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我在太原和日寇勾结的情况

不管阎锡山怎样观望，但还是以和日寇加紧勾结为主。

自所谓“汾阳协定”成立后,阎、日双方各有打算，双方互催对方早日履行条约,阎锡山是想早日得到武器、装备,先扩大实力;日本方面，东京催促“山西派遣军”早日抓紧对阎锡山进行“工作”，促阎锡山早日上钩。

于是,经苏体仁、梁上椿转达阎锡山，要他早在太原设立办事处,履行条款。这正合阎锡山的意思，便于10月间派我到太原去组织所谓办事处,加紧和日寇勾结,促进“汾阳协定”条款早日实现。

阎锡山电我速到克难坡。我见他后，他说:“咱们得赶快组织太原办事处,我想叫綖武(梁綖武,阎锡山的五妹夫)、宪南(曲宪南,阎锡山的亲戚)和你同去,另外,叫治安(王靖国)派靳谊也同去,其余人员由你选择,你看如何?”我点头应诺。

我知道阎锡山派梁綖武、曲宪南是对我监视,靳谊是代表王靖国和“铁军组织”，乐得有人分担责任,因此答应下来。

阎锡山又嘱咐我:“给人当代表就是给人做耳目,不是给人做灵魂。你这次去,关系很大,一言一行都照我的指示办,千万不要掺杂你的一点意见。一切都要和武宪南商议,千万不能独断。行为上也要十分注意，不要和不必要的人来往,免得惹人注意。千万不要胡嫖滥赌，叫人家(指日寇)小看咱。”

阎锡山左一个千万不要这,右一个千万不要那,我心里十分恼火，但奴才成性，又有什么办法，只好听从而已。

这次和我一起到太原的,有梁綖武、曲宪南、刘迪吉、白太冲、靳谊、续志仁、齐骏鸣、张永智(七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等人。

由孝义先到汾阳，由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是日方指定专和“汾阳办事处”联系的负责人)陪同,乘飞机到太原,先住在典膳所二号“茂川公馆”，后又移住新民街十二号(原阎部军长杜春沂抗战前住宅)。

由日寇太原特务机关派宫本和林龟喜两人招待,又派联络参谋山野专负联络责任(这个山野,在抗战前南佩兰在天津时期，就专门和南联系,专为日寇勾结阎锡山)。刘迪吉原来就带有一部电台，这时专归我使用，也设在新民街十二号。

这时,日寇“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是岩松义雄,参谋长仍是楠山秀吉。日寇指定楠山秀吉为代表,专和我联系、谈判。很少和岩松见面,只有时在东华门十九号日军司令部举行宴会时,岩松见了我作表面寒暄，应付过几次。他每次总要向我吹捧阎锡山几句，并表示:“希望阎阁下早回太原主持大计。”

和楠山秀吉在日军司令部举行“谈判”，双方都要求对方早日履行“汾阳协定”。

日寇方面主要要求:(1)阎军迅速让出小船窝渡口,使日军得能早日驻进;(2)阎锡山应早日脱离重庆政府，迅速通电独立;(3)阎锡山要早日进驻孝义,再一步进驻太原。

我则要求日方早日拨给兵员。武器、弹药，特别是早日拨款。

经过几次谈判,双方都是一再阐明自己的要求，期能达到各自的目的。

楠山总是说，“阎阁下不早日通电,一切都很难办理，日方是为了阎阁下,为了华北,才这样做的”等等。

我照阎锡山的嘱咐,再三以“在后方的兵工厂和高级人员眷属，必须全部迁回，阎才能发表通电。从后方向前移动，要同机逐步办理，以免被蒋介石察觉发生问题。因此需要日方给予时间，不能要求过急。同时,没有装备起力量来,就贸然发表通电,进驻孝义、太原,既对付不了蒋介石的牵制,更难对付八路军的进攻”等等为理由,要日方先装备力量。

这些均无结果。仅达成了阎方在太原、汾阳、临汾、运城等地设立办事处，和日寇交换军事情报(主要是八路军的情报)、交换物资的正式协议。

谈判期间,每日都和阎锡山有电报往来，一切言行都按阎电报指示照办。

最使阎锡山不满意的是日寇把“汾阳协定”中答应拨给阎锡山的两千七百万元,要以“国币”(汪精卫伪政权纸币)拨付，而阎锡山坚持要“联币”(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纸币)。

我一再交涉,楠山拿出“汾阳协定”叫我看,说:“这不明白写的是'国币吗?”

我据实电报阎锡山,阎电梁綖武说:“印甫办事马虎，常识不够,受了骗,上了当。”要梁多注意。

其实,日本人就连所谓“国币也不轻易放手,始终一元未给。阎锡山这个一向爱财如命的家伙却始终忘不掉这笔汉奸财。

阎锡山原来希望日方先拨给二十万壮丁，一面补充他原来军队的空额,一面再新成几个师、团。楠山先答应由阎锡山派人到山西各县招募，阎回电不同意。楠山说。“日本不能替阎先生抓兵。”最后决定由伪省长苏体仁下命令,要沦陷区各县代征,结果只是一纸具文，阎锡山没收到一个壮丁。

日寇曾邀我在太原参观过一次军械库,我和续志仁、齐骏鸣几个人一起去,看见这个军械库里只有大约一万支步枪,几百轻机枪。陪我们参观的日寇参谋人员说:“这些枪支都是给你们准备的,只要阎先生早早回来,枪还大大的有,可以陆续拨给你们。”

原来日本人邀我参观军械库,是想用这些武器诱惑我,希望我能促进阎锡山早日正式投降。岂知我看了这一堆破烂武器后,认为都是日寇掳获蒋、阎军的旧枪支。整修以后,虽能使用,但决不是阎锡山心目中所妄想的那种“日式武器”,而且数字也和阎的要求相差甚远，证实了我认为日本人是“诱降”的想法。我把这种情况和想法电报阎锡山,得到的“指示”仍然是“要努力多方设法，继续向日方多要求,务求先得到部分人、枪。”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寇“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调往南洋作战，遗缺以日本贵族出身的花谷正少将继任。这个花谷正更是时刻以战胜者自居,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和这家伙接头，那种凶气令人难忍。

花谷正一再表示:“阎锡山要想从日本军手里得到'汾阳协定’中规定的东西,必须先通电脱离重庆,才能办到。这时,我在太原已经住了三个多月，看到一切将无结果,又憎厌花谷正那种凶神恶煞样子,就想早离开太原,经阎锡山复电同意，决定先回克难坡向阎当面报告。

我正准备离开太原的前几天(日期记不确),侵华日寇头子冈村宁次认为事态发展太慢，专由南京飞太原亲自布置。

冈村宁次到太原的当日，日方即通知我去会见。

我由给我担任翻译的杨宗藩(苏体仁的女婿)陪同,到东华门十九号日军司令部见了冈村。他表示:“请你赶快告知阎先生,我们日本方面,是要和能代表中国人的人合作。阎先生是华北老将，我们考虑再三，最好和阎先生合作。阎先生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华北的第一个人物，华北人很拥护他,我们既决定和他合作,就一定支持他。我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我答应的事,绝不会有问题。我们既能把华北交给阎先生，就要让他有力量能维持华北治安。请阎先生放心,不要先斤斤计较一枪一炮。我们和阎先生合作,对阎先生有好处。阎先生留学日本时,我们就认识。现在时机对阎先生有利,请你转达我的意思,万勿失去机会。并请代向阎先生致意”等等。

我当时答应:“我不久就回晋西去,一定把你的意思转报。”

冈村显得很高兴，装得好像很“诚恳”

我立即把这一情况详细电告阎锡山，马上得到回电:“他不放心,咱可是诚意。应赶快履行'汾阳协定’条款，拨给人、枪。咱必须尽快武装起力量,才能拿起华北;没有力量,连山西也拿不起,那谈得上拿起华北。向他直接交涉,可能得到解决,努力为之。”

当晚,冈村宁次在东华门十九号举行宴会,邀我参加，一再表示“希望和阎先生真诚合作”,还送给阎锡山高级将校呢衣料一件，西服衣料几件，要我转给阎锡山。

冈村虽然极力对我表示“客气”和“诚意”,但我在太原三个多月的观察,知道日寇玩的是什么把戏。而且阎锡山的复电还和往常一样先要东西,冈村宁次则是希望阎锡山先投降,汉奸和“主子”的条件仍有差距,一时不会谈成。

我没有把和阎锡山往返电报的内容告诉冈村,仍然说“回晋西去一定把'贵方’意见详细转报,请放心”。

第二天,冈村宁次就匆匆飞走。我从苏体仁那里探知,冈村宁次这次到太原,确是专为早日促成“合作”,主要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调到南洋去较多,在华兵力不敷分配，急于想把阎锡山这个老汉奸完全控制在手中。

几天以后,我也离开太原，回到阎锡山在晋西的根据地——克难坡，所谓“太原办事处”由梁綖武、曲宪南负责。

我在太原住了三个多月,除了和日本人联系以外,从未和没关系的人来往,更不轻易到其它地方去。连住在太原的老岳母，也没看过一次。怕的是泄露出去遭人唾骂,更怕八路军地下人员探知情况。想洗个澡，也是在夜间坐上汽车到苏体仁家里去洗。有一次要看牙病,镶牙,也只好趁夜间秘密到日本牙医那里就诊。做这种见不得天日的事,只有象鬼一样地活动。做汉奸的滋味,我算尝到了。

我向阎锡山报告了一切详细情况，最后向他说:“我在太原住了这么长时间,日本人一点东西也不给咱,我看这是诱降，不是合作。”阎锡山也不加可否,也不表示态度,只微微点点头，叫我摸不清是什么意思。

八、 第二次到太原的经过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阎锡山不得不暂时采取观望态度，以决定其正式当汉奸的具体时间。

自从我由太原返回克难坡以来,他一方面仍和日寇积极交换物资,交换有关八路军的情报。另一方面通过徐永昌(当时是蒋介石的军令部长)、贾景德(铨叙部长)，向蒋介石讨价还价。这两人都带着蒋介石的“密旨”到过克难坡，和锡山密谈过多次,个中内幕别人虽不能详细知道,但阎锡山要他两人代向蒋介石为他要求补充兵员,增加粮饷,充实力量,我是知道的，当时,蒋介石确实也怕阎锡山先他一步，单独投日,不得不答应了部分条件。

这时,日寇方面正象苏体仁所说那样,从侵华部队中抽调大量力量到南洋去作战,急切要求在华北有个更有力的汉奸,替他们统治华北,防止真正抗日的八路军乘机反击,收复失地。因此，急于要阎锡山“就范”,威胁、利诱兼施，压迫阎锡山早日“上钩”。一面于1942年春季(大约是4月间)派梁上椿到克难坡,向阎锡山送“觉书”,促阎锡山早日表明对“汾阳协定”的态度;一面派飞机轰炸克难坡，并以较多的飞机轰炸阎锡山在黄河渡口小船窝附近修建的钢丝木板桥。二十几架飞机,三次投弹百余枚，只炸毁两股钢丝绳。

阎锡山则是一面向其部下大为宣扬,要准备进行“大保卫战”坚决保卫抗战根据地,以虚张声势;一面又要派我到太原去再和日寇商谈。他说:“綖武应付不了局面,你再去一次,看看情形究竟如何。”

为了能快点到达太原，我带上续志仁，从乡宁县骑马先到日寇占领的河津城,又坐飞机到太原,仍住新民街十三号“办事处”。

次日会见花谷正,他气势汹汹地说:“你来了,好!你能代表阎锡山吗?我看你代表不了他。阎锡山诡诈多端,把中国人骗遍了,还想骗我们日本人吗?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叫阎锡山亲自来吧,我们非和他亲自谈不可。”我又把阎锡山嘱咐的那套“从后方迁移工厂眷属需要时间;没有力量就前进会遭到八路军打击”的话，向花谷正说了一遍。花谷正完全不理睬这一套,坚持要和阎锡山亲自会谈,要我赶快回去转告阎锡山。

花谷正这当头一棒,打的我不知所以,一面急电阎锡山，一面向苏体仁探询究竟。据苏说:“日本人确实急迫想要和老总合作，还是要老总先表示态度。日本人决不肯先拿出东西来，他们实际也没有那么多东西,要求一下子拨付,恐有困难。”

我摸到一点底，加上花谷正那种态度,就不想在太原多呆下去,前后共住了一个礼拜,一切还是没有结果，只得又回到克难坡向阎锡山交代。

我向阎锡山报告了第二次去太原的经过,他听完以后说:“他们不要你当代表,你就回来好了。”接着又说:“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想叫咱脱离抗战,这可不能。你想,咱到太原去,什么也没有，他们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产党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可不能这么干。”对日寇要求和他见面一事没做任何表示。

九 、所谓“安平会议”经过

我第二次离开太原后,日寇见阎锡山对亲自会谈无甚表示,就继续通过苏体仁、梁上椿胁迫阎锡山,声言要用重兵进攻晋西。又经梁綖武、刘迪吉往返磋商,最后阎锡山同意了亲自出马和日寇会谈。但又考虑到自己不能去太原或汾阳,叫日本人到晋西来,又怕风声太大，不敢公开这样做。最后选定在山西省吉县南几十里的一个山村,举行会谈,日酋同意了这个地方。

这个村庄距阎、日双方防线各三十华里，原名现在记不起来了，“安平”是阎锡山临时起的名。原来阎锡山十分迷信,认为这次和日酋会面,很有危险,把这个村庄名“安平”,又在“吉县”境内,是个“吉庆平安”之兆。做贼心虚,可见一斑。

阎锡山为了欺骗他的部下,从克难坡到吉县城后,特意召集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扬言要进行“大保卫战”,还下达了“谁后退就军法从事”的命令。其实,他到吉县城来,是专门为了准备“安平会议”。这时,他在吉县城接待了秘密从太原到吉县的苏体仁、梁上椿,密商和日酋见面的事。

1942年5月6日，是臭名昭著的“安平会议”正式会期。这个村庄的居民,几天以前就被阎锡山派军队扬言要在这里“打大仗”，胁迫迁离。阎锡山又电令其“太原办事处”梁綖武和刘迪吉，要他们由太原携带准备好的上等酒席和招待日寇的一切用品，先一日运到安平村(由河津城到安平)。会场布置，则完全由日方面负责。

5月6日天还没亮，阎锡山率领我和王靖国、吴绍之(阎的秘书长)、杨贞吉(阎锡山的一个特务头子,敌工团总书记)、苏体仁梁上椿等人,由其警卫总队掩护,由吉县出发，前往安平村。出发前,指定我和苏体仁、梁上椿负责招待日酋，王靖国和杨贞吉负责警卫,吴绍之负责纪录。

到安平村后,阎锡山在为他布置好的房子里休息,王靖国查看会场布置,杨贞吉布置警卫总队和事前布置的六十六师一个团(日寇方面也布置有警戒部队),我和苏、梁则到日寇来路上等待迎接日酋。

不久，日酋“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驻临汾的清水兵团长清水中将、特务头子林龟喜和高级参谋人员到来,也是先到准备好的休息空休息。

旋由苏体仁,梁上椿陪同阎锡山到日酋休息室会见日酋,苏一一作了介绍,阎锡山和日酋分别握手，岩松义雄立即送给阎锡山一份“白皮书”(内容不详)，日寇随军记者纷纷拍照。阎锡山事前最怕这一手，曾商妥不拍照片和电影，但事到其间，只得任人摆弄。接着，阎锡山举行招待宴会,把其“太原办事处”带来的上等酒席,用“中菜西吃”办法，招待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日本侵华大头目。

接着,举行正式会谈,双方进入会场，日寇坐在一边，一字排列,岩松坐在中间;阎锡山进入会场,面对岩松入座,赵承绶、王靖国、吴绍之和苏体仁、梁上椿分别在阎左右侧,杨贞吉没有参加。这时,日寇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一齐开动,阎锡山还是没办法。这次没有象“汾阳会谈”时那样，没有双方国旗。日寇布置会场为什么这样做,原因不详。

会议开始,阎锡山首先发言,大讲其所谓“相需”的谬论，大意是“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亚洲人愿意推日本做'盟主’,我本人也拥护日本做'盟主’，但日本人必须领导上亚洲人做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当好这个'盟主’。中、日合作是互相需要，要本着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办事,尤其是内政自理更要紧，否则中国人民就会对合作有考虑。请日方表明合作是否国策,对中国究竟将采取什么方针”等等。

阎锡山每讲一段，由苏体仁的女婿杨宗藩翻译一段，占的时间很长。日本人听得不耐烦起来，花谷正说:“我们是来开会，不是来听讲演。”

岩松义雄不等阎锡山把话全说完,就接过去发言,大肆宣扬一番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胜利,促阎锡山立即“觉悟”,早日通电履行“汾阳协定”条款,希望阎锡山认清当前形势,相信“大东亚圣战”有必胜把握,要阎锡山立刻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勿再犹疑。并表示，如果阎锡山马上表示态度,可立刻交付现款三百万元,步枪一千支。至于“汾阳协定”里所答应的一切，可以陆续交付等等。

岩松的发言,由日本人大岛翻译。岩松的态度虽不那样气势汹汹,但也盛气逼人,完全是战胜者口吻。我偷眼看看阎锡山的神情,他还是那付老像，无甚表情。他早已料到日酋会让他马上表示态度，立刻就说:“凡事都要有个准备,现在一切还没准备妥当,通电还需要相当时日。最要紧的是力量，如果日方能把'汾阳协定’中答应的东西先行交付,装备起力量来,能对付了共产党的攻击，就可以推进到孝义去。”

花谷正听到这里，极不耐烦,蓦地站起来说:“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子打垮,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和日本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

花谷正说话时,气势更凶，口说手比,旁若无人，弄得阎锡山十分难堪。我再偷眼看看他的神情，老汉奸这下子有点慌神,眉头皱起来了。这时气氛十分紧张,会议很难继续下去。苏体仁建议“暂时休会”,双方各暂回休息室休息。

这时,杨贞吉得到报告,发现在日本人来的路上，有许多骡马向安平村前进。杨认为是日本人开来炮兵，立刻把这一情况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搓手摇头,十分惊惶。正在着急,他的警卫总队长雷仰汤报告说:“赶快走吧，这房子后边有一条小道可以出去。阎锡山边点头边站起来,雷和阎的侍从立刻扶着他由小道逃走。

继续开会的时间到了，日首进入会场,却等不来阎锡山,我假意去催,回来说“长官已经走了(其实我早已知走了)”。日酋十分气愤,岩松对我说:“你们阎长官太无理了,我们会给他惩罚的。”接着宣告中止会谈。

日酋立刻要动身，我和苏体仁、梁上椿又送到村口,岩松又改变了态度，比较和蔼地对我说“今天会谈不成,以后有机会再谈。我们对阎长官决无恶意，请你告阎长官放心好了。”

接着,收拾会场。这时我才看到来的骡马,驮的是一些步枪和木箱(事后知道是几百万伪钞)。送走日寇,我和苏体仁、梁上也返回吉县。

我把岩松义雄的话告诉给阎锡山，他没甚表示。

几天以后,苏体仁、梁上椿又回太原去了。苏曾对我说““这一下恐怕事情难办了。”

“安平会议”以后，日本人把阎锡山和岩松义雄握手的照片印成传单，用飞机在西安等地散发。阎锡山驻西安的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把捡到的传单寄给阎锡山。阎锡山在克难坡每天早上举行的朝会”上，公开向他的部下否认这件事。但后来(时间记不确)有一个“中外记者考察团”到克难坡向阎锡山提出这个问题时，阎锡山无法抵赖，只好承认和日本人见过面，但矢口否认和日寇有勾结,更不承认通敌叛国的账。

日寇为了“惩罚”阎锡山在“安平会议”中逃跑，趁阎部三十四军在汾南地区抢征夏粮时，由临汾的清水兵团调集兵力，向该军全面进攻，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受伤,四十五师师长王凤山阵亡，部队纷纷溃逃汾北山区。日寇仍扬言要进攻吉县，阎锡山更慌了手脚,连忙写信给岩松义雄，说什么“希望你们不要把同情你们的人当做敌人”。日寇这才停止进攻。但不久又在孝义地区围攻骑兵军的“征粮”部队,骑一师师长赵瑞、骑四师师长杨诚同时投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