宪兵们还会随意找一个借口，就没收老百姓的日记。同样，他们也会不打招呼地破门而入，收拾那些“在国家如此危急的时刻，偷听敌人音乐的叛国贼”——这些人其实只是在家听听外国唱片而已。

日本宪兵的粗暴做法成功地激起了民众的恐惧和不满，但让宪兵头目加藤佐治少将大为光火的是，他的部下竟然会被老百姓视为一支秘密警察组织——他们明明是光明正大的胡作非为啊！

和宪兵暗中争夺国家警察部队最高权力的正是“特高课”，这支秘密警察力量起初专门镇压左翼运动并进行新闻检查，但是后来他们的权力得以扩大到几乎没有边界：它变成了思想控制方面的执法者。

“特高课”的警察有两种“合法”手段来对付嫌疑人，第一种只是进行盘问，第二种就狠多了，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可以最长拘留嫌疑人29天。于是，嫌麻烦的警察就会在嫌疑人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快待满时，把他换个地方，然后再开始一个新的29天。

拘押期间，犯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屈膝坐在地板上，一动都不能动，一坐就是一昼夜，如果被看守发现有人偷偷活动腿脚，“就会被踢得满地乱滚”。

如果真是因为思想问题或者政治原因被捕，犯人就会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必死无疑”的选择：他们必须按照“特高课”的要求写一份认罪状，里面还得交代出其他的共犯——如果供状没法令人满意，他得重新不停地写到满意为止——可提交了合格的供状后，这就会成为他作为政治罪犯被起诉的罪证。。。

除了思想方面的控制，日本还试图控制民众的身体：年轻男子都要参加军事训练，而年轻的女性被鼓励尽快结婚，多生孩子。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都被禁止，各地设立了许多专门的婚介所和新娘学校，她们将被成批地送往海外，和那些肩负殖民使命的士兵成婚。

而其他的平民也要参加准军事训练，他们生活中的一切，从穿什么样的衣服到吃什么样的东西，从什么时候起床到何时锻炼，从组织游行到如何按照要求进行祈祷，都必须听从政府的指示。

人类的适应力是很强的，在不用担心饿死的情况下，尽管疲于奔命，苦恼无比。日本人却仍旧被成功的捏造成了一台不那么有效率的战争机器，而政府对外宣传，则是依靠“完美的公共秩序”。

一次防空演习中，充当对空观察哨的“邻组”女性成员，身上的带子标明她来自于川崎。

注1：日本的粮食供应主要受到船运损失、铁路运输中断，青壮农夫被征兵、生产化肥的原料被用于生产炸药等因素影响，据当时日本政府估计，到1945年底，日本就会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部分偏远地区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但是，对于日本军队而言这都不是问题，在他们的计划中，为了保证本土决战的粮食供应，是打算针对性地断绝老年人和妇女的供应的。

注2：虽然准备的

弹药和军械远远无法应付一场大型会战，但是也足够打一场防御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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