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满足的不仅是老百姓的生活需要，更是国家运转的需要。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农业税作为一个古老的税种，从公元前594年就已经开始征收，直到2000年我国开始试点取消农业税，农业税在我国存在了2600多年。在这2600多年里，农业税都是历朝历代重要的收入来源。哪怕是在新中国，农业税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税种，1950年，我国农业税收入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41%。
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等种种因素，导致农业税以及各种附加费用、各种名目的其他收费越来越多，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最终引发了农民的不满。
1999年，江西爆发了“丰城事件”，当地数万名农民包围、冲击了乡政府，后来事态失控，导致当地乡长、派出所所长殉职。
在此事后，国家对于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更加重视，2000年，从江西试点取消农业税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拉开了大幕。
· 给国家交“公粮”
农业税，一个绵延了2600多年的税种，古老到似乎每个人都已经对此“习惯”了。当然，新中国征收农业税也有着自己的“无奈”。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群狼环伺、百废待兴，工业底子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为了加快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国家，我国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实行“以农补工”的政策，也就是通过提取“农业剩余”来支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1958年通过的《农业税条例》显示，全国农业税的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
但那个时候，农民负担还不算重，刚刚翻身当家做主人的中国农民也愿意支持国家发展，尤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由于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改善，农民“交公粮”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交公粮”，就是农业税的“民间说法”，有相关人员表示，在改革开放以后，到了“交公粮”的时间，很多农民都是半夜就来排队等着交公粮，农民们觉得，国家给了你土地，你当然要为国家出力。
但进入90年代之后，“交公粮”的矛盾开始增加了，总的来说，有些农民因家庭困难而不想交公粮，有些农民又对不合理的附加税费不满而不愿意交公粮，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收缴农业税，还强制扣押农民的猪、羊等财产，更加激化了矛盾。
其实，那个时候国家已经发现了农民税负负担较重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曾三令五申要求各地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还是不断巧立名目，从农民身上收钱，最终酿成了1999年的“丰城事件”。
· 农民的“奋起反抗”
资料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江西作为一个重点农业省，不管是区里、乡里还是镇里都普遍存在着赤字，这导致基层政权的运转存在困难。
为了缓和财政困境，当地地方政府想出了向农民要“创收”的办法，各种收费、摊派层出不穷。而且，因为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绩、个人利益和税费的收取挂钩，这就更导致领导干部会想方设法收缴更多税费上来，这既可以维持政府运转，又可以让自己“升官发财”，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一来，各种行政事业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罚款就应运而生，农民负担不断加重。
曾有农民表示本来“交公粮”的数目大约占到总收入的10%-15%，大家还能接受，可能一些不合理的附加费用导致他们要缴纳的税款越来越多：本来100元的农业税款，到缴纳时就变成了150元，多出来的50元就是不合理的附加费用，很多人都怀疑，这多出来的50元就是被领导干部贪污了。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该收的、不该收的费用都混在农业税里，导致农民的实际税负远超国家规定的上限，还有一些农民因为交不起农业税费而自杀。
1999年，江西丰城某乡有一位周姓农民，他对这种不合理的收费不满已久，又从电视上得知了国家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相关政策，于是就收集、整理了相关文件并广为散发，呼吁当地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
结果引发了乡政府的不满，于是周某就被带到了“学习班”里进行“学习”，但在两天后，周某居然在“学习班”里离奇死亡了。周某的家属觉得此事肯定与乡政府有关，于是就召集了50多人去乡政府“讨要说法”。
乡政府对于这些愤怒的农民仍然是不加以重视，不仅不作解释，还蛮横地驱散了他们，这更引发了当地农民的愤怒。
没多久，附近4个乡镇数万农民化身为“暴徒”，带着农具或者其他工具冲往该乡的乡政府，对乡政府进行了冲击。一些人表示，当地的乡长被愤怒的农民活埋了，还有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
当地公安部门得知此事后，急忙派人去处理，但愤怒的农民根本不理会乡派出所所长的调解，他们当场打死了派出所所长和一名民警，还继续讨要“说法”。
最终是乡党委书记侥幸逃脱跑到县城“报信”，省里才得知此事，并派出大批警力去平息事态，这就是所谓的“丰城事件”。
不过，关于“丰城事件”还有另外一种更为温和的说法。根据2001年第21期《改革内参》所刊登的文章《三个农民之子“下岗”后反思》所言，“丰城事件”实际上发生在2000年8月，当时，江西省委农工委《农村发展论坛》杂志社的常务副社长桂晓琦编辑了一本名叫《减轻农民负担手册》的小册子，里面汇编了诸多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在当地农村广为散发。
农民们看到这些文件之后，立刻去找干部们理论，问他们中央都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了，怎么自己的负担越来越重。当地干部根本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要么说册子里的内容是假的，要么就是躲起来不见人，愤怒的农民就砸了乡政府的玻璃、平了几个乡政府的房子。
根据这份资料显示，在“丰城事件”中，其实并没有人员伤亡，农民也并非是什么暴徒，只是想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桂晓琦还是因此被免职。
· 千年改革：取消农业税
“丰城事件”的两种说法相差很大，但其中的内核是一致的：农民对于不合理的税负不满已久，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导致农民不得不“奋起反抗”。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就算“乡长和乡派出所所长殉职”这一版本的“丰城事件”是经过了夸大和加工的，只要基层政府继续巧立名目、农民负担持续加重，这种恶性暴力事件迟早还是会爆发的。
不管怎么说，“丰城事件”最终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务院紧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并要求全国乡镇一级的党政两个机构正职必须全部参加。
在会上，国务院强调必须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农业税及附加费用的行为，此后，按照国务院工作安排，安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江西也成为了取消农业税试点的省份之一。
从这一刻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逐步取消，农民的负担也实实在在地开始减轻了。
2003年，全国各个省市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千年“皇粮”一朝免征，可以说是我们最为重大的改革之一。
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姓农民表示，在2004年前后，他们一年要交4000-5000元的农业税，占到净收入的30%左右，而取消农业税之后，他们的收入大大增加，第二年她就多承包了20亩土地，决定大干一场。
2006年1月1日起，《农业税条例》被废止，这意味着农业税在中国彻底取消，意味着中华文明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也意味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以农补工”转变为了“工业反哺农业”。
对于我国农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当然，更好的事情是，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国家还开始发放惠农补贴，农民种粮、育种，购买柴油化肥、农机用品都能够获得补贴。有农民说：国家不仅不再向我们要粮食了，反而还给我们钱让我们种粮食，历朝历代，谁有这么好的待遇？
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三项补贴”额度也越来越高，到2016年，农业三项补贴的总额已经接近1650亿元，比2015年提高了15%。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也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其实，不管“丰城事件”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起事件都给了我们足够的警示，让我们要更加注重保障农民的利益、保护我国的农业生产，这同样也是国家的根本。
参考资料：
农业税费：从征到无，再到补贴
【建党百年 · 学党史 （七十九）】取消农业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