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官员履新至任所时，遵循特定规制，首日不得径直入城，需于当地城隍庙驻宿一晚，待次日方可入城完成交割并正式上任。此外，依据朝廷既定制度，每月朔望之日，即初一与十五，地方官员皆务必前往城隍庙举行祭祀仪式。
此外，于清代，每逢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或棘手刑事案件久侦未破之际，人们便会前往城隍庙进行祈福仪式。甚至部分行刑处决之地，亦有选在城隍庙周边的情形。由此可见，彼时的城隍神，已超脱单纯的神道尊崇范畴，事实上，城隍神已深度介入现实的行政事务之中。
在清代，城隍神缘何享有极高地位并荣膺“官神”之称？此问题的探讨，需追溯至明太祖朱元璋时期。
在唐代以降的历史脉络中，城隍神崇拜于民间及官方领域已有所呈现，然彼时其普及程度尚显有限。迨至元宋时期，该崇拜的传播范围虽获显著拓展，然而官方层面仍未将城隍神确立为通行全国的信仰对象。直至大明王朝肇始之际，城隍神方正式成为府、州、县各级行政区域所标配的官方神祇。
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甫一登基，旋即颁布诏令，于全国各地构建城隍庙体系。在诏封城隍神的举措中，所创设的神灵等级体系，是世俗社会等级制度的直观映射。其中，应天府之城隍神被尊称为“帝”；开封、临濠、太平府以及滁州等地的城隍神，则被封为“王”；至于其他府、州、县的城隍神，进一步细分为公、侯、伯三个等级，此分级明确，彰显出该神灵体系严谨的阶层架构。
明洪武三年，京师城隍庙落成。彼时，礼部尚书陶凯建言，依朝廷官制，于城隍神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曹，且配置左、右二司之神。然而，朱元璋未予采纳此议，未设六曹，仅保留左司神与右司神。京师城隍庙建成之际，朱元璋亲撰祭文以祭，并规定迎城隍神之时，采用王者仪仗。
洪武四年，朱元璋颁诏，革除各地城隍神所封之公、侯、伯爵位。自此，各省城隍神称谓统一规范为 “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 以及 “某县城隍之神”。
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北京城隍神之尊崇地位显著提升，其祭祀规格与天地诸神等同。每年五月十一日，朝廷必遣礼部与太常寺官员，专司对城隍之祭祀事宜。与之相对，南京城隍庙地位有所下降。迁都之后，往昔的两祭制度不再施行，仅于中秋时节，朝廷会差遣官员前往祭祀。
在庞大的神仙体系里，城隍神备受尊崇。据相关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于某篇祭文中明确阐述：鉴于自身不宜径直向天帝与后土神祇奏告事宜，遂于当月十一日，亲自虔诚祭告钟山之神，祈愿此神代为转达于天帝与后土。尤为强调的是，京都城隍之神需预先禀明相关信息，届时再行祝祷。
依据朱元璋所言，于国家祀典体系中，依等级由高到低依次为上帝、后土、钟山神以及京师城隍神。故而，每逢遭遇天灾，官府遵循既定仪轨，首至城隍庙举行祭祀仪式。此后，城隍神将相关事宜上报于钟山神，继而由钟山神向上禀明上帝与后土。
此套程序堪称现实的映射。从角色对应关系而言，城隍神犹如地方行政架构中的府州县官，履行着相应的基层治理职能；钟山神则类似于承宣布政使，在区域管理体系里承担特定职责；至于上帝与后土，二者恰似封建帝制下的皇帝与朝廷，在整个统治秩序中占据核心地位。
据明代典章制度记载，城隍神初始材质为木质，然不久之后，其材质更替为土质，且为城隍神着以衣冠。此外，于部分地区城隍庙之后殿，设有城隍夫人像。
在朝廷的鼎力推崇之势下，城隍神于民间迅速声名远扬。伴随历史进程的推进，各地城隍神逐渐被赋予特定的知名代表人物。其中，南京的城隍神被指认为孙策；北京的城隍神则为于谦；杭州的城隍神乃是周新。这些实例，皆彰显出城隍神信仰在传播过程中的在地化演变。
自明朝中期以降，在广大民众的认知体系中，城隍神被视作上天委派降临人间、亲近百姓的官员。此观念的广泛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隍神肩负起维系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功能。
明代典制规定，地方官员履新之际，需先至城隍庙进行拜谒并立下誓约。于祭文之中，明确向城隍神阐明自身造福一方、秉持公正执法的志向与决心。完成祭祀仪式后，官员须于城隍庙留宿一宵，待次日方可依既定程序正式就任。
在处理某些重大刑事案件时，地方官员偶尔会选择于城隍庙展开审判工作。此举旨在彰显头顶三尺有神明，即便断案官员或能在表面上蒙蔽众人，却难以逃脱冥冥之中的审视，以此来体现法律审理程序具备公正性。
与之类似，当民众遭遇纠纷，且官府在特定时期难以作出合理裁决时，便会前往城隍庙进行赌咒发誓。
明代构建的城隍体系，于清代得到承继。相较于明代，清代时期，无论是官方层面还是民间领域，对城隍神的尊崇程度均有显著提升。在特定情形下，官府出于威慑不法之徒的目的，会将处决犯人的场所选定于城隍庙。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城隍神已实现人格化转变，不再是超脱尘世的自然神祇。确切而言，城隍神在这一时期被视作由上天委派，对地方知府、知州及知县等官员履行监督职责的特定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