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世人在追溯祖先之时，都会面临两种情境：一是客观的无限性。即人们的祖先原本可以追溯父祖曾高，以至十世祖、二十世祖、三十世祖，甚至可以向上无限追溯至遥远的先秦，乃至传说时代。二是主观的有限性。是指人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编修家谱、祭祀祖先之类），绝无可能将祖先无限向上追溯，大概都会选定某个时代某个关键人物，作为“始祖”，不会再向前迈进一步，尽管这个“始祖”必然还有祖先。[1]追问随之产生：为什么选定这个时代，而非其他时代，为什么选定这个人物，而非其他人物？这个“始祖”前后的祖先信息有何差异？如此选择的动机何在，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以想见，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一定有所不同。那么，具体到中古时期的门阀大族，这些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不妨从北魏外戚冯熙与十二代孙冯元德的故事开始谈起。冯熙是北魏文明太后之兄长，生前酷信佛法，史书记载他在各个州镇建造佛图精舍，累计七十二处。其中一处位于洛阳北邙寺，由贾元寿制文，孝文帝“频登北邙寺，亲读碑文，称为佳作”。[2]冯熙死于太和十九年（495）。时过境迁，唐代大中年间，一个叫冯元德的人，居住在洛阳温谷川，目睹远近里社的士庶经常祭祀临近的一座庙宇，便询问所祭人物的名位爵邑，皆不知晓。于是他前往拜谒，惊喜地发现竟然是十二代祖冯熙之庙，故专立庙碑云：
问王之名位爵邑，皆失其传，乃乘暇谒拜，碑版堙灭，莫识何从。退寻家谍，考于魏史，是知即愚之十二代祖也。伏念甘棠勿翦，邵德实思，若非绩化深洽民心，即何能五百年之后而血祀不绝乎。恐盛烈沉翳，无复彰明，不敢多文，遂斫石重纪。[3]
由此看到，冯元德确定冯熙为十二代祖的根据是“退寻家谍，考于魏史”，家谍，就是家族谱牒。不过稍加浏览冯元德所撰冯熙新庙碑文，就会发现大多数文字与《魏书·冯熙传》基本相同，可信后者正是冯元德刻碑记事的史源之一。另一方面，尽管碑文没有显示他与“十二代祖冯熙”的血脉关系，似乎也不宜断然否定他“退寻家谍”的声称。新庙碑重立于大中六年（852），前距冯熙之死，近三百六十年。以一世三十年计，正好十二代。即便存在世代的合理性，但依然不能消除某些疑虑。据现在存世的姓氏书，《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辩证》，以及现存的中古石刻文献，均无法建立冯熙和冯元德之间完整可靠的世系勾连。前引碑文“五百年之后”云云，有所夸饰。这自然让人联系到两个同姓人经常会说“五百年前是一家”。在某种意义上，五百年已经是人们逆向追祖的主观极限，更加遥远的祖先虽然存在，但已经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遗忘”。即便中古中国最有影响的世家大族，几乎很难找到五百年内连续不断，没有偏差、没有讹误的完整世系，前举中古姓氏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误和断裂，就是明证。在这个意义上，“五百年前是一家”，与其说表达的是确定性，不如说是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历史记忆。但这自然不能妨碍冯元德或类似冯元德的人追溯数百年内的祖先，“魏史”之类的正史列传只能提供极为有限的祖先资源和相关证据，谱牒成为他们追认祖先的主要来源。
正如南朝精英所云“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士庶虽殊”“区别士庶，于义为美”“士庶缅绝，不相参知”，[4]身份制是中古社会的基本特征。门第的尊卑、身份的高下，对于活跃在中古时期的精英人物而言，主要关涉他们的婚姻和仕宦。通婚对象是社会地位之表征，仕宦高低为政治地位之风向，两者相辅相成，可谓中古门阀大族长盛不衰的奥秘。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确定某人属于或者不是门阀成员，抑或根据什么标准判定某人是不是合理的通婚对象，是否具备合理的任官资格？史称：“又载《诸氏族谱》一卷，云：梁天监七年中丞王僧孺所撰，俾士流案此谱乃通昏姻。”[5]“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6]可见谱牒正是区分和界定士庶身份的重要标准。遗憾的是，在唐末五代长期的兵燹祸乱中，谱牒废绝，“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7]各种综合性谱牒和私家谱牒纷纷亡佚。迄今存世的中古谱牒，仅有数件敦煌氏族谱残卷，以及散见于中古传世文献中的残篇断句。中古谱牒举足轻重，而又大规模亡佚殆尽，成为中古士族研究中的一个谜团。
那么，通过辑佚和拼凑传世文献中的谱牒残句，集腋成裘，或许会让我们窥见中古谱牒的“冰山一角”，还有无其他方法重现中古谱牒的面貌或内容？这将是本书上编“贞石证谱”尝试解答的主要问题。就此而言，近年贡献较大的成果，首推陈爽关于中古谱牒的研究。如所周知，一方标准的北朝墓志，常规内容通常包括志盖、志题、铭序和铭文等相关部分，但南北朝时期的部分墓志，约六分之一，往往又“衍生”出其他部分，如志首、志尾、志侧、志阴等部分，甚或包括志盖、盖阴、盖侧，这些通常并不记载文字的部分也刻写文字，且几乎全部是谱系内容。这些资料并非不宣之秘，任何中古史学者均可唾手可得。陈先生通过对读录文和图版，发现相当一部分内容都以“特殊格式”进行书写：分段提行、前后留白、间有空格，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高昌某氏残谱》和《某氏族谱》，以及传世文献中的氏族谱残句为佐证，大胆推断墓志特殊位置（志首、志尾、志侧等）记载的谱系内容，就是官私谱牒的直接抄录或简单改写。陈氏据此标准，从出土墓志中辑考二百一十一份魏晋北朝的谱牒。[8]这无异表明，“久已亡佚”的中古谱牒正是以墓志等石刻文献作为载体，经常“出现”在研究者面前。此项研究可谓见微知著，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对于中古士族乃至石刻文献研究皆有突破性贡献。
但是，墓志特殊位置记载的谱系，能否完全等同于谱牒，尚未定谳。故暂将陈氏的发现称作“假说”。本书上编“贞石证谱”，收入五篇论文，其中两篇对此假说进行深入讨论。出现在墓志特殊位置的谱系，通常以极为简洁的文字，记载墓主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这些内容能否直接等同于谱牒？谱系内容既已清楚，那就需要考察中古谱牒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上编《中古早期谱系、谱牒与墓志关系辨证》一文，从传世文献所记六朝隋唐谱学家的专业特征、谱牒残句、后世谱牒中保存的中古谱牒，以及敦煌氏族谱残谱等几个维度，大致“拼凑”出一份中古谱牒的“全貌”：大概包括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主要分布于墓志的志首、志尾或志阴等特殊位置；还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铭序和志铭等正文部分，近世祖先的名爵也经常出现在墓志正文。由此可见，南北朝墓志特殊位置记载的谱系内容，仅仅是中古谱牒的子集，其他内容分布于墓志的铭序和铭文等位置。换言之，墓志不同位置记载的谱系内容，可以互相补充，而非互相排斥。例如，北魏杨颖墓志志尾记载曾祖母、祖母和母亲的姓氏和家族背景，[9]难以想象弘农杨氏谱牒仅仅记载女性情况，而不记载父系成员。杨颖曾祖、祖父和父亲的情况，相应出现在墓志正文。此志正文和志尾所载谱系构成有力的横向补充。杨颖墓志并非孤例。
北魏杨颖墓志[10]
与此同时，此文又对谱牒内容的史源进行追溯，发现来源驳杂：他们往往继承、钞撮和整合战国秦汉各种文献——前朝姓氏书（如《世本》《风俗通》等）、汉代碑刻，抑或先秦两汉典籍（如《大戴礼记》《左传》《史记》等）——的姓氏知识。通过对史源的追溯，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古谱牒的内容包括公私两个属性：碑志正文所载的姓氏源流与房支分化，具有“大众文化”的意味，知识阶层均可轻易获得这些知识，公共性、流通性和延续性是其特点；墓志特殊位置记载近世祖先的婚宦，具有“精英文化”的意义，机密性、垄断性和封闭性是显著特点。中古门阀选择通婚对象，有司部门选拔各级官吏，稽考谱籍的重点就是属于不宣之秘的后者。在这个意义上，近世祖先和遥远祖先虽然都已成冢中枯骨，但近世祖先的名爵婚娶对后裔子孙能否成为当朝冠冕，在中古时代具有重要作用。
陈爽“假说”还有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引谱入志，墓志特殊位置抄录家族谱牒的方式，是中古墓志撰写的特殊体例。前文已对“特殊内容”进行辨析，上编另一篇《士族谱牒的构造及其与碑志关系拾遗——从〈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谈起》，原本是一篇书评论文，首先肯定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的学术贡献，以及给中古史学界带来的诸多启示，同时还着眼于碑志与谱系的共生关系，通过披览汉唐时期大量的石刻文献，发现汉代谱系入碑，唐代碑志录谱，宋元以降谱碑定型，由此推断谱系进入碑志，并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色，而是秦汉以降石刻流行以后或隐或现的一贯传统。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石刻化传统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与前文所考谱牒内容中的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构成谱牒内容中“不变”的部分，正好呼应，成为谱系与碑志共生关系中不变的因素。南北朝墓志出现特殊位置（志首、志尾、志侧等），进而记载特殊内容（近世祖先的婚宦等谱系内容），这种特殊现象的出现，正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变化。
上编还包括三篇论文：《行动指南：谫论中古谱牒的基本功能及实践》《胙土命氏：汉魏士族形成史论》《南北朝门阀士族谱系的异同及意义》。第一篇从沈约《奏弹王源》出发，尝试讨论六朝士人使用谱牒的过程和方式。第二篇提倡从长时段的视野，观察精英阶层的变动，特别提示两汉大族与先秦贵族之间的有机关联，两汉大族贵族意识的生长及其祖先记忆的模式，成为魏晋大族编织家族谱系的来源。尤为重要的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谱系构建，部分史料与汉代碑志或史传同源，亦可视作两汉士人祖先记忆观念在唐宋时期的层累和投影。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和统治阶层，呈现出一脉相承、波动发展和代际更新的复杂面相。不仅如此，如要解决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或许都有跨断代的必要。第三篇对南北朝墓志记载谱系的异同及意义进行初步讨论。
如前所云，南北朝墓志特殊位置记载的谱系内容，通常是高曾以内近世祖先的婚宦。陈爽将这种因素归因于“详近略远”。[11]诚然，任何一个高门大族，持续时间愈长，时间跨度愈大，世系断裂的可能性也就愈大，但脱落的环节往往是比较遥远的祖先。不仅中古时期如此，宋元以降，宗族的谱系构造也有“笃近举远”之法。[12]吕思勉称宗法仅贵族有之，对于谱系追溯，“其位愈尊，所追愈远，即可见平民于统系不甚了了”。[13]宋儒朱熹主张在祠堂祭祀高祖以内祖先，正所谓“五世则迁者，是谓小宗”，高祖以前的神主都葬于墓中；但程颐、夏言则主张家庙常祭高祖以下祖先，冬至、立春则祭祀始祖以及高祖以上的先祖，[14]似乎暗示中古谱系不止是远近问题，还涉及宗法中的大宗和小宗问题。此外，中古碑志文献与正史列传记载人物的谱系，有所不同，如果说墓志的特殊位置记载的是近世祖先，那么碑志的正常位置（正文）所记内容，经常“溢出”近世祖先的范围，往往会继续向前，有时坚决越过高祖曾祖，追溯更加遥远的祖先。其意义何在呢？
本书下编“个案研究”征引的核心资料，主要集矢于学者广泛忽视的中古碑志中介于虚实之间的祖先描述。中古碑志关于人物遥远祖先的记载，此前经常被视作不可凭信的材料而搁置起来。不过，史学研究一味辨伪是不够的。即便“号称精密”的《欧阳氏族谱》，也被周密抓住极大的谬误：“以是考之，询在唐初，至黄巢时，几三百年，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才百四十五年，乃为十六世，恐无是理。”[15]正如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云，证明作伪只是完成任务的一半，还要“抓住在幕后策划骗局的骗子”。[16]士族谱系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去伪存真”的层面，士族谱系中的“舛误”和“虚像”可能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下编追踪三个士族的谱系建构，他们是太原王氏、太原郭氏和太原白氏，分别对应门阀士族的不同层级。迄今所见三个士族碑志文献的数量多少，与其门第高低成正比关系。太原王氏一文，资料基础是四百余通碑志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分析，可见北朝隋唐太原王氏的追祖情况，分为三类：一类是祖先不可靠者，包括将祖先追溯至琅琊王氏、秦汉将相、上古先王等；一类是祖先相对可靠者，包括六朝时期的名流贤达；一类是祖先可靠者，通常是高曾以内的近世祖先。即同一份王氏碑志所追溯的祖先，往往含有“真实”的嫡系祖先，通常是高曾以内的名流；以及“虚构”的想象祖先，通常是汉魏以前的祖先。如果说近世祖先是血脉相连的话，想象祖先则有拟制血缘的味道。[17]这种拟制血缘，类似生物演化中的拟态现象：亲缘关系较远的昆虫物种在形态上有相似性，多为可食用的物种模拟不可食用物种的形态，欺骗和躲避天敌的捕食。王氏成员攀附想象祖先，正是借此英雄祖先作为“保护色”。仇鹿鸣援引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理论，极富创意地指出渤海高氏的谱系具有“层累构成”的特征：纵向的攀附先世和横向的伪冒世籍，构成高氏世系特征的一体两面。[18]这个发现对十几年来的士族谱系研究，影响甚大。中古太原王氏的谱系建构，发生着相似的故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王氏条”是唐人谱系知识整合利用、层累构成的产物。所谓“层累”是指，一通太原王氏的碑志，往往包含着真实的近世祖先，同时纵向叠加着虚假的想象祖先，以及横向追认同姓名流。例如，东汉初叶的隐士王霸，被塑造成太原王氏的伟大祖先，作为勾连魏晋王氏与先秦王氏的重要纽带，但王霸显然不是太原王氏的可靠祖先。可见，中古各类姓氏书、碑志史传所载层次清晰、言之凿凿的士族谱系，还有模糊化的另一面。[19]
太原郭氏一文的资料基础是一百四十余通碑志文献。传世文献和碑志资料关于士族谱系的记载模式也截然不同：中古时期的正史列传经常溯及高祖以内具有血缘关系的真实祖先，而碑志则攀附人为构造、乱中有序的虚拟祖先。魏晋史籍关于太原郭氏的祖先记忆，通常仅追溯两三代人。北朝郭氏墓志开始将谱系向前延伸，司徒郭丹、名士郭泰等名流成为祖先记忆的对象，隋唐时期郭氏追祖的触角不仅纵向延伸，还横向扩充，郭巨、郭汲、郭隗等与太原郭氏无涉的同姓人物，都被纳入追祖对象，魏晋太原郭氏的主轴人物郭淮、郭配兄弟反而“门庭冷落”，后世追认祖先者仅有两例。饶为有趣的是，唐代郭子仪家族塑造的远祖汉冯翊太守郭孟儒，子虚乌有，但郭氏家族将之视作排他性资源进行垄断。若说太原王氏建构谱系的特征主要是“层累”，郭氏建构谱系的特征就是“虚实相杂”。冯翊太守郭孟儒虽然出自虚构，但也颇有“始迁祖”的意味，反映了太原郭氏部分房支迁往关中并定居下来的历史事实。
整体观察中古士族的谱系建构，其祖先记忆的书写画卷犹如滚滚江河，近祖和远祖等列祖列宗，正如江河的不同流域：祖先下游以父祖曾高等近世祖先为主，比较真实；祖先上游以远祖乃至始祖为主，倾向虚构和想象；中间则是内容丰富的祖先中游，各个阶段的祖先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又非简单对立，泾渭分明，这些异质的祖先记忆有所区别，却又环环相扣。这种连绵不断的“矛盾统一体”，呈现出祖先形象的千姿百态，自然会让人联系到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论宗族模型A和Z系列的所谓“光谱”。[20]小书主标题“祖先光谱”即来自此。当然，具体指涉有所不同：一是形容宗族规模的大小，另一个是指称祖先记忆的特征。“祖先光谱”不仅包括士族祖先记忆和书写中远近、亲疏、虚实等简单的对立和紧张，还要加上这些关系的层层嵌套，乃至重叠、过渡和打破，这些信息和关系的总和，整体构成中古士族祖先记忆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奢望像庖丁解牛一样，揭秘每个不同的祖先流域之间光谱的明暗变化，深描不同祖先光谱褶皱之间的肌理纹路，毕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21]更不用说，士族祖先记忆的界限变化，经常是不落痕迹、变化多端的。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其他时代其他地域的家族身上。宋怡明发现，入闽以后的华北移民，建构出一种关于祖先移民的说辞，即虚构祖先世系至华北祖先，从而将自身与福州本地族群（即船居的疍民和山居的畲民）区分开来，这套说辞同样具有排他性。[22]又如，珠江三角洲不少宗族的族谱，均将祖先追溯至宋代南雄珠玑巷的某个人物，[23]抑或在华北传布更广、更加脍炙人口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24]这些祖先追溯的内容和叙事方式皆有同构性，都具备区分自我与他者的社会功能。中古士族的谱系建构，体现出系谱性血缘群体与功能性团体的冲突与调和。这原本是历史人类学家面对近世宗族所产生的基本问题。[25]王明珂对羌人的调查也发现，所谓家族成员不必有生物性血缘关系，却有密切的居住空间关系。这是一种强调地缘的“亲属关系”。[26]
让我们回到中古士族谱系的话题。与王郭两大一流高门相似，太原白氏的祖先追溯同样包括上古圣王、秦汉英雄、六朝名士和近世祖先等部分。这些谱系知识多数来自战国秦汉及其以前的历史文献和传说故事，经过剪裁加工，从而嫁接于近世祖先的真实谱系之前，构成一份相对完整的士族谱系。不同的是，出自龟兹族的白氏曾以南方祝融等为先祖，后来由夷入夏，变芈姓为姬姓，摇身一变，成为黄帝子孙，从而实现家族的华夏化历程。汉人高门常以华夏化的黄帝为祖先。通过对太原王氏、太原郭氏、太原白氏三个层级士族谱系的考察，我们发现中古士族谱系表现出具有“二元对立”色彩的若干特征：虚与实、远与近、详与略、南与北、夷与夏、神话与世俗、连续与断裂、沿袭与损益、真实祖先与虚拟祖先、传说故事与历史事实并存的“双轨制”特征，犹如逆向却具有同等标准的公路系统，相互对冲和纠缠，却又啮合与共存于中古士族的谱系文献。正如王明珂和伊恩·霍德所论，需要以鲜明的文化特征强调身份的人群，往往是有认同危机或族群身份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人群。[27]中古士族和近世宗族的祖先记忆，当然属于鲜明的文化特征。太原白氏祖先记忆的矛盾特征，尤其是夷夏之变，集中体现他们在华夏化进程中的认同危机。
由此可见，下编三篇个案关注士族谱系的层累、虚实和变奏，以及对谱系中祖先记忆的类型划分，与学者对士人祖先真伪的考证相比，旨趣稍有不同。此前学者多数通过碑志文献，考证胡汉士族的世系，辨析真伪，订正讹误，实际上受到金石学证史补史传统的影响，可归为“实证研究”。[28]如果说上编侧重于碑志证谱，以实证研究为主，而下编三篇个案则以历史阐释为主，考证为辅，重点不是辨析祖先的真伪，[29]而是探讨和解释祖先世系何以如此，特别是讨论和重绘那些“虚构”的祖先和世系是如何形成的，又有怎样的意义。考证与阐释两种理路各有侧重，对于认识中古士族谱系的构成与意义，皆有力焉。
外编“揽镜自照”两篇是关于士族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思考。《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的研究为线索》一文，基于笔者翻译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伊沛霞《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的学术前提，广泛阅读和深入体会英文世界的学人关于中古贵族制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和思考，旨在揽镜自照，冀望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和中古士族研究的深入开展。《范式的形成与分合——以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太原王氏家系考〉为中心》一文，则以守屋美都雄关于太原王氏个案研究中译本的出版为契机，从作为方法论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入手，整体回顾海内外学界关于士族个案研究的方法使用和问题关怀。大体来说，田余庆、陈爽的士族研究是政治史取径的。守屋氏的士族研究则是社会史取径的，“士”的色彩更加强烈。而姜士彬、伊沛霞的个案研究则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取径的，可见姜、伊二氏的研究取径，相对接近守屋氏，而缺乏政治史的考量。姜、伊二氏的研究虽然也以中古为主要时段，但其对话和交锋对象显然以明清宗族为主要参照，“族”的色彩更加强烈。若说域外研究中译本的介绍和出版，为学人提供了系统全面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那么，近三十年来出土碑志的整理与刊布，无疑提供了丰富的新数据、新文献、新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小书下编“个案研究”三篇论文所使用的六百余通碑志文献，特别是太原王氏和太原郭氏追祖信息简表，限于篇幅，无法呈现。小书收录的十篇论文，陆续成文和发表于十年之间，不少表达和叙述似断而连，似连而断，在收入小书时予以适当的补充和必要的修订，主要观点没有大的改动，行文或许还有少许重复之处，敬请读者诸君见谅。其中部分论文获得笔者近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魏南北朝墓志笺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古氏族谱的整理与综合研究”的资助，在申报评审和鉴定结项过程中，诸多评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这些论文撰成之初，在不少场合进行报告和演讲，有幸获得前辈学者和中青年同仁的教益，又在修改过程中，充分吸收责任编辑和外审专家的卓见，随后发表于《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唐研究》《复旦学报》《文史哲》《史学月刊》《厦门大学学报》《中外论坛》《学术研究》等学术刊物。上海古籍出版社胡文波先生、陈丽娟女史，慨允出版小书；陈老师细致认真的编辑工作，让人敬佩。白炳权、陈莎莎、苏潇龙等同学对小书初稿进行校对，纠正不少谬误。我愿借此机会，谨对上述师友的批评、鼓励和鞭策，表达深深的谢意。
士族研究是中古史的传统话题，恐怕也是研究中古史其他问题无法完全绕开的一个话题。笔者近十年的研究旨趣已经移步石刻文献，希望摆脱这个话题的“纠缠”，也希望果断走出这个话题带来的“研究舒适区”，但又经常不期而遇。这个阶层人物的身影，化身万千，摇曳于绝大多数重要的碑志之上。这种情况让笔者坚信：士族群体是中古中国政治社会的基石。这本小书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作为阶段性的思考，权且向诸位师友和读者诸君汇报，诚挚希望得到有益的批评。
（范兆飞《祖先光谱：中古士族的谱系与谱牒》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