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番深入交谈后，22岁的宋神宗赵顼和49岁的王安石携手开启了大宋的变革时期，从此大宋步入了一段充满变革色彩的时代。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使其进入执政队伍，随后便开始推行新法。虽之后因新法施行演变成朝堂派系纷争，可此事件标志性意义明显。从这年起至北宋灭亡近60年，朝廷政治皆可溯源至此。
早在两年之前，从王安石的一阕词里，我们便已然察觉到了大时代变动的些许端倪，恰如那风起始于青萍之末一般呀。
那时，刚登基的宋神宗早就听闻王安石大名，便任用其担任江宁（即如今的南京）知府。在江宁任职期间，王安石登上金陵旧都，登高凭吊古迹，由此写下了《桂枝香·金陵怀古》这首词。
登高远望，恰值故地深秋，天气开始变得清冷。千里长江澄澈如白练，翠绿山峰簇拥相连。残阳下归船远去，迎着西风，酒旗斜立。彩舟在淡云间，星河下鹭鸶飞起，这般美景，画笔也难描绘周全。
忆从前，繁华争逐不休，看那楼头门外之景，悲恨接连不断。千古以来登高望此，空叹荣辱。六朝旧事成流水，唯寒烟里衰草凝绿。直至如今，商女仍不时吟唱那后庭遗曲呀。
王安石所作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此词通过对金陵景物的描绘及历史兴亡的感慨，展现出独特的韵味与深远的意境，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呢。
其词风透着雄浑且苍凉之感。王安石看似在喟叹六朝兴亡那段历史，可实则心系眼前重重危机的当下状况。他内心最为挂怀的，无疑就是大宋的前途走向呀。
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家周汝昌给出这样的评价，在他看来，王安石仅凭这一首词，便足以在文学史上流传千古啦。
顶尖的政治家刚一涉足，便在人才济济的两宋词坛稳稳立足。在一定程度上，北宋那场大变革时代就随着这一首宋词的幽咽长叹，缓缓开启了大幕。
【01】
宋神宗20岁初登皇位，便被视作有“中兴英主”之潜质。可与之敏锐精干形象相反的是，他接手的帝国虽有“仁宗盛治”美誉，实则已深陷财政方面的困境之中。
宋神宗刚即位不多会儿，主管财政的三司使便递上份财政报告，上头明晃晃写着“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这八个大字。国家穷得快撑不住啦。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环境与“三冗”现实危机下，大宋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世。
宋神宗没得选呀，历史使命般的变革就落到他肩上啦。不像他父、祖辈能安稳当个守成之君，他注定要在变革之路上前行，这是躲不掉的责任呢。
那年轻的皇上把曾参与“庆历新政”的三朝老臣富弼找来，讨教富国强兵之法。富弼却对皇上讲：“陛下刚即位，应多施恩德，让百姓休养生息，起码二十年别谈兵事。”曾经的改革者老迈了，没了热血，不再提过往之事。
不过呢，就在年轻的帝王四处寻觅满腔热血的辅臣之际，有一位生来就具备改革家气质的人，也正在找寻能给予他支持的贤明君主呀。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发起宋朝首次政治变革。因权贵阻挠反扑，变革者不久被挤出朝廷，一年多后新政失败。可这短暂变革，点燃了年轻进士王安石心中理想之火，且此后从未熄灭。
他曾向宋仁宗呈上万言书，阐述自己的变法想法，可结果呢，如同石子投入大海，毫无波澜，那主张压根没得到什么回应呀。
他唯有去地方践行变法理念，经历蛰伏、磨砺并耐心等待。因而，他屡屡舍弃留于京城得以升迁的机遇，主动请求调到地方去担任官职呀。
有这么一位始终“不忘初心”的人，总算盼来了一位有胆识能重整河山的皇帝。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并召其入京商讨治国之策时，王安石提出务必“变风俗，立法度”，宋神宗激动得直点头称好。
王安石变法理念构成一庞大体系，涵盖青苗、均输、免役等十多项举措，像青苗法等，还设军器监、扩茶盐专卖、改科举制等。这些措施迅猛推行，令整个社会为之震动。
一开始，朝堂之中便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分化态势，各方势力迅速呈现出急剧分立的状况，内部局势由此变得复杂起来。
因利益、理念有别，士大夫阶层分成了新党、旧党，也就是变法派与保守派两大派别。北宋虽多牛人，可都因党争被毁，实乃历史一大憾事呐。
【02】
当王安石干得风风火火之际，司马光作为铁杆保守派，没办法只能前往洛阳出任闲职，还领着一帮学者耗费15年时光去编撰《资治通鉴》。
看似处于半退休的情形，实则呢，他一直在默默蛰伏着，不断磨砺自身，同时也在耐心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到来呀。
司马光早年和王安石类似，在朝廷中也是个敢于直言的角色，常上奏折倡议变法，还时不时展现出不畏惧皇权的劲头。但到头来，他却未被宋神宗选为推行改革的首要人选呀。
他跟王安石在政治方面“各走各路”，起因是他俩变法理念存在不同。通俗来讲，司马光追求民富、注重节流；王安石则着眼国强、力主开源。
王安石觉得国民经济是变量，欲增国库收入得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达成“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司马光认为它是常量，觉得国家理财只能取之于民，这便是与民争利了。
然而，政治方面存在对立的情况，却并未对他俩之间的私人情谊造成影响呀，二者的私交依旧不受这政治对立因素的干扰呢。
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是好友，还与吕公著、韩维一同被称作“嘉祐四友”，年轻时常相聚玩乐。如今，司马光为阻新法推行，给王安石连写三封信，数千字呢，称其是贤臣，但说他性情执拗，听不进意见才惹非议。
王安石针对司马光，写了数封回信呢，那大名鼎鼎的《答司马谏议书》便在其中。在书里，他把司马光所加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一系列罪名，逐个地给予了反驳呀。
王安石曾提出，要化解财政方面的难题，关键在于寻得那些擅长打理财务的能人呀。只有找到这样的人，或许才能有效解决财政上存在的困难呢。
司马光可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那些光说得好听的所谓理财之举，在历朝历代不过是巧立名目去横征暴敛罢了，民众被盘剥得受不了，只能流离失所，这哪能算国家的好事呀。
由于政见方面存在分歧，使得这两人在政治道路上渐行渐远，彼此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在政治立场和主张上的差异越发明显。
司马光在洛阳任闲职，得以远离政事喧嚣。于西京留台衙署东边小园搭木架，种牵牛、蔷薇、扁豆等，名曰“花庵”。闲时便在庵中小憩，面对花草赋词作诗，说不定《阮郎归》这类词作就是在此期间创作的。
小船悠悠驶进春山之中，那仙家的时光悠悠闲闲。雕花的窗与纱帐映着娇美的容颜，彼此相逢啊，宛如在醉梦之间呢。
松露透着寒意，海霜一片殷红。赶忙整顿船棹往回行。只见落花悄然飘落，水流潺潺不停，日后想要再寻此路，怕是难上加难呀。
司马光所作的《阮郎归》呀，它在诗词的长河里有着独特韵味呢。这首词展现出别样的情境与情感，蕴含着司马光当时的心境等诸多元素，值得细细品味一番哟。
司马光凭借名臣与史家这双重身份声名远扬，诗词创作并非其成名之处。他现存的词寥寥无几，据说就三首。其中有首写东汉刘晨、阮肇采药遇仙女的传奇，还带了几分香艳之感。
司马光给人感觉挺古板的，可身处北宋的他，写起带香艳味道的词来居然挺和谐。不过呢，词里“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这句所发的感叹有无政治方面的寄托寓意，那就因人而异啦。
熙宁四年（1071）时，司马光的好友、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变法遭罢官，随后郁郁离世。在病重将逝之际，吕诲对前来看望的司马光讲：“君实呀，你得再加把劲，可别放弃哟！”
【03】
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关系颇为复杂，说是“亦敌亦友”也不为过。可王安石推行的改革之路并没能走到底呀，随着推进，遇到的阻力那是越来越大喽。
宋神宗在帝国改革之事上颇为矛盾。他既支持王安石推进变法，可同时又坚决维护皇权，谨遵“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以此来对王安石及变法派加以牵制，防止王安石权位过高。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那第一套执政班子里有着“生老病死苦”的说法呢。当时除了王安石外，班子里的其他人可都不站在支持变法的这一边呀。
曾公亮年近古稀可谓“老”；富弼因反变法称病不出是“病”；唐介反对变法，变法不久忧病而死为“死”；赵抃无力阻变法成愤青，整天叫苦即“苦”。这几位旧臣与王安石相互牵制，乃宋神宗权衡权力的特意安排。
还剩下王安石，其变法颇具活力。可随着宰相权力日益强化，宋神宗对他渐渐有了忌惮之心呀，毕竟这权力变化也影响着帝王的心思呢。
熙宁六年（1073年），宋朝军队改变了西北战线长期被动状况。王韶领大军拿下熙、河各州，拓地两千多里，形成围西夏的有利态势。神宗振奋，在紫宸殿受朝贺，解玉带赐王安石。此后，王安石既达人生巅峰，也陷困境。
到了来年春季，遇上了天下大旱的情况，各处都面临着缺水的困境，土地干涸，庄稼生长也受到极大影响，百姓们都为此忧心忡忡。
那些反对王安石的人拿天灾来大做文章，没过多久，王安石便遭遇罢相的命运，其政治生涯也就此出现重大转折。
过了一年，到熙宁八年（1075年）的时候，王安石又被重新启用了。可这时宋神宗已不怎么看重他的看法，老是自行其是，还对他流露出厌烦之意。王安石后来跟人讲：“哪怕只听进去一半建议也好呀。”
新旧党争不断，皇帝忙着搞平衡，新党内部还闹分裂，这都让王安石的二次宰相任期草草收场。爱儿王雱离世，他悲痛万分，辞相后隐居江宁，在此度过人生最后九年，直至去世也没再回京城。
名利缠身难挣脱，情思羁绊亦耽搁。往昔风流皆空抛，昔日华表留语成虚妄，误了秦楼佳约。待梦尽酒醒时分，细细思量，满心皆是怅惘呀。
王安石所创作的《千秋岁引·秋景》呀，这是一首很有韵味的词呢，它用独特笔触描绘出秋景种种，蕴含着别样情思，在诗词的世界里别具一格哟。
于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间踌躇，在梦与酒里迷迷糊糊，那位曾声名赫赫的一代名相，到头来也只是给历史留下了一道落寞的身影罢了。
【04】
王安石全然退出政坛之后，宋神宗依旧推进着变法事宜，没有停下变革脚步。那场长达16年、名为“熙（宁）元（丰）变法”的政治活动，差不多和宋神宗执政时段相契合。
即便王安石遭到排挤，晚年变法未竟全功，但就解决北宋中期财政危机这一方面而言，此次变法其实是取得了成功的。
神宗那时候，政府岁入能有六千多万缗钱，差不多是仁宗时期的1.6倍呢。就算到徽宗时期，金兵入侵前夕，北宋社会经济文化仍显繁荣成熟，其覆灭因外力，着实令人惋惜。北宋后50多年繁荣，从某种程度讲，是神宗变革留下的。
然而在经济取得成功的表象之下，实则是政治层面出现了巨大的分裂状况。就连王安石、司马光这般的宰执大臣，都在权力交替更迭中起起落落，更别提其余人等了。
元丰二年（1079年），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因政敌告发其诗文中有讽刺新政之语，被捉拿下狱。这起“乌台诗案”的冤狱，于苏轼而言，无疑是人生一大劫难呀。
案件刚发生时，那些曾和苏轼诗词唱和、有信件往来的人，都赶忙去揭发以撇清关系。彼时黄庭坚不过是国子监教授，没什么话语权，和苏轼仅神交未碰面，却为苏轼发声，讲其忠君爱国等，结果苏轼贬黄州，他被罚金。
黄州时期，苏轼写出诸多名作，如《黄州寒食帖》等，就此走出政治阴霾，达成人生超脱。彼时黄庭坚在江西泰和任知县，因拒绝依新政狠收盐税，称“穷乡有米无食盐”，反被降职，别人升官他却官越做越小。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生命即将终结。去世前半年，他就已对新法心生厌倦。彼时一项重要举动，便是指定司马光与吕公著当太子老师，而此二人，皆为变法的反对者呀。
宋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皇子赵煦登上皇位，即宋哲宗。其初即位时啥都不懂，彼时由宋神宗之母高太后掌控朝政，且高太后可是变法的坚决反对之人呐。
据相关记载，高太后开始摄政时，头一件大事便是不走寻常政治路子，暗中派太监前往洛阳找司马光问政呢。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洛阳隐居著书15年，哪能料到在人生最后一年又重回政治核心呀。
在高太后力挺之下，司马光把宋神宗时的变法举措全给推翻了。有人怕这有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规矩，司马光则称，是太皇太后拿主意，母改子政，没啥可顾虑的。
司马光重获起用后还不到一年半就病逝了，不过就这最后一年多的时间，也足以让他完成潜藏了15年的心愿，把好友王安石所奠定的新法格局全部给废除掉了。
发髻轻轻挽起，略施淡淡粉黛。似有青烟翠雾环绕着那轻盈身姿，又仿若飞絮游丝般飘忽不定，尽显别样风姿。
与其相见，倒不如不见呐，这多情啊，哪比得上无情自在。待那笙歌散去，酒意初消之时，只见深深庭院里，明月斜挂，四下一片寂静。
北宋司马光所写的《西江月》，这首词颇具韵味。其以独特的笔触描绘诸多情境，在词坛也占有一席之地，展现了司马光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别样风采呢。
真没想到，司马光写词那般婉约蕴藉，可在政治方面却极为顽固，听不进劝。苏轼指出新法有可取之处应保留，司马光全然不理，气得苏轼回家直骂“司马牛”呢。
在江宁，病榻上的王安石听闻免役法被废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他满心悲叹，这新法可是自己和先帝耗费整整两年心血才推行开来的呀，怎就如此被废了呢？
那平岸之上，小桥被千嶂环抱，一湾柔蓝的水萦绕着花草。几间茅屋，窗户透着窈窕之姿。这儿纤尘难至，仿佛时时都有春风前来清扫，一片清幽静谧呀。
午睡醒来听到鸟儿啼鸣，侧卧似在听那清晨鸡鸣。猛然想起故交如今都已老去。贪恋美梦，竟恍惚忘却了那追名逐利之路呀。
王安石所写的《渔家傲》呀，这是一首有着独特韵味的作品呢，它展现出别样的情境与情感，在诗词的世界里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芒，值得细细品味哟。
王安石退隐好些年啦，都修炼得极为平和，填词时心境那叫一个淡然。但即便如此，最后还是被司马光那股子顽固劲儿给气得不轻呢。
没过多久，王安石便在悲愤交加中离世。司马光于给吕公著的信函里提及：“介甫（王安石的字）其文章、节义方面超于常人之处颇多，只是生性不通达事理……朝廷理当给予优厚礼遇。”
在王安石病逝过去五个月之时，司马光也离世而去了。这两位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离世时间相隔如此之近，着实令人感慨。
【05】
在王安石与司马光离世三年后的元祐四年（1089），朝廷再度出现文字狱，即“车盖亭诗案”。此距苏轼“乌台诗案”恰好10年，不过这次是旧党对新党进行构陷，情况反过来了。
高太后临朝后，变法派领袖蔡确遭贬离朝。他郁闷中游览安州车盖亭并写绝句抒情，哪料旧党言官借机曲解诗意，上奏说诗影射高太后如武则天，进而炮制出“车盖亭诗案”。
高太后让蔡确自我申辩，可压根不接纳他的辩词，还固执地认定朝中存在蔡确一党，进而把打击范围延伸到了整个变法群体。
那种毫无根据的极端行径，遭到旧党部分人士反对。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警示，莫因文字表意模糊之错就严惩大臣，文字狱可不能开。尝过“乌台诗案”苦果的苏轼也主张从轻处置，莫株连无辜。
面对那些理智的别样看法，高太后压根儿不听，反倒十分恼怒，她居然在朝会上埋怨道：“蔡确的事儿都没人过问了呀？要是司马光仍健在，肯定不会如此行事。”
到头来，高太后凭借自身所握有的权力，炮制出了北宋自开国起，打击范围最为宽泛、打击强度堪称最大的那起文字狱案件呀。
蔡确径直被发配到新州（今广东云浮新兴县）安置。那时，对朝臣而言，贬逐至岭南近乎判死刑般的重罚。旧党里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等为蔡确说情，称不宜害其性命，可高太后却讲：“山能移，此州动不得。”
退朝之后，范纯仁跟吕大防讲：“这路荒僻难行都七八十年啦，咋还去走呢，咱恐怕也躲不过呀。”果不其然，之后应验了。此前宋朝被贬岭南的官员就寇准、丁谓，距那时七八十年了，蔡确被贬后，更多官员遭贬过岭，朝堂斗争愈发残酷。
蔡确在岭南离世。而吕惠卿、章惇、安焘、曾布等新党核心人物，皆被“榜之朝堂”，此后他们的仕途一蹶不振，陷入了沉沦之境。
那残酷岁月里，苏轼与门生、故友有了片刻安宁。汴京有宋英宗驸马王诜的西园，苏轼、苏辙等一帮人常在此以诗词唱和，还得了个“西园雅集”的名号呢。
苏轼身旁，汇聚着彼时诸多知名才子，像被称作苏门四学士、六君子之类的。这些人皆精于词章创作，虽官职不高，可在文化领域成果颇丰，正是他们让宋词得以蓬勃发展、异彩纷呈。
当宋哲宗开启亲政之路，新党再度得势掌权后，此前那一段悠闲自在的时光便一下子画上了句号，就此戛然而止啦。
【06】
元祐年间那场激烈权力争斗里，大伙都没把一个人当回事儿，这人便是宋哲宗赵煦呀，要知道，在大宋，他可才是名义上的最高掌权者呢。
高太后掌权长达9年，在这期间，宋哲宗从10岁孩童渐渐长成19岁的青年。可即便如此，军国要事依旧是高太后与数位大臣说了算，身为皇帝的宋哲宗压根没什么发言权。
朝中大臣全没在意宋哲宗年龄渐长，总觉得皇帝尚幼，让其凡事听高太后的。朝堂上，御座与太后座相对，按礼大臣该对哲宗奏事，可他们却背向哲宗面对太后。哲宗亲政后忆及当年场景，称自己小，只能看到朝臣腰臀。
有时，高太后会问宋哲宗，为啥老是沉默着，不讲讲自己的想法呀？宋哲宗回应道：“娘娘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我还有啥可说的呢？”
曾有一回，高太后让人把宋哲宗用了许久的旧桌子抬走换新的，可没多久宋哲宗就派人把那旧桌子又搬了回来，这让高太后很是疑惑，只听宋哲宗说道：“此乃先帝用过之物。”
高太后猛地一惊，此刻方才发觉，原来在那年轻皇帝的心里，自己已然种下了怨恨的种子呀。
1093年秋天的时候，高太后因病离世了，那时她已62岁。而这之后，宋哲宗终于得以开启亲政之路，且其亲政带着一种反扑式的态势呢。
高太后摄政时启用的人、定下的政策，他全不认可，全都反着搞。章惇、蔡卞等变法派头目被他召回朝堂，保守派官员却接连被贬往岭南。朝廷党争不停，权势发生转移，新的轮回再度开启。
往昔高太后所倚重的那些已故老臣，全都陆续遭到追贬，恩封也被剥夺。宋哲宗甚至曾想挖掘司马光等人的坟墓呢，好在经朝臣苦苦劝谏，这才就此作罢。
绍圣元年（1094），58岁的苏轼遭贬来到惠州。差不多同一时候，秦观被外放到杭州做通判，黄庭坚也被贬去黔州（今重庆彭水）。没过多久，这几位就都被贬到岭南去了。
新党掌权之后，着手审查黄庭坚所修撰的《神宗实录》。从中挑出千余条其认为有毛病的记载，称黄庭坚千余次诽谤宋神宗。经黄庭坚申辩，最终史官判定该实录有32处表述有问题。
贬谪诏书下达那刻，旁人都哭了，可黄庭坚像个没事人，躺下就呼呼大睡，鼾声震天。睡醒后，脸上竟还带着喜色。众人纳闷，这大叔莫不是吓傻了？便好心告知：“黔州那可是蛮荒之地，人烟稀少，被贬去的大多水土不服，非病即亡呢。”
黄庭坚回应道，在这广袤四海当中，人人皆可视为兄弟呀。人生就如同一场虚幻的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了无踪迹可寻呐。
没过多久，黄庭坚就被进一步贬到更远的戎州（即现今四川宜宾）。在那，他给所住的破旧之地取名“任运堂”，寓意人生如海浪起伏，任好运歹运自来。他或许依旧喝着小酒，写着诗词，洒脱依旧。
晓寒生于黄菊枝头，人生哪能让酒杯空干呀。风前横着笛子斜吹着雨，醉意中簪上花，还把帽子都戴倒了呢，这般情境倒也洒脱自在。
身体尚健时，那就多吃些美食吧。伴着舞裙飘飘，歌板声声，尽享这清欢时刻。看那黄花与白发相互映衬，就由着世俗之人投来冷冷目光又何妨。
——黄庭坚所作的《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此为一首词的出处标注呀，表明它是黄庭坚应和眉山隐客史应之且当场作答而创作出来的呢。
黄庭坚照旧我行我素，潇洒吃喝，把世情看透，仿若其师苏轼一般。于这般洒脱文字跟前，彼时的党争倒成了无谓背景，愈发衬出宋词那超强的感染力。
1100年正月，24岁的宋哲宗离世且无子嗣。皇位继承人之事让新党章惇与曾布闹僵。宋徽宗登基后，旧党官僚暂被放还。同年，悲观的秦观北返途中亡故，次年，豁达的苏轼于常州离世。
只有黄庭坚仍在持续经受着这世间的种种苦难。他宛如在风雨中独自前行之人，默默承载着生活给予的所有艰辛，没有丝毫退缩之意。
【07】
自宋神宗那时候起的新旧党争到尾声阶段，由新党出身的蔡京在宋徽宗时拜相后弄出个“元祐党人碑”，想把旧党影响全抹黑抹掉。像司马光、苏轼等去世之人，还有黄庭坚等在世者都被列“奸党”，黄庭坚就此迎来最后一贬。
他遭贬至宜州（现广西河池一带）。于宜州当地，瞧见梅花开得极为繁盛，由此他挥笔写下了其一生中堪称极为出色的词作之一：
远方竟传江南讯，梅绽晓春临。夜深风缓嗅香晚，哪料清晨已满、朝南枝。
佳人对镜弄粉，那娇俏模样连花儿都应生妒，仿若雪花飘至眉心而停住。往昔于此情境，愿酒满杯深，可如今离乡十载，年少之心早已在岁月里消磨殆尽呀。
《虞美人·宜州见梅作》乃黄庭坚所作呀，这首词有着独特韵味呢，展现出特定情境下的种种情思，在诗词的长河里也算是别具一格的存在啦。
人这一生能有几个十年呀？即便命运让其四处漂泊、历经坎坷，可他依旧能把心中最深沉的那份感慨，毫无保留地献给那些最为美好的事物呢。
在宜州待的最后那段时光，他无奈搬到了一座废弃的戍楼（也就是军事瞭望楼）去住。那儿冬凉夏热，旁边就是屠宰场，吵闹得很。可他呢，读书写文，倒也乐在其中，还为这地儿取了个挺文雅的名儿——喧寂斋。
一直陪黄庭坚走到最后的范寥后来讲起，曾有个大热天，烈日烤了许久后突降倾盆大雨。黄庭坚兴奋极了，如孩童般坐在椅上伸脚出去淋雨，还扭头对范寥讲：“我这辈子都没这般畅快过！”
在崇宁四年（1105年）的时候呀，黄庭坚于宜州离开了人世，终年刚好60岁呢，这位人物的离去，也在当时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一抹别样印记。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他心里已然有了预感。某一日，他强撑着从那潮湿的床榻上起身，决定要为朋友书写那本他最为钟爱的《后汉书·范滂传》。
东汉名士范滂，清正刚直，却因党锢之祸被逮。地方官不忍抓他欲同逃，范滂拒之，称若己死能止祸便是好事。临刑时，其母携子来，范滂含泪对儿感慨，这番话让围观群众皆落泪。
当写到此处时，黄庭坚似是真切听到了范滂那满含义愤与叹息的声音，手中毛笔竟“嚯”地折断。友人赶忙拿来新笔递给他，黄庭坚便借此将心中所想，一股脑儿全写进了《范滂传》里。
刚写完没多长时间，黄庭坚便与世长辞了。
春日去了哪儿呀？四处悄寂，不见它的踪迹。要是有人晓得春天去了哪里，定要将它唤回，好与它一同居住呢。
春日踪迹难寻呀，谁能知晓它去了哪儿呢？恐怕只能去问问那黄鹂鸟啦。可它啼叫百转，也没人能懂啥意思，就趁着风势飞过那蔷薇花丛去咯。
薛砺若在《宋词通论》里对黄庭坚这阕词给出评价，称在两宋所有作家当中，都难寻如此隽美之作。北宋大变革之际，诸多政争缠斗，却都敌不过一阕好词穿越时光的那种力量呀。
也许，这便是针对那个耗尽人心的政治时期，所发出的最后的诘问吧。
春日究竟去往了哪里呀？四处寻觅，却只见一片寂静，根本寻不见它离去的路径呢，仿佛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