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冬，天津市民张某在土地中心结识了一名韩姓男子。只是几句口头承诺，让他开启了与韩某及其同伙陆续三年的场地租赁合作。然而，从支付现金到被索要“罚款”，从百万赔偿承诺到相关部门出具的书面驳回决定，这场始于信任的交易，最终演变为一场面临困难的局面。当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甚至涉事单位的承诺书都难以撼动僵局时，普通人该如何证明自己“被承诺过”？
一、多位对接人轮换
2020年12月，韩某自称某单位工作人员，天津市民张某与他于2021年3月达成口头约定：韩某租赁张某名下场地用于堆放建筑垃圾，租期至2022年3月，期间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租金2.6万元。2022年9月，韩某再次以租赁另一块场地为由，要求张某支付7万元现金，承诺租期至2023年底，但未签署书面合同。
2022年11月，韩某突然通知张某“更换对接人”，引入自称接替者的超某。超某提出年租金35万元的要求，远超市场价。经多次协商，双方口头约定租金降至6万元，由超某下属陈某对接。2023年4月，张某按约定在厦门路料场门口向陈某交付现金6万元，在场人员包括卢某、孙某，租期定为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然而，2023年10月，陈某以“调岗”为由要求张某直接联系超某，后者随即以“检查整改”名义叫停场地经营，要求提交整改照片。张某完成整改后，超某却失联。数日后，超某约见张某，以“罚款”名义索要20万元，并称若继续使用场地需支付26万元费用（原租金13万元的两倍），否则将立即收回场地。此时距离合同到期尚有半年，张某陷入支付高额资金或失去场地的两难境地。
纠纷过程中，相关物业管理公司曾出具承诺书，承认因“监管不严”导致韩某、超某、陈某等人以单位名义收取资金，并承诺赔偿张某因场地平整、设备购置等产生的损失146.5万元，明细涵盖重锤机、发电机、石料垫资等直接成本。然而，该单位既未明确说明与相关人员的权责关系，也并未如材料所写的承担全部责任，未见后续补偿。截至2025年4月，张某未收到分文赔偿，场地仍被超某实际控制。
2025年4月，当地公安机关出具复议决定书，驳回张某对原决定（没有犯罪事实）的复议申请，认定原结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决定书未具体回应张某提出的“存在争议的资金往来”质疑，仅以程序性结论维持原判。
张某主张的诈骗罪依据包括：
1. 韩某、超某、陈某自称土地中心工作人员，但未出示任何职务证明。经土地中心核实，三人并非其员工，且通过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如陈某承诺“土地可用于生产加工”）等证据，虚构事实并隐瞒真相；
2.三人收取的租金未上缴土地中心，存在未按规定处理占有土地资源并从中牟利的情况；
3.公安机关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诈骗罪核心展开调查，当事人对调查取证过程、证据收集环节存在疑问。
且双方资金往来全为现金或微信转账，无书面合同或正式收据，使得张某在维权时缺乏直接证据。超某单方面提高租金、索要“罚款”的行为，既无合同依据，也存在职权行使争议或索款行为。
三、当事人诉求与社会意义
当事人诉求明确而清晰：履行责任书义务对其进行补偿、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责任、监管冒用公职人员名义开展活动的行为。个体轻信“权力身份”而忽视书面合同时，可能处于交易劣势地位；若缺乏充分证据支持诉求，在相关单位的审查过程中当事人可能面临维权困难。此案警示社会：若放任此类乱象，可能影响市场秩序规范运行，甚至可能增加因身份核实不足导致的经济纠纷风险。
公众应引以为戒，在经济往来中坚持签署书面合同，明确条款并留存凭证；对自称公职人员者，须通过官方渠道核实身份，避免轻信口头承诺；同时养成固定证据的习惯，如聊天记录、转账截图、现场见证人信息等，以备不时之需。
专业人士指出，此类纠纷中主张权益需确保证据链完整，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进一步核实合同效力及资金往来性质，对超某等人的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涉事单位须履行承诺，尽快赔偿损失建议通过合法途径厘清责任归属，推动问题解决。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公平交易的基本底线，避免更多普通人因“信任”付出代价，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原则。
结语
张某的遭遇，是一面照见民间经济活动隐患的镜子。它提醒我们：维护交易安全既需个人提高法律意识，也要依靠契约的规范作用。今日，张某仍在等待一个答案——那纸涉及补偿事项的承诺书，书面承诺内容能否实际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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