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料不极

编辑|史料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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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奠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疆域，在北到外兴安岭与唐努乌梁海，南抵南海群岛，西含葱岭，东及库页岛的辽阔疆土内，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帝国，清代交通也在这样辽阔的疆土中展开。

清代的官马大路及邮驿体制

清人将国家官路称为官马大路，民间即呼之为马路；把各省内部州县之间的通道列为作官马支路，即支马路；

把州县内各乡镇站铺之间的通道称为大路。清代官马大路以北京为中心，在京城东华门外设皇华驿，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向全国各省区辐射。

(1)官马北路系统

官马北路中首要的一条是通往大东北的干线。从北京经通县、山海关至沈阳的一段称奉天官路。

从奉天向前延伸，经吉林、齐齐哈尔通往黑龙江缓辉的一段称龙江官路，龙江官路又延伸到雅克萨以远。

从吉林城通向宁古塔、伯力以及庙屯的一段称作吉林官路。这两条路通往金元故地，受到清廷的特殊重视。从奉天府南去，跨过鸭绿江通往朝鲜半岛，构成东北的一条国际通道。

属于官马北路系统的还有：从北京向北，出喜峰口或独石口通往内蒙古的多伦与呼伦的呼伦官路；

从北京通往乌里雅苏台的库伦(乌兰巴托)及恰克图、科布多的恰克图官路。这是联接北京与外蒙各部的主要干线，又是通往西伯利亚的国际通道。

恰克图道与龙江官道、吉林官道一起，在开发清代北疆，捍卫北疆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战略作用。

同样属于官马北路系统的横向交通线，是塞上通道，从北京到宣化出张家口，东北联接多伦，西通大同、绥远以至甘肃的凉州，接通由兰州而来的新疆官道。

(2)官马西路系统

官马西路包括兰州官路与四川官路两大干线。兰州官路从北京出发，经保定、正定，向西至太原后，南下临汾，过潼关，西达西安至甘肃兰州。

再从兰州起，一条支线去青海西宁、格尔木与玉树，通往西藏拉萨、日喀则与阿里，联接青藏各部。

另一支线去凉州、肃州，在新疆境内向北通乌鲁木齐和伊犁，向南经叶尔羌去葱岭以西。

这两条道从来就是内地与中亚、西亚交往的重要通道，同时，这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统一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四川官路是通往大西南的干线，它由北京起，取道兰州官路的一部分，经西安通过东西古栈道越过秦岭到达成都。

从成都向东有官马支路联接三台、南充、达县、万县，向东南联接内江、重庆，并进至遵义、贵阳；向南方通往乐山、宜宾、叙永，并进至曲靖、昆明；向西伸展到雅安、康定，可达拉萨。

官马西路覆盖地域非常广阔，对大清帝国的创建与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也是一条重要的商路。

(3)官马南路系统

官马南路包括云南官路、桂林官路、广东官路三条干线。云南官路是由北京至云南昆明的一条重要商路。

路线从北京起，经直隶正定后，即南下河南开封、湖北武昌、湖南长沙，再经贵阳至云南昆明。缅甸、印度、越南各国均经此路到北京。

桂林官路从北京起，经河南许昌、湖北武昌、湖南岳阳、长河、衡阳、零陵，然后向西南到达桂林。

云南官路与桂林官路的开辟，在清初平定吴三桂叛乱时起了重要的战略作用，也是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等政治措施、强化中央对云桂湘黔的政治控制的必要纽带。

广东官路从北京起取道桂林官路的衡阳至东南的彬州、宜章，越过南岭进入广东境内，经过韶关到达广州。

当时的广州居于中国各个通商口岸的首位，所以广州官路成为清代最繁荣的一条商路。

(4)官马东路系统

官马东路干线是福建官路，从北京起，经山东德州、济南、兖州，进入江苏的徐州、宿州，向南经滁州过南京，经镇江、苏州，浙江的嘉兴，杭州和衢县，过仙霞岭和枫岭，进入福建境内，南至建瓯、南平，再转向东南到达福州。

桂林官路、广东官路与福建官路一起，纵贯内地各行省，联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各大水系，与北路、西路系统相比，其水陆通行率高，是清政府控制长江经济区的主要财路。

(5)长江官路系统

前述东西南北各官路系统，都是纵贯型的，东西横通型官马路最主要的就是长江官路。

长江官路四川段，从成都经泸州、重庆南到万县、夔州；湖北段经宜昌、江陵到汉阳、黄州；

下江段经过九江、芜湖、南京、苏州、松江到上海，把四川官路、云南官路、桂林官路、广东官路与福建官路联通起来了。

另外，在江汉、江淮之间，还有几条重要的支马路，如与汉水并行的联通汉中与湖北的通道，与丹水并行的联通关中与豫西的通道，以及联通开封、合肥、南京的通道，联通济南与青岛的通道等。

它们互相勾联，组成内地水陆交通网，对江汉、江淮、黄淮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1672年，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反清叛乱，军情紧急。消息传到贵州，正出使贵州的兵部郎中党务礼与户部两位官员得悉后，飞马疾驰到贵州东境的镇远驿。

但这里已为吴军所控制，他们只得继续前奔，到湘西芷江换上驿马，飞奔11个昼夜赶到北京，使清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作好平叛部署。

这件事使康熙帝深切地认识到了邮传的重要性，于是立即着手整顿明末以来荒弃破败的邮驿，确立了清代的邮驿体制。

清代邮驿体制是综合了汉唐宋元历朝的邮驿而建立起来的，主要特点是：

(1)让驿站直接承担递送信息的任务，在干线官马路上设驿，由里甲马递信；在无驿之县设专用县递，使政府邮驿下伸到基层；

(2)政府统一掌管，统一拨付邮驿经费。

这种体制是在总结了前几代邮驿制度的利弊基础上建立的，在社会基层设置县递、里甲马之后，军令政令可以直接传达到村到户，这对加强中央集权是非常有利的。

由政府统一管理全国邮驿经费，定期定额拨付，便于财政管理，也改变了过去由民户包管，由地方加税的办法，减轻了地方负担。

驿站工作人员比前几代更带有职业色彩，是国家雇佣人员，每天计值领酬，发给日工食银。驿夫负责邮递、搬运、驾驶车船、抬轿等工作。

在驿站管理制度上，清政府集唐宋元明之大成，制定了严明的管理条例，包括驿站职责、驿站设备的配备与维修，驿站物资的筹集和经费管理，过往官员客商的接待与管理等。

《给驿条例》规定：政府官员出差用的凭证名为勘合，兵役驰驿用火牌。在通行证上，有奉差官员的姓名、职级、所应支取的口粮标准、舟车数额、随员名额、在途期限等，勘合后附有尾单。

由沿途驿站填写下列内容：有无勒索情节，是否延误程限，并加盖驿印，以示负责。若发现多支多给现象，无论上司发觉还是被其它驿站揭发出来，受授双方都要承担责罚，知情不报者，与犯者同罪。

勘合与火牌用完后，必须在3天内上交备查。当官差有紧急军情要务时，沿途驿站必须切实保证其畅通，不得延误。

这些规定，在康乾时代，大体上是得到执行的，虽偶有违背条例者，但尚未形成颓败之风，到嘉庆道光年间便一步步溃败了，封建邮驿走上了末路。

在途官员和钦差与地方州县长官互相勾结，钻国家条例的空子，从中谋取私利。

清代的邮驿经费是摊入租税中由政府统一筹措然后拨给地方，这本来不失为一个良好措施，但在实践中却成为地方官肥私的一条渠道。

在支领钱粮时，他们巧立各种名目，或虚报本省驿站数、驿夫数冒支钱粮，或虚开已领工料银、雇夫银，牛马价、车船费等，以中饱私囊，腐败的邮驿之风，使《给驿条例》变成了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