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罗亦农烈士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却鲜有人知他的新婚妻子李文宜在他牺牲后，向中央提出了三个要求。1928年春天，这位年轻的革命烈士遗孀在上海的一间小屋里，泪眼婆娑地望着前来慰问的周总理。此时的她，与丈夫的婚姻只有短短四个月，却要面对永失所爱的痛苦。当周总理让她提出要求时，她说出了三个心愿。然而，周总理却说：＂只能答应两个。＂究竟是什么样的要求，让周总理不得不拒绝其中之一？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革命青年的觉醒

1901年，在湖南湘潭县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罗亦农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是晚清秀才，父亲也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年幼的罗亦农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16年，15岁的罗亦农进入湘潭县立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恩师易培基。易培基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更是一位进步思想的传播者。他经常给学生们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介绍新文化运动的思潮。

在易培基的影响下，罗亦农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他与同学们一起创办了进步刊物《曙光》，这份刊物虽然只出版了几期，却为湘潭的革命运动播下了种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湘潭后，罗亦农立即组织同学参加游行示威。他们高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大旗，走上街头宣传爱国理念。这次行动，让罗亦农第一次感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力量。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回到湘潭办学。作为同乡，罗亦农有幸多次聆听毛泽东的演讲。毛泽东的思想给罗亦农带来了巨大震撼，他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

1920年春天，罗亦农考入上海群益中学。在上海，他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工人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资。看到这样的情况，罗亦农更加坚定了追求革命的决心。

同年，经过杨贤江的介绍，罗亦农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第一批共青团员，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上海党组织选派罗亦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临行前，他去看望了自己的恩师易培基。易培基拉着他的手说：＂亦农，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罗亦农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白天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晚上热烈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在这里，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亲身体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气象。

1925年初，学成归国的罗亦农被派往广东。在这里，他和陈延年一起领导工人运动，组织了多次工人罢工。他们的行动，使广东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这一年年底，中央决定派罗亦农前往江浙地区。此时的上海，正是革命形势最紧迫的时刻。上海的工人运动需要一个富有经验的领导者，而罗亦农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二、上海地下斗争岁月

1926年初，罗亦农来到上海后，发现这里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工人们面临着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工资却只够糊口。一些工厂甚至雇佣童工，让年仅七八岁的孩子在恶劣的环境中做工。

为了发动工人运动，罗亦农经常化装成普通工人，深入到各个工厂。他每天换不同的装扮，有时是码头工人，有时是纺织女工的家属。通过这种方式，他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发现了一批有觉悟的工人骨干。

在筹备第一次工人起义时，罗亦农遇到了一个难题：工人们缺乏组织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建立工人纠察队。这支队伍不仅要保护工人的安全，还要负责传递情报。

在罗亦农的带领下，工人纠察队很快发展到了数千人。他们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区域。白天，他们在工厂做工；晚上，他们就聚在一起学习革命理论，讨论行动计划。

1926年10月，第一次工人起义爆发。然而，由于准备不足，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这次失败并没有打击工人们的斗志，反而让他们认识到了组织的重要性。

第二次工人起义时，罗亦农采取了更加谨慎的策略。他让工人纠察队分批行动，避免过于集中。同时，他还在各个工厂建立了地下联络点，方便传递消息。可惜的是，第二次起义仍然失败了。

1927年3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罗亦农开始筹备第三次工人起义。这一次，他们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制定了更加周密的计划。工人纠察队被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夺取警察局，第二梯队控制要道，第三梯队保护重要目标。

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工人纠察队按照计划迅速行动，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控制了上海南市。随后，他们又配合北伐军，解放了整个上海。

上海的解放让全国震动。谁也没想到，工人阶级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然而，好景不长。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

面对白色恐怖，罗亦农带领工人纠察队转入地下。他们改变了以往的组织方式，把大队伍分散成小组，每个小组互不联系，只和上级保持单线联系。这种组织方式，确保了即使有一个小组暴露，其他小组也能继续工作。

1927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江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罗亦农提出了著名的＂鄂南暴动计划＂，主张把农民武装和城市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为后来的农村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经验。

三、革命生涯中的转折

1927年底，在上海工人运动遭受重创之际，罗亦农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鄂南暴动计划＂，这份计划不同于以往单纯依靠城市工人的策略，而是主张把工农武装结合起来，在湖北南部和江西北部发动武装暴动。

这个计划的提出正值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当时，许多同志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动摇，有的甚至放弃了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罗亦农的计划为党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央对这个计划高度重视，很快任命罗亦农为中央长江局书记。

作为长江局书记，罗亦农负责领导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革命工作。他提出要把分散的农民武装整合起来，组建正规的革命武装。在他的努力下，湘鄂赣边区很快建立起了几支农民武装。

1928年初，党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代表们需要从上海秘密出发。中央考虑到罗亦农在上海工作多年，对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便指派他负责筹备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罗亦农遇到了李文宜。李文宜是湖南人，在上海一家工厂做工。她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经常帮助地下党传递情报。两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相识，很快产生了感情。

1928年元旦，罗亦农和李文宜在一间普通的工人宿舍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参加婚礼的只有几位近的同志。为了保密，他们甚至没有拍照片。婚后，李文宜继续在工厂做工，同时协助罗亦农做地下工作。

婚后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两人都无怨无悔。他们住在一间简陋的阁楼里，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桌子。每天晚上，他们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讨论工作。李文宜负责联系工厂里的同志，为＂六大＂代表们安排住处。

除了筹备＂六大＂，罗亦农还要处理长江局的工作。他经常深夜才回家，有时甚至连续几天不回家。李文宜从不抱怨，她知道丈夫肩负着重要的革命任务。

三月份，第一批＂六大＂代表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启程前往莫斯科。罗亦农和李文宜商量后，决定等送走最后一批代表，就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六大＂。然而，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就在即将成行之际，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湘鄂赣边区的几支农民武装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中央指示罗亦农立即赶往前线，指导当地的武装斗争。

临行前，罗亦农把一封信交给李文宜，告诉她如果自己三天内没有回来，就按信上说的去做。这封信里写的是什么？这成了李文宜永远的遗憾。因为罗亦农再也没有回来，而那封信在后来的搜查中不幸丢失。

四、叛徒出卖与英勇就义

1928年4月15日的上海，天气阴沉沉的，街上行人寥寥。这一天，罗亦农按照计划在一家茶馆与同志接头。茶馆位于法租界一条偏僻的小巷内，平日里很少有人光顾。

茶馆老板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专门为党组织提供联络场所。这天上午，他照例打开店门，擦拭桌椅。九点钟，第一位客人推门而入，正是罗亦农。他点了一壶龙井，坐在靠窗的位置看报纸。

十点整，另一位同志也来到茶馆。两人按照暗号确认身份后，开始传递情报。就在这时，特科的同志发现街口出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巡捕。他们立即按照约定的方式发出警报：挂出一面蓝布帘子。

茶馆老板见状，赶紧给罗亦农使眼色。但为时已晚，租界巡捕已经包围了茶馆。罗亦农见状，立即将重要文件塞进嘴里咽下，然后示意同志从后门撤离。

何家兴夫妇就是在这一天背叛了革命。他们原本是罗亦农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后来被安排协助罗亦农工作。但是，上海的白色恐怖让他们逐渐动摇。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向巡捕房提供了罗亦农的行踪。

巡捕们闯入茶馆时，罗亦农正准备从后门离开。一场短暂的搏斗后，寡不敌众的罗亦农被捕。巡捕们搜遍了他的全身，却没有找到任何文件。他们不知道，重要的文件已经被罗亦农吞入腹中。

罗亦农被押送到巡捕房后，立即被移交给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特务们轮番审讯，妄图从他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情报。他们使用了各种酷刑：老虎凳、竹签钉指甲、电刑，但罗亦农始终没有透露一个字。

在狱中的六天里，罗亦农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每当特务问他党组织的情况时，他总是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特务们气急败坏，加重了刑罚。但无论如何拷打，罗亦农始终保持沉默。

何家兴夫妇在出卖罗亦农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反而装作最关心此事的人。他们第一个向党组织报告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还主动提出要营救。这种做法反而让人更加信任他们。

4月21日，国民党当局见审讯无果，决定处决罗亦农。当天早晨，罗亦农被押往龙华刑场。行刑前，敌人最后一次劝降，许诺只要说出党组织的情况就可以活命。罗亦农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人死不足惜！＂

上午十点，枪声响起。罗亦农倒在了龙华的青草地上，年仅27岁。行刑后，敌人甚至不准家属收殓遗体，将其草草掩埋。但他们不会想到，这种卑劣的行为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革命热情。

五、烈士遗孀的三个心愿

得知罗亦农牺牲的消息后，李文宜一度陷入昏厥。她和罗亦农的婚姻只有短短四个月，甚至连一张合影都没来得及留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周恩来前去慰问。

周恩来来到李文宜居住的小屋时，看到的是一个憔悴的年轻女子。房间里还保持着罗亦农生前的样子：桌上摊着几本书，墙上贴着一张上海地图，这是罗亦农用来研究工人运动的。

周恩来向李文宜转达了党中央的关怀，请她提出要求。李文宜沉默良久，提出了三个请求：第一，要为罗亦农寻找遗体，重新安葬；第二，希望能去莫斯科大学深造；第三，要亲手为丈夫报仇，处决叛徒。

面对这三个请求，周恩来告诉她：＂中央只能答应两个。＂他解释说，党组织一定会为罗亦农寻找遗体，也会安排她去莫斯科学习。但是复仇的事情，组织上会处理，不能让她亲自动手。

李文宜放声痛哭。这时，周恩来拿出了一份文件，那是罗亦农被捕前写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我出了意外，希望你能继续学习，将来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罗亦农的遗体在龙华地区被找到。组织为他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安葬仪式，将他安葬在江湾第二公墓。李文宜在墓前放了一束白菊，这是罗亦农生前最喜欢的花。

1929年春天，李文宜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她选择了罗亦农当年学习的专业。每当走过校园里的林荫道，她总能想起罗亦农给她讲述的求学往事。

就在李文宜在莫斯科学习期间，陈赓领导的特科开始调查罗亦农被捕的真相。通过在巡捕房安插的情报员，他们发现了何家兴夫妇叛变的确凿证据。

1930年，何家兴夫妇被特科人员找到。经过组织审查，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据交代，他们是为了两万大洋出卖了罗亦农。党组织依照纪律对他们进行了处决。

1931年，李文宜学成回国。她按照罗亦农的遗愿，投身革命工作。后来，她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每年清明，她都会去江湾第二公墓，看望那个与她相伴只有四个月的丈夫。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为罗亦农平反昭雪，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在烈士陵园里，竖起了一块新的墓碑，上面刻着：＂革命烈士罗亦农同志之墓＂。李文宜看着这块新碑，擦去了眼角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