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所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
从47年8月进入大别山，到第二年3月接到命令撤出大别山，刘邓大军虽然没有实现在大别山地区开辟根据地，然而经过这一战后，中原地区的形势竟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主要是新解放区的开辟，比如刘邓大军开辟的鄂豫、皖西、桐柏、江汉解放区，陈谢集团开辟的豫陕鄂解放区，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后，豫皖苏解放区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成为地跨横跨3省（河南、安徽、江苏）、环抱3路（陇海、津浦、平汉铁路），面积达6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
可面对新开辟的解放区，如何领导却成为一个难题。
挺进大别山之前，为了统一领导，刘邓首长就曾建议中央，成立新的中原局（不同于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不过，当时的中原局领导干部十分单薄，刘邓首长不仅兼任野战军、军区的职务，还同时兼任中原局的职务。
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以中原局当时的领导力，无法统辖如此大规模的解放区。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经营中原解放区的，除了原晋冀鲁豫野战军外，还有华野一部分（陈粟大军），三部分野战军的指挥问题、归属问题该如何划分。
就在刘邓接到中央指示离开大别山之际，他们给中央也提了个请求：
“建议邓子恢同志统一主持中原各区、首先是三部分野战军的财经事宜。”
一刘邓首长为什么要请邓子恢来中原，也是因为当时中原各区面临很重的问题，首先是三大野战军部分后勤问题（陈谢、陈粟、刘邓），其次是各大解放区的土改工作。
没有一个人牵头，这些事情都不好办理。
邓子恢无疑就是那个合适人选。
1945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邓子恢任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
之前我们聊过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三级领导机制，即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军区——野战军。
应该说邓子恢领衔的华中局，主要领导的就是华中解放区的工作，即包括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的工作。
成立华中分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成立的华东局后来北移到了山东，兼了山东分局，而原来罗荣桓领衔的山东分局则在中央号召下开赴东北。
（华中分局与山东分局，统一归属于华东局管辖）
至1947年1月，华中、山东两大野战军合并，与此同时的，华中军区、山东军区也进行了合并、华中分局与山东分局也合并领导机构。
邓子恢出任了华东局副书记。
应该说，从解放战争爆发那一天，邓子恢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领导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以及负责在内线抗击国民党军入侵作战。
从单纯的理解上，邓子恢领导的就是后方工作，负责前线作战后勤工作，如果从广义上理解，邓子恢的工作职能就要大的多，他要负责根据地建设，负责根据地经济建设，负责土改，负责军区建设，负责征兵等等一系列。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邓子恢，华野不可能在敌人如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还能游刃有余，发展壮大。
毕竟，华野打仗那可是很吃后勤的（之前聊过，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尽管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子恢也领导过农民游击队，但邓子恢却从来不以一个军事干部面貌出现，而是以一个地方干部的身份出现，他当年创建的闽西苏区，最大规模时能达到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
也有这样一个说法，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包括后来中央苏区建立时，有许多地方建设的经验，那都是从闽西苏区建设的经验学习来的。
也正因为如此，刘邓首长才考虑调邓子恢到中原解放区。
随着后来粟裕建议华野暂不过江得到了允准，中原解放区的建设就更加重要，刘邓首长基于这个方案，曾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计划，并涵盖一个详细人事安排计划。
刘邓首长虽然在建议文电中十分谦虚的表示愿意让贤，但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再三，仍然让刘邓首长主持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的工作。与此同时，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到中原解放区，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调中野、华野配合问题。
不仅如此，为了充实中原局的领导力，毛主席决定，调邓子恢到中原局，任第三书记，并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主要负责根据地建设、后勤保障以及经济等一系列工作，弥补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力量薄弱的问题，张云逸仍然留华东工委工作。
可见在毛主席眼里，邓子恢的工作不是一般的重要。
二毛主席认识邓子恢，是在1929年。
1929年3月，在闽西闹革命的邓子恢突然听说消息，毛主席、朱老总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上杀出来，计划经赣南到闽西。
深知红军到来对闽西苏区建设有着极大影响的邓子恢当即决定连夜赴长汀见毛主席，可没想到的是，到了长汀以后，红四军已经离开，邓子恢心知追赶不上部队，于是写信给毛主席，恳请红四军留在闽西。
尽管是在战争年代联络不畅，可邓子恢并没有放下心中执念。
1929年5月22日，邓子恢在龙岩追上了毛主席，两人推心置腹的交谈了一番后，都为彼此的学识所折服。
到同年6月，毛主席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红四军赴闽西休养，身边仅有贺子珍、蔡协民、曾志、江华、谭震林等5人跟随，邓子恢也并没有嫌弃毛主席，而是尽心竭力的安排毛主席的生活。
之前我们曾聊过闽西苏区的一点情况，这里要着重强调，邓子恢在闽西苏区时期，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尝试，而更为难能可贵的事，这些开拓性的尝试，对根据地的建设是十分有利的。
比如，为了应对敌人经济封锁，福建长汀曾大力发展商业，开展对外贸易业务，使得长汀的经济发展有了质的飞跃，长汀当年不仅仅是在闽西苏区，甚至在中央苏区，也属于经济发达地区，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毛主席、朱老总当年数次来长汀考察，后来他们依托于长汀的发展，绘制了中央苏区的发展蓝图。
后来邓子恢也因抵制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免去特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调离闽西，毛主席对他仍然关注。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主席请邓子恢出任财政部长兼代理土地部部长。
1933年，邓子恢又兼任了国民经济部部长。
毛主席对邓子恢的能力，显然十分了解。
不过，因为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邓子恢一度被降职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兼没收征发局工作，后来红军主力长征后，邓子恢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邓子恢与毛主席一分别就是12年。一直到1946年两人才在延安重逢。
不过，在五十年代时期，邓子恢与毛主席在农业建设与发展问题上有了一些分歧，毛主席也对他进行了批评，说他是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的走路。
可即便如此，邓子恢也始终坚持正确道路，没有动摇自己的想法。
三个别文章中，有不少谈到邓子恢晚年时生活，称他生活“贫病交加”，其实这都是毫无根据的揣度。
毛主席虽然有些问题上与邓子恢产生了分歧，但对邓子恢却仍然很尊重，在毛主席不少文章中，都可以看到他称呼邓子恢为“邓老”。
据说，“邓老”这个称呼还是抗战时期，陈老总率先喊起来的，邓子恢在诸多新四军干部中，年龄最长，威望最高，是以大家都这么亲切的称呼。
1965年1月，邓子恢虽然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但仍然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直至晚年，邓子恢仍然享有副国级待遇。
邓子恢夫妇1969年被疏散到了广西后，因身体原因，于1970年7月返回北京接受住院治疗。
张震晚年回忆老首长邓子恢时，还记得自己最后见他时的情形。
有一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举行国庆观礼活动，张震在城楼看见邓子恢踱着步子慢慢走过来。那时的邓子恢虽然已经七十多岁高龄，但依然精神健硕。
许多年不见，张震看着老首长格外亲切，邓子恢也很激动，还极力邀请张震到家里坐坐。
依照约定，张震第二天专门到邓子恢家中拜访，邓子恢拉着张震的手不停地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邓子恢谈到五十年代时，他向中央提交有关农业建设的建议，自始至终他都不认为有问题。
张震后来回忆他们当时见面的情形时说：
“老领导的心情，我十分理解，内心也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但鉴于当时的形势，我怕他由此又引起新的麻烦，劝他不要急，多了解一点说。”
邓子恢晚年身体情况并不是很好，七十多岁的年纪，身患肝病、糖尿病等各种各样的疾病，更艰难的是，邓子恢原来享有的医疗保健待遇也被取消了，身边几乎没有工作人员。
那时，邓子恢的夫人陈兰大姐也60多岁年龄的，还要照顾生病的丈夫，生活上有很多不便之处。
1972年1月6日，陈老总不幸病逝，陈兰一直瞒着丈夫，不肯告诉他，后来有老部下上门探望，陈兰大姐也特意提醒众人：
“当着他的面不要讲陈老总辞世的事，以免他过度悲伤。”
尽管再三小心，但邓子恢身体状况仍然每况愈下。
据张震时候了解，1972年某天，邓子恢不慎摔倒导致脑部受伤住院，因夫人陈兰年纪也很大，照顾实在不方便，后来有人把此事告知周总理，引起周总理高度关注。
周总理生气的责问工作人员：
“为什么要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去照顾呢？”
事后，周总理不仅派了工作人员到邓子恢身边，还在病房地上铺了一块地毯。
只是很遗憾，邓子恢还是没能撑过来。
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
邓子恢去世后，他的很多老战友、老部下都不在身边，还是从广播上、报纸上听说她去世的消息，都十分悲痛，有的更是连夜赴北京。
张震也深为老首长的去世感到惋惜：
“没能最后见到子恢同志一面，为我的良师益友送行，是我终生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