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南北还在僵持。北京，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已经就绪。远在四川资州，端方的人头业已落地。而在湖北，黎元洪刚被革命党人推上湖北都督的位置。黎元洪成为起义士兵的“招牌”，端方却被开刀祭旗，他们身为帝国“同事”，命运竟然如此悬殊。
汪精卫恳请袁克定说服袁世凯
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12年1月14日）凌晨二时，迷离的夜色中，在上海广慈医院养病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已睡熟，楼道里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像黑暗中的一条蛇，一路爬向陶成章的病房。陶成章猛然惊醒，发现床前站着一个黑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枪响了。子弹从陶成章左颈喉管射入，斜穿脑部，一大片紫红色的液体，在雪白的枕头上迅速扩张开来。
那个神秘的黑影转眼间就溶化在夜色里，消失了。关于陶成章死因的猜测，迅速弥漫上海滩。同盟会指责这是“满探”所为，而真正的杀人者，则是革命党人蒋介石。暗杀的原因，出自光复会与同盟会对革命的领导权之争。光复会与同盟会自相残杀的潘多拉魔盒，自此打开。对此，蒋介石后来在《中正自述事略》中直言不讳，认为“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清廷的绞杀已经残酷，革命者还要死在自己人的手中，张继的狂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一语成谶。
汪精卫、胡鄂公……众多的革命领袖在北京、天津、保定这些北方重镇之间来往穿梭，铁路坚硬的线条交织成一幅不确定的图谱，没有人知道，历史的列车将在哪一刻脱轨，又在哪一刻突然转弯。
汪精卫还给袁世凯的公子、自己的把兄弟袁克定发去一封很长的电报，恳请他说服袁世凯，促成南北在共和的旗帜下实现统一。
与汪精卫的“稳重”相比，北方的革命同志，正千方百计地试图除掉袁世凯这个心腹之患。在这些“一根筋”的革命者看来，袁世凯无异于万恶之源，只有杀掉他，才能为死去的同志报仇，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帝国北方的政局彻底翻盘。
他们各自为袁世凯勾勒了迥然不同的命运图谱，北方的革命形势，也因为对袁态度的不同而摇摆不定。但袁世凯不会听从他们的摆布，袁世凯有自己的打算。
北方的起义军和淮军展开肉搏战
辛亥年十月十九日（1911年12月9日）晚上，北方议和代表冯耿光从龟山下来，辞别了冯国璋，乘坐武昌革命政府代包的洞庭号江轮顺流东下，前往上海。在船上，他见到一位美少年，觉得有些面熟，却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经人介绍，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同乡汪精卫。他们一起谈起了他行刺摄政王的往事，以至于忘记了旅途的寂寞。
就在他们谈兴正浓的时刻，在遥远的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北京、天津、保定、滦州、通州、石家庄、任丘的革命党人正在集会，决定九天后，即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在任丘起义，北京、天津、保定、滦州、通州、石家庄各地响应，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就在这一天，行刺袁世凯、张怀芝的新的暗杀团成立了，只是它的首领不再是汪精卫——刺袁暗杀团由张先培负责组织，刺张暗杀团，则由薛成华负责组织。
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拂晓，起义军开始攻打任丘城，守城清军很快溃不成军，索性打开城门。起义军进城后，在城楼和鼓楼上插上了义军大旗，张贴安民告示。翌日，城中各商户、客栈、作坊、饭店照常营业，社会秩序井然。
然而，期待中的奇迹依旧没有发生。袁世凯得知消息后，刻不容缓地赶赴保定，命令直隶总督陈夔龙从保定调两个营的淮军到任丘围剿起义军。淮军是帝国训练出的杀人机器，一场血战过后，起义军所剩无几，起义领导人耿世昌、靳广隆等带领仅余的七十多名骨干弃城突围，撤退到靳广隆的家乡——文安县娘娘营。
在那里，他们进行了最后一场战斗，王汝曾等七人死在淮军的乱枪之下，十数人被俘，其余大部分义军冲出重围，穿越苍茫的太行山，投奔山西革命军。耿世昌则带着二十多名散兵游勇奔回家乡雄县，与当地的革命志士组织起了一百多人的义军队伍，占据雄县县城。
十一月初一，淮军尾随而至，连续三次攻城，都未得逞。傍晚，淮军用炮火轰毁城墙数处，像一股浊浪一般蜂拥而入。起义军又在街头巷尾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耿世昌以及百余名起义士兵纷纷倒下，身上喷溅的热血弥漫在尘土中，变成大地上一层坚硬的膜。
为保议和大局，汪精卫挥泪斩马谡
半个月后，滦州也变成一片血海。又过了一周，主持北方革命协会的胡鄂公在南京见到了刚刚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向他申请经费，准备东山再起。孙中山对他说：北方革命运动，重于目前一切。此时，又一场起义已经准备就绪，以王治增为首的革命党人决定于辛亥年十一月三十日（1912年1月18日）在通州起义，分三路进攻北京。
其中，第一路由三百名敢死队员攻打朝阳门，第二路直取永定门，第三路进攻西直门，入城会师后，共同向紫禁城挺进。可惜这一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毅军统领姜桂题就得到情报，于十一月二十七日（1912年1月15日），率领二百余骑突然包围了起义领袖王治增家，七名领导人被捕，同时将起义军械、旗帜，甚至家居用品洗劫一空。
通州出事的那天晚上，正在上海参加议和谈判的汪精卫收到了袁世凯发来的紧急电报，这封电报令汪精卫脸色十分难看，只好硬着头皮回电说：“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
为保议和大局，汪精卫挥泪斩马谡，袁世凯则心领神会，通州城下，屠刀疯狂起落。革命者的头颅，成为帝国祭坛上的牺牲。精心策划的北方起义颗粒无收，但革命党以血换血的行动并不准备罢手。
袁世凯平静地说：“炸弹离我很近”
连环式流血的下一环，出现在距离通州的刑场数十公里外的王府井——通州起义的突然流产，使刺袁暗杀团决定提前行动。就在通州起义领袖被杀的第二天中午，时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莫理循和他的秘书罗宾小姐见证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那时，他们正站在他们寓所的门前，等待袁世凯的马车通过。
袁世凯将从这条后来以莫理循的名字命名的大街上经过，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代表内阁议会，要求隆裕太后尽早退位。正当袁世凯的马车在莫理循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近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一股气浪几乎把他们掀翻。
暗杀的策划人胡鄂公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暗杀团共分四组，两组投弹，一组狙击，一组接应。由于组织严整，早就摸清了袁世凯的行动规律，行动计划相当周密。该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的车队经过东华门大街与王府井大街的转角处时，第一组从三义茶叶店二楼掷出一弹，没有炸到马车。
随后第二组又扔两弹，“弹中世凯车，单发车覆，死世凯驶车马一，护卫管带袁金镖一，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又骑兵马三”。袁世凯在卫士的帮助下，骑马逃走，在马上下令搜捕刺客。胡鄂公的回忆，还提到刺客们与军警发生了枪战。
根据梁漱溟的回忆，京津同盟会会员杨禹昌、张先培和黄之萌，将自制的炸弹放进一个四分之一磅重的三炮台香烟盒里，“在楼上一边喝酒，一边观察”，在袁世凯的马车经过的一刹，向他投去。
史料证实，刺客的确扔了三颗炸弹，但有一颗没有炸。那些跟炼乳罐头一样大小的炸弹，装了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药，大约有二十人被炸，多人濒死。袁世凯的卫队长被炸死了。但袁世凯的车夫快马加鞭躲过了炸弹，袁世凯安然无恙。他平静地说：“炸弹离我很近。”
从爆炸过后的现场照片上可以看到，旁边茶叶店的玻璃都被震碎了，可见炸弹威力巨大。
士兵和警察迅速向这里集结，很快制订了方案，搜查附近的商店和民居。行刺者被逮捕，他们很快就被枪决了。
革命党这一炸，却帮了袁世凯的忙。本来，袁世凯担着勾结革命党的名声，朝廷对他早已疑虑重重，而此次遇炸，无疑为他洗清了罪名。从这一天起，袁世凯干脆在家里养他那并不存在的“伤”，把十万火急的国政索性抛到了一边，以车轮战的方式，轮流逼宫，也不劳袁世凯亲自出马，只消他的阁僚们，如赵秉钧、胡惟德等冲锋陷阵就可以了。
起义士兵在端方的脖子上砍了八九刀
此时，在四川资州，袁世凯的儿女亲家、曾经被汪精卫列为暗杀对象的端方，已经被他亲手创建的湖北新军的士兵把头割了下来。
那天晚上，起义士兵把端方从资州大东街行台衙门里揪出来，一直架到“天上宫”戏楼下，将他按在四脚木板凳上，拔出雪亮的战刀，摁在他的脖子上。
端方艰难地喘息着说：“我待你们不薄，望加周全。”士兵说，“你待我们好坏是私恩私怨，兴汉排满是大义大节”，于是在他的脖子上砍了八九刀，终于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一堆参差不齐的刀口，把他那颗不甘心的脑袋活生生地砍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木笼里，把无头的尸体放在棺材里，用粉笔在棺材口写上四个大字：“端儿之尸”。
端方的脑袋是他们证明自己立场的通行证、护身符，更是献给武昌革命者的“投名状”。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一只木匣子，泡在煤油里，一路带回武昌，沿途川人都要打开匣子，看看端方，然后摆酒送行。
（端方骑马照）
就在端方的头颅被活活割下的第二天，朝廷从成都银行商借的四万两饷银就到了资州。
此时，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上湖北都督位置的黎元洪，为了向即将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表“革命”决心，把寄放在武昌洪山禅寺的端方兄弟俩头颅取出，派人送到上海当时的博物馆内公开展览。一个月后，才将两颗头颅送往北京西直门的端方家中。
端方家人见到亲人的这两颗头颅时，无不痛哭失声。此时的他们没有想到，更大的悲剧正等待着他们，送来两颗头颅的人趁机在端宅放了一把火，然后逃遁而去。
1912年初在北京西直门的这场火灾，烧了三天三夜。京城里那座优美的、适合端方这个不愿意过问政事的闲云野鹤居住的花园，变成一片废墟，端家从此家道中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