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战役与和平解放西藏

1949年9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与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这次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重要象征，天安门广场上群众汇聚，万众瞩目。邓小平作为新政府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时刻。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如何迅速稳固政权并彻底解决残余势力的威胁成为当务之急。

1949年10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新的任命落地不久，邓小平与刘伯承将军立即开始筹划向西南地区的军事进军。西南地区由于地形复杂、各省情况差异较大，国民党残余势力盘踞其中，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给解放西南带来了许多挑战。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参与了西南战役的战略决策，并负责政治工作，确保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分工明确，刘伯承负责前线指挥，邓小平则负责协调政治动员和政策宣传，确保部队所到之处，群众能够配合解放军的行动。邓小平提出，解放西南地区的关键在于“政治攻势与军事进攻并举”，他要求部队在打击敌军的同时，特别注意对当地百姓的政策宣传和保护，争取民心，打消群众的顾虑。这一方针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西南地区许多地方的群众主动配合解放军行动，甚至自发提供情报和物资支援。

在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各省的军事行动中，邓小平与刘伯承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略部署。他们根据敌军的布防特点，采用分区突破和分进合击的战术，逐步瓦解敌军的防线。比如在四川，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制定了针对川西残余敌军的包围行动，要求部队迅速切断敌军的后路，并以政治宣传瓦解敌军的士气。最终，川西的敌军迅速溃败，解放军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多个关键地区。

在西南战役的推进过程中，邓小平强调政策灵活性，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在与当地少数民族头领和代表的会谈中，邓小平提出了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主张，强调新中国的统一和稳定需要各民族的团结。

1950年初，西南大部分地区实现了解放。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还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全面负责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及社会秩序的重建工作。他主持召开了多次会议，部署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计划，并推动了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

改革开放的倡导者

1977年7月，邓小平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正式复出，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复出后，迅速投入到国家政策调整和重建的工作中。他强调务实，主张纠正“左”的错误，逐步恢复各项生产建设。在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键主张，推动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地。

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任何其他国家的模式。他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他的倡导下，会议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明确提出要通过改革开放逐步推动国家的发展。

邓小平在会议期间与各地领导人展开了多次讨论，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特别提出，单靠计划经济已经无法满足当时中国的需求，必须通过经济体制的调整引入活力。邓小平在发言中直言，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允许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逐步带动全国的经济复苏。他还提出要打开国门，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发展外贸，推动经济国际化进程。

这次会议上，许多代表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实施仍有疑虑，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和说服。他以实际数据和案例说明经济发展的滞后状况，强调如果继续僵化，不改革，国家将难以摆脱贫困和落后。

最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

接受国际媒体的深入采访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南海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的采访。这次采访长达四个小时，是邓小平首次如此详细地面对国际媒体，期间他与法拉奇就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展开了一场深入而直接的对话。法拉奇在国际媒体中以尖锐提问著称，此次她依旧直奔主题，向邓小平抛出了多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谈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时，法拉奇提出了一个让人关注的敏感问题：“毛主席的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没明确表示：“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进一步解释了这个决定，他强调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毛主席代表着中国人民心中重要的历史符号和集体记忆，不能轻易抹去。

法拉奇在采访之前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对邓小平的生平进行详细了解，她发现邓小平一生多次经历起伏，但他始终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于是，她带着困惑问道：“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的位置呢？”

听到这个问题，邓小平笑了起来，显然觉得有些意外，也有几分轻松。他随即回答道：“我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的工作。”邓小平接着解释，在他看来，工作的实质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能否真正推动事情的发展。他特别强调，为了破除干部终身制，他和许多老一辈领导人已经有意识地选择退居二线，把机会留给年轻人，让他们走上前台，承担起国家领导的责任。

法拉奇听完邓小平的回答后，愈发对眼前这位领导人产生了钦佩。她在采访中观察到，邓小平的话语中充满了务实精神，与她之前接触过的许多国家领导人不同。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政策创新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国家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出明确而深刻的阐述，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讲话中，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但必须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来应用。他指出，中国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证明照搬外国经验是行不通的，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

大会期间，许多代表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新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邓小平与多位代表进行交流，详细解释了这一提法的核心含义。他强调，所谓“有中国特色”，就是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既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也不能停滞在过去的教条之中。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必须坚持发展生产力，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主义才能稳固。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的政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家最高军事领导人。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各方面的建设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邓小平在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开始着手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要求军队提高战斗力，加强训练，同时强调军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适应国家发展的新形势。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非常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多次在军内讲话中强调，要培养一批年轻的、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员。他提出，干部队伍的更新换代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军队保持活力的重要保障。他鼓励老一辈领导干部主动退居二线，为年轻干部提供成长的机会。

到了1989年，邓小平主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将权力交给新一代领导人。在正式辞职前，邓小平与军队领导人进行了多次谈话，要求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党的领导，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确保军队始终保持高度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参考资料：[1]田克勤,赵业程.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贡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3):4-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