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的秋天，地点是河南开封这座古老的城市。彼时的它，想必有着独特的风貌，见证着那个时代的诸多故事呢。
听说江洋大盗胡广得和镇平盗魁胡体安（也写作“胡体洝”）即将被押赴刑场开刀问斩，老百姓们老早就把那刑场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啦。
没过多久，只见两名官差押解着一个被捆得严严实实的人犯来到了刑台之上。
瞧，那被押着的人犯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身形单薄瘦弱，背后还插着写有“盗匪胡体安”的斩标呢。当众人都在为这少年的堕落而惋惜之际，他却猛地大喊冤枉，怎么也不肯让刽子手摁下脑袋行刑。
在那时的刑律规定下，犯人于执行死刑前是有最后救济契机的。只要不是谋反、大逆这类极严重犯罪，不管何时犯人临刑喊冤，相应案件都得发回重新审理。
在众人注视之下，监斩官陆惺哪敢私自做主呀，只能赶忙下令先暂停行刑，随后把现场状况还有卷宗记录全都交给河南巡抚，让巡抚来拿主意做决断呢。
在“刺马案”发生时担任上海道台的涂宗瀛，后来成为了时任河南巡抚。他在这两个不同的重要任职岗位上，有着别样的经历与职责。
涂宗瀛瞬间就联想到那轰动天下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四年前（1877）重审得以平反，当时涉案官员全被朝廷革职处理。此刻，要是临刑喊冤的犯人真有冤屈，可绝不能当儿戏呀。
就这样，涂宗瀛决定先将行刑之事暂缓下来，随后拟好公文向上呈递，在文中详细道出自己心中存有的疑虑，恳请刑部按照预定安排，启动复审的相关程序。
就这样，晚清时期那桩声名远扬的冤案——河南王树汶呼冤案，渐渐清晰地呈现在众人眼前，其来龙去脉也随之开始被人们所知晓。
【01】
胡广得这伙盗犯的斩刑是在省城开封施行的，如此一来，按照惯例，该案的重审事宜便落到了开封知府唐咸仰身上啦。
广西的唐咸仰，于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后到河南为官。在豫多年，剿匪颇有成效。凭多年办案经验，他发觉刑台候斩的“胡体安”太年轻，镇平盗匪多老手，少年称“盗魁”，实在离谱。
唐咸仰着手重审相关案件之后，那名少年犯便开始讲起自己所遭受的冤屈情况，试图让真相得以呈现。
原来，那少年罪犯是河南南阳府邓州东乡大汪营的王树汶，其父王季福，全家务农。少年会从王树汶变成“胡体安”，皆因镇平知县马翥对其屈打成招造成的。
王树汶讲，在案发的两年前，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十月二十五日那一天，他因偷家里钱被父亲发现，挨了狠揍，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路上碰到胡广得与小弟范猪娃，那时他不知这二人是江洋大盗，只觉投缘，毕竟都穷苦出身。
胡广得这人特仗义，瞅见王树汶没地儿去，就说拉他一起干，合伙搞钱呗。还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自己还有口气在，就绝不让这小兄弟饿着肚子。
瞧着胡广得那副信誓旦旦的模样，没啥社会经验的王树汶便当了真，一口应了下来。接着，他就跟着胡广得、范猪娃一伙人来到了王河庙那一片儿。
那会儿在王河庙周边，已然聚起了百来号盗匪，为首的是胡体安。这些人皆是前一晚接到胡广得所留江湖暗号才赶来集合的。王树汶压根不认得他们，也不晓得胡广得跟他们究竟有啥谋划。
在范猪娃的引领下，王树汶没过多久就顺利融入到了这支盗匪团伙当中啦。
按照胡广得的吩咐，王树汶还有两名素不相识的少年来到预定之处后，便留了下来帮盗匪看守衣服，而那些盗匪则换好夜行服，去干盗窃的勾当。
在另一边呢，可能是闹出的动静太大啦。胡广得、胡体安他们正召集大部队的时候，王河庙寨的寨长赵荣溃就已经得到消息啦，晓得有一帮歹徒要进村抢劫呢。他很怕惹出麻烦，就悄悄派地保郑宽长去县里报告了。
镇平县知县马翥是同治十年的山东进士。通常进士授官得经吏部诠选考试再分配，可他考中那年特殊，河南多官员空缺，他殿试后就获“榜下即用”机会，被掣签分到河南任职。
清代时，州县地方官有稽查盗贼职责，疏忽了轻者罚俸重者降级。马翥在镇平任内遇百人抢劫大案，属玩忽职守应严处。清律规定，盗案若超四限未缉获元凶，地方主官一律开缺撤职，不管之前多努力。
再者，这般规模大的盗窃案百姓都看得真切且受害颇深，办得咋样会关乎官途声誉，对刚起步的七品官马翥来说，加分细节很关键。所以接到王河庙报告，他不顾信息真假，忙让家丁带衙差会同绿营兵去缉凶。
哪能想到呀，胡广得那伙盗匪在王河庙不过是做做样子、虚晃一招罢了，他们实际打算去劫掠的地儿，是在五十里外的张楼寨村，要对那儿的富户张肯堂下手呢。
当马翥带着他的一干人等历经长途跋涉，匆匆赶往王河庙的时候，胡广得早就领着王树汶等人声势浩大地朝着张楼寨村进发而去了。
【02】
在光绪五年（1879）十月二十七日的夜里，胡广得、胡体安带着他们手下一百多名盗匪，强行砸开了张楼寨村富户张肯堂家的大门呀。
后来呈到刑部的卷宗里记着，那次张肯堂一家遭了大难，家人因“守财”被胡广得一帮打伤、打死好几个。而且张肯堂家底厚，胡广得、胡体安等百多人进宅后，为争宝贝，他俩还内讧大打出手呢。
一直等到天亮，马翥派出去的衙役还有绿营兵这才慢悠悠地赶来。在那大雾笼罩的情况下，镇平县的衙役与兵丁总算瞧见了胡广得狼狈逃窜的样子。
参与抓捕的衙役吴全交代，那时胡广得身后跟着俩“小孩”，有个背褡裢装水烟袋和数百零钱的，是被认作“胡体安”的王树汶。抓捕时，胡广得与另一小孩拒捕受伤，后知那拒捕少年是范猪娃。
眼见主犯还有从犯都已经被抓获，马翥家的家丁赵钰便要把胡广得等人押送回县衙，交给镇平县的总役刘学汰负责看守羁押，只等马知县升堂审理此案啦。
王树汶的倒霉日子，就这般暗暗地来临了。那原本平静的生活，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搅动，厄运如同阴霾，悄无声息地将他笼罩起来。
在胡广落网的第二天，参与洗劫张肯堂一家的胡体安、樊得强以及吕小黑这三名盗匪，于距张楼寨不远的杨庄，被刘学汰的兄长刘全汰设下埋伏给擒拿住了。
胡体安逃跑时没来得及分赃，落网时带着大量赃款。刘全汰见钱眼开，和他私下交易，让其拿钱换自由。接着，胡体安通过刘全汰，引押解队伍去侯家集，还让侯姓染匠备厚礼迎接县衙众人。
完成这桩交易后，刘全汰一伙拿到了大量的赃款和财物，至于胡体安呢，就此恢复自由身，随后便远远地离开，消失得无影无踪啦。
然而，这起交易可不是毫无破绽。刘全汰一回县衙，就得知同僚在别处抓住了胡体安的手下王牢夭与程孤堆。如此一来，随着这两名盗匪落网，刘全汰私吞胡体安赃物露馅的风险可就增加啦。
刘全汰怕夜长梦多，当下就分给弟弟刘学汰一些赃物，还叫他联合衙役吴全、乔四等人，去教唆王树汶承认自己是胡体安。这样一来，等案子一了结，所有人都能捞到好处。
王树汶原本心里挺担心的，结果刘学汰兄弟俩把他给哄骗住了。说只有他去冒认“胡体安”这身份，知县才会不再追究他。毫无社会阅历的王树汶信以为真，在马翥提堂时就当庭说自己是胡体安了。
当晓得堂下跪着的少年正是前几日把自己耍得晕头转向的大盗胡体安时，正火冒三丈的马翥当即吩咐人把“胡体安”给吊起来，狠狠打了一千小板子，好出出心里这口恶气。
王树汶遭毒打后吓得够呛。待马翥二次讯问，他改说姓“王”，可这前后变化被马翥视作恶意狡辩。马翥怒了，让人用火烧戳其脊背，王树汶受不了，又认姓胡，最后就被硬生生逼成了“胡体安”。
依照王树汶所供内容，马翥弄出了一份写明“胡体安”乃镇平盗首的切结书，还打算将其斩立决，随后把相关情况详细上报给了上司。
依照清制，死刑案需经县、府、臬司、巡抚或总督四级核查，再报朝廷获批方可执行。可“王树汶案”进展奇快，从马翥判决到涂宗瀛交刑部初审裁决，仅月余，对比“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地方审转俩多月，足见河南官员审转程序中的形式主义之盛。
一到朝廷，刑部好似全然看不见真相一般，就照着涂宗瀛的裁决文书，依着既定程序给出了最高司法复核看法——“强盗得财，按律当斩立决”，如此一来，王树汶便陷入必死之境了。
【03】
在王树汶临刑喊冤过后，其复审所给出的口供，可让从河南巡抚涂宗瀛起，一直到开封知府唐咸仰止的一众官员，都不禁为此暗暗捏了一把汗呀。
照着这份新口供，涂宗瀛把复审材料递交给了刑部，刑部随即给出清晰指示：“此案件疑点不少，需将胡体安喊冤当作发现问题的根源，且胡体安有无冤情，关键在于其是否就是王树汶。”
刑部明显是想让王树汶跟他父亲王季福相认呀。只要能证实大汪营的王季福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就是王树汶的亲爹，那王树汶是“胡体安”的审讯结果自然就站不住脚啦。
涂宗瀛对刑部的办案新思路领会得很透彻，当下便吩咐邓州知州朱光第动身前往东乡大汪营，去寻觅王季福其人。
不过呢，这事儿居然又有了新变化，呈现出反复的态势啦。之前的情况仿佛又回来了一些，着实让人有些意外呀。
朱光第刚出发没多久，涂宗瀛便收到朝廷调令，要去出任湖南巡抚啦，来接替他职位的是原东河总督李鹤年。李鹤年以前治河时做过河南巡抚，和河南诸多官员关系不错，而且和初审“王树汶案”的前南阳知府任恺还是亲戚呢。
李鹤年心里清楚，要是“王树汶案”被定性成冤案，之前在他手底下做事的那些官员，像亲戚任恺等，都会被朝廷罢官为民。如此一来，河南官场会不安稳，官府公信力受挫，他那好官名声也得毁了。
李鹤年觉得，就算王树汶和胡体安并非同一人，可在抢劫张肯堂时，他也间接参与了盗匪犯罪活动，帮胡广得看守衣物。依大清律，“强盗得财，不论首从，一律处斩”。
李鹤年提出的新论调，为那些涉及“王树汶案”的河南官员提供了可回旋的余地，让他们有了一定的转圜空间。
曾经，前南阳知府任恺冒用“上官”之名，写信勒令正在找寻王季福的朱光第，不许带其归案。可朱光第和任恺没直属上下级关系，且他正直善良，任恺恫吓没拦住他，还加快了王树汶父子相认进程。
最后，靠着朱光第护送，王季福和王树汶这对父子得以相认，与此同时，“王树汶案”也经官方判定，被确认为是一起冤案。
按常理来讲，这案子到此应已明晰，后续只需照着刑部重审的思路去做，便能尽快审结，还蒙冤者一个清白。可实际上，此案背后的争斗才刚刚拉开帷幕呢。
李鹤年一门心思要保住自己的政声名望。他心里明白，如今想推翻刑部的说法压根没戏。既然“王树汶案”复审势在必行，那让复审结果跟初审结论一样，这不就把问题轻松解决啦？
那该咋操作呢？挺容易的，就是“弥缝补苴”呗。李鹤年先让河南官员对“王树汶案”笔录、证据查漏补缺。像趁唐咸仰升职，让王兆兰把“光绪五年”出走改“光绪四年”，还让王兆兰等改王树汶名，捏造其为胡广得义子证言。
显然，就这般操作而言，要想把王树汶彻底塑造成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那可实在是太难做到啦。
别慌，李鹤年自有办法。史料显示，为让刑部坚信王树汶劣迹斑斑，他派丁彦廷等复审官，在堂讯时“编出”王树汶“偷羊逃出”情节，还诱导地保“捏供”，后又让郑子侨教唆下属歪曲初审情况。
等所有证据都准备得妥妥当当、毫无疏漏了，李鹤年这才安排当地官员去行动，让他们去“劝事主张肯堂承认收受了赃物”，好让证人的证词能和客观存在的物证对上号呀。
然而，在这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极为要命的破绽，即真正的胡体安依然在世呢。
为把“王树汶案”弄成铁案，李鹤年径直吩咐南阳府下辖十三厅县的官员，让他们销毁所有有关胡体安的官方记载。如此一来，胡体安这人就彻底没了踪迹，刑部之前指认马翥让王树汶冒认胡体安之事，也没法查证了。
【04】
“王树汶案”的真相难道就真的没法大白于天下吗？
得相信河南存在着正直的官员呀。河南那么大，人那么多，肯定不乏秉持公正、刚正不阿的为官者，可不能因为个别现象就全盘否定呀。
河南官场有个举人出身的知县张亨嘉，曾复审“王树汶案”，因与李鹤年意见不同，“被请假”回福建。1883年春中进士入翰林院，在京时他惦记那起冤案，经其宣传，京中言官御史了解了案子内情与黑幕。
那会儿，二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为压制恭亲王奕䜣领衔的宗室实权派，力推恢复九卿科道给事中风闻奏事旧例。翰林院、都察院言官借此批评朝政等。晚清朝廷有了“清流党”，时人以青牛喻之，各有指代。
从张亨嘉给出的消息来看，出身“清流党”的监察御史陈启泰最先向朝廷递上奏折，弹劾李鹤年以及河南诸多官员。在审“王树汶案”时，他们避重就轻，还“串令犯人认从，不承就拟监毙灭口”等。
消息传开后，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慈禧太后旋即作出指示：“人命之事，至关重大。命李鹤年即刻将此案件秉持公正审讯了结，定要形成确凿可信之判，切不可稍有偏袒徇私之举。”
李鹤年接到谕旨哪敢违抗呀，不过他可有“捂盖子”的高招。先是把复审王树汶的“大致情况”报给朝廷，接着又请朝廷选派熟知河南政务的大员当钦差，来核查整个办案流程。
在那时的中原地区，除河南本省行政官员熟悉本地政务外，负责治理黄河的河道官员也和河南政务联系颇多。依李鹤年奏请，慈禧太后让东河总督梅启照当钦差大臣，带人员去开封，和李鹤年三审该案，要求查明实情上报。
清末同、光十八名臣之一的梅启照，向来办事严谨认真。慈禧让他钦差三审“王树汶案”，可他手下多是李鹤年故旧，他又古板崇“义理”，觉王树汶虽未实质犯罪，但也算“畏祸纵盗”，便支持判其死刑。
【05】
反复审理后，王树汶仍被判死刑，这结果言官不接受，慈禧太后也疑有猫腻。梅启照、李鹤年等人奏折进京，她便以光绪名义下旨，令李鹤年将人证、卷宗速解京交刑部彻查，务要真相大白，不许有冤屈。
“王树汶案”都从地方转到中央去了，按常理李鹤年该没法再掺和啦。但王树汶还在河南呢，只要李鹤年铁了心不放人，那就算天王老子现身，也没辙呀。
李鹤年难道真有胆子违抗圣旨，不依诏令行事吗？
他胆子可真够大的呀，啥都敢去做，完全没在怕的，就这份胆量，一般人还真比不了，可太让人惊讶了，真的是相当敢呐。
光绪的圣旨一下来，李鹤年压根没当回事儿，就跟耳边风似的不理不睬。刑部多次催促他把王树汶那伙涉案人员送到北京，他却向朝廷跪奏说，正犯等还在省里，其他人证情况复杂，反正人证物证不全，没法照办。
刑部哪肯示弱呀，面对李鹤年的推诿敷衍，想出了“两步走”办法呢。一是向慈禧和光绪帝请旨，让曾审此案的相关知县、知府等进京当面对质；二是再请帝后恩准刑部全权处理“王树汶案”，不许地方干涉。
慈禧太后旋即全部应允，还责令河南的官员要尽快将涉案人员交付出来，不得延误，一切需按要求速速办妥。
至此，李鹤年连同河南众官员和“王树汶案”的关联被全然切断。可李鹤年仍妄图最后挣扎一番，他既请说客去拉拢时任刑部尚书潘祖荫，又向朝廷呈奏章，称案涉面广，解送人证等需分批，望获批。
显然，谈到最后期限的事儿，李鹤年还是说得含含糊糊，拼了命地想要往后拖时间，一点都不干脆利落，让人干着急。
起初，刑部是强烈反对的。随着李鹤年展开游说，刑部尚书潘祖荫对“王树汶案”的正义感与耐心渐渐没了，还指示负责重审的员外郎赵舒翘维护河南判决并销毁卷宗，结果遭到赵舒翘严正反对。
赵舒翘身为潘祖荫的下属与门生，品性刚正且精通律学。晚清司法依惯例行事，刑部厘定例案、释疑义常找他出法律解释文书。下属兼门生的赵舒翘有所抗议，这让潘祖荫犯难，局面僵持住了。
就这样，“王树汶案”的调查在刑部陷入了停滞状态，进展颇为艰难，迟迟未能有效推进，仿佛被困在了原地一般，难以继续深入下去。
然而，人终究难以算过天。就在潘、赵僵持之时，从潘祖荫位于江苏的老家传来了他父亲离世的噩耗。按照惯例，潘祖荫得丁忧三年，其职务便由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暂代署理。
“王树汶案”看上去好像迎来了得以平反昭雪的一线希望之光，仿佛此前的冤屈即将被洗刷干净，案件有望迎来公正且清晰的判定走向。
【06】
一直到了此时此刻，李鹤年心里仍旧抱有一丝幻想，就是不肯彻底死心，仿佛还在期待着会有什么转机出现似的。
他向朝廷奏报，以往判定强盗首从犯或有无罪责时，没单凭“看守衣物”定是否犯罪的前例。若刑部因“王树汶只看衣物未盗”定其无罪，就违背大清律法公正。应把其“看守衣物”情节并入“把风、接赃”范围，依河南三审判决，否则难结案。
李鹤年对刑部指手画脚让其“做事”，这可把刑部官员气得够呛。既然你指责刑部不懂天下刑名，那刑部哪能不拿你李鹤年玩忽职守、无视朝廷这事来说道说道呢？
就这样，刑部觉得李鹤年在河南治理多年，可盗匪依旧频繁出没。其处理盗案时胡乱援引律文，妄图混淆视听以实现自己的盘算，所以向朝廷弹劾他，称其眼中既无君主，也无法律制度。
就这么着，原本简简单单的一起强盗冒认案子，一下子就被拔高到关乎中央集权、呈现出君弱臣强态势的那种政治高度啦。
光绪九年（1883）秋，在慈禧太后插手干预的情况下，王树汶总算盼来了刑部的最后判决：“鉴于王树汶未参与上盗之事，从轻判处徒刑三年，且已奉旨依议。”
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此案唯一幸存的盗匪胡体安一直没被抓到。关于其行踪，仅在野史中有记载，据说案结后他“贼喊捉贼”，跑到河南新野县隐姓埋名做了捕快。
同一时间，河南官场开启了一场“注定”的大整顿。主要责任人李鹤年、梅启照等分别受到充军、撤职等处罚。涂宗瀛、唐咸仰等因重审担责获朝廷恩免。后来唐咸仰再升河南按察使，忆及“王树汶案”似有感悟，史载其不敢轻忽人命了。
在“王树汶案”有了定论后，清流党首领张佩纶于总结大会上，公然夸赞言官同仁的“恤民思想”。可忆及他们为此案奔波时，他不禁忧心：“滋长大吏草菅人命之风，患尚浅；开疆臣藐视朝廷之端，患实深。”
一下子就说穿了关键所在呀。地方上的督抚公然挑战朝廷权威，这才是慈禧太后非要借着“王树汶案”来大力整顿官场的深层次缘由呢。不然，就王树汶这么个小老百姓，哪能把好些个封疆大吏给拉下马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