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闻天(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

摘自《张闻天文集》

自中央在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决定了开展北方的群众斗争,发动游击运动,创造北方新苏区的路线之后,在北方各省就有很多游击斗争的爆发,陕甘边的游击队最近更在伟大的胜利中实现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红军的任务。一切事实证明了在中央领导下的北方会议决定的正确,打击了“北方落后论”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然而,我们检查各省游击战争的发动中,发现在不少地方,对于北方会议决议错误的了解与一些“左”的立三主义的盲动主义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的打击,我们认为是我们党正确执行北方会议的决议的先决条件之一。

我们不想在这里一般的批评北方各省所有游击战争的错误,我们只是选择我们比较知道清楚的一个具体的游击战争,来给以比较详细的分析,指出在目前游击战争中一般的错误。

这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河北高阳蠡县的游击战争，

一、河北省委以空谈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分析

在河北省委接到保定特委亚克同志《为布置蠡县高阳斗争》的报告之后,并没有给亚克同志的报告以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分析,而即认为在高阳蠡县已经有着地方暴动的形势。

在省委给保定特委的指示信上写着:

“在河北革命危机增长中党的政治影响是急剧的扩大，党在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也增长了。在许多区域里，特别是蠡县高阳与XXX 原文如此，下同）大多数群众不只有了夺取政权的决心,而且迫切的要求党领导他们暴动。他们说‘共产党再不起来暴动，我们就要饿死了’,或者说'今天要是不动,我明天就去当土匪’,统冶阶级已经到了不能继续其统治与纷乱崩溃的地步，统治者都存在着'三日京兆’，'有今天无明天’,赶快搜括以便逃跑的观念。中间阶级小商人贫民到处爆发反对国民党苛捐杂税的斗争，学生群众的斗争日益加深与扩大，他们不只善意的中立,而且是参加革命运动了。”(九月四日)

这里河北省委把在高阳蠡县一些先进分子所讲的话都一齐抄上,来证明在那里地方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正同立三主义时期,当我们的同志听到工人说“要大干,不要小干”就以为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武装暴动的决心,完全一样。这当然是以空谈武装暴动来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分析。

实际上呢?我们根据保定特委的报告,在高阳蠡县虽是有着不少群众的抗捐税的斗争,反盐店的斗争,然而这些斗争大都是自发的,或虽有党的同志的参加,但因为党的领导力量的薄弱,没有能够把这些斗争扩大开来,把这些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以至有些斗争或失败,或停顿下去了。我们在那里的党团以至所谓群众团体合计起来大约有三千五百人的样子。然而这是散漫的,同广大的群众缺乏活的联系的组织。报告中自己也说到:“党团支部是光棍,不会组织群众与领导群众斗争”,“领导机关自县委以下都不十分健全,不能经常开会,就是开会亦少有很好的工作计划。……大多数同志只是感觉到生活痛苦要干,至于怎样干和怎样宣传群众领导群众斗争,那就不大明白。”

河北省委在决定武装暴动的策略时,完全不估计到这些实际情形,这样的暴动当然只能是少数上的甚至完全是同志的立三主义式的盲动!

河北省委只是机械的背诵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武装暴动的公式,或者同保定特委在一些字面上争论武装暴动条件的是否成熟,而不知道只有在发动与领导广大群众的斗争中,把这些斗争领导到更高的阶段中,我们才能决定武装暴动的时期是否已经到来。不去这样做,而想在房子内决定武装暴动或命令武装暴动,这样的武装暴动,当然要遭到严重的失败。

河北省委的同志以及其他同志还没有深刻了解:从群众对于国民党的不满，从群众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希望,到群众为了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与红军而直接行动,这中间还有一个群众在斗争中了解非这样不足以求得解放的切身经验的时期。这一个时期的快慢决定于我们党的工作与我们党的领导力量。把群众对于国民党的不满或要求共产党领导解释为“群众已经有了夺取政权的决心”，这实是很大的错误。这种错误完全不了解党在创造新的苏区中的决定的作用。

广大的群众斗争的开展,只有在这些斗争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才能教育这些群众,使群众在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同样的,从国民党统治崩溃动摇到它的完全不能统冶,到省委决议上所说的统冶者都存在着“三日京兆”,“有今天无明日”,“赶快搜刮以便逃跑”的情形,这中间也存在着一个最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时期。谁也不要梦想,我们的几张传单宣言,我们的几支游击队,就可以把统治者吓跑，却正相反,在革命力量愈是向前发展的地方,反革命愈是团结他们的力量,愈是残酷的同革命力量做争。高阳蠡县地主豪绅二万多支枪所以没有集中起来，[是]由于他们在目前还没有这种必要,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想到把这些枪支集中起来,同革命民众做斗争。(至于因为我们的工作,使他们的枪支不能集中那又是一件事。)

河北省委这种错误在他们《关于九一八周年纪念的决议》上也同样存在着。在那里写道:

“目前要以保属高阳与蠡县做中心，扩大反对苛捐杂税抗债分粮斗争加紧武装农民，立刻发动游击战争成立高阳与蠡县的革命委员会，加紧布置地方暴动。石家庄特委以XX做中心，坚决的领导农民分粮抗租抗税抗债秋收的斗争,扩大农民赤卫队，立刻发动游击战争，成立XX革命委员会，加紧布置地方暴动。直南以XXXX为中心……省委特别指出上列地方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地方暴动的前夜,不坚决立刻发动游击战争，不加紧准备暴动,不在游击队积极行动与群众斗争发展过程中布置地方暴动是非常错误的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九月二日)

我们认为河北省委在这里显然想从“左”的立场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来曲解北方会议关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北方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对于北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的北方落后论,指出了革命危机在北方各省的存在,并且把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放到了北方党的议事日程上。然而北方会议明确的指出:要完成这一任务,北方的党必须到群众斗争中去,更坚决的去领导群众斗争,把群众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在群众斗争的领导中发动游击战争与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这同立三主义的空喊全国总暴动,没有丝毫相同之点!

二、离开群众斗争的军事投机与游击战争的发动

北方会议在如何发动游击运动的问题上,给了很清楚的回答：

“抓紧农民迫切要求(抗租抗债分粮吃大户等)发动与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加紧反对富农,坚决的克服富农路线的一切障碍与破坏成为发动游击战争的枢纽。应充分估计到在目前阶段斗争尖锐的条件下，许多极小极小的斗争,往往异常迅速的发展到武装冲突与骚动暴动。因此在准备斗争以及斗争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巩固与发展广大农民的组织与其武装工作，以便在群众斗争剧列发展的情势下，主刻发动游击战争。”(《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

在中央最近《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上也最明确的指出:

“估计到农民群众日常斗争一开始常常是同国民党军警民团的直接的武装冲突，党在这些斗争的领导中必须特别注意农民的武装，在斗争一开始就应该号召农民用各种各样的武器(梭标、刀矛等均可)自动武装起来，必须在斗争中坚决解除民团军警的武装来武装自己，这样来组织游击队来开展游击战争。”

然而何北省委与保定特委怎样来发动高蠡两县的游击战争呢?在省委给保定特委的信上说:

“在高蠡两县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早就完全成熟了。……毫无疑义地你们在高蠡两县必须立刻发动游击战争促进地方暴动，同时在附近各县加紧领导群众抗租抗税分粮食反帝反国民党斗争，在斗争中发动游击运动与高蠡两县的存击运动和地方暴动配合起来，这是正确的。”

由于省委对于高蠡两县革命形势的错误的估计,认为在高蠡发动游击运动就不需要发动群众斗争。因此在高蠡两县的游击运动的发动中,我们只看到我们同志的阴谋式的集中武装,购买武装,或“秘密收缴反动武装”而没有看到广大的群众斗争的开展。因此我们的游击队一方面没有能同广大农民工人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而脱离群众,另外一方面也不能使我们的游击队得到广大群众的参加,而变为同志与少数赤色群众的游击队。这样的游击队当然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在敌人进攻的条件之下,很容易的会遭到失败。高蠡两县游击战争所以很快的遭到失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在特委给高蠡两县委的指示信上,在估计到“这次斗争中的主要错误”中,只是附带的,轻描淡写的说到“偏重军事倾向,发动群众斗争不充分……在几天的斗争中很可看出你们大部分的精神都是注意在收缴敌人的武装上”,而不知道正是在区里是我们最主要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是由于省委与特委的错误指示造成的。在特委的工作布置中,也原来先要“在七天以内”成立几个游击支队之后,处后再去“布置斗争”!

忽视群众斗争,不去领导群众斗争,在群众斗争中开展游击战争,这是我们党在目前发动游击中最大的错误。我们的同志常常以为如若“某某区域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那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发动群众斗争,而应该立刻发动游击运动。而不知当我们说某某区域可以发动游击战争就是因为在这一区域有着群众的斗争,有着我们党对于斗争的领导。没有这两者做基础,我们就没有法子发动游击运动或者就是发动后也很难成功。

当我们的党估计到某地群众斗争的开展,党的力量的扩大,决定发功该地的游击战争与创造那里的新苏区时,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立刻下命令给该地党部,叫他们立刻发动游击战争,而是用最大的力量加紧对于那里党的领导,使那里的党能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去领导群众的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如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用一切方法武装群众建立农民的自卫队以及少年先锋队等。并且也就在这种斗争的开展中去组织游击队。同时我们的党也就在斗争的领导中去扩大我们的影响与组织,转变党的领导成份,提高党的战斗力量,使这一党真正能在游击队中实现她的坚强的领导,负担起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

自从北方会议之后,在我们同志中间,发现了一些“游击运动狂”的现象,甚至把发动游击战争当做赶时髦的东西。在这种空气之下,自然觉得要有准备的发动游击战争,在群众斗争的开展中发展游击战争,似乎有些陈腐,而有时竟被骂为“机会主义”。然而游击战争的发动究竟不是儿戏,可以昏头昏脑去干的。这里需要坚定的布尔塞维克的阶级立场!

坚决打击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把群众斗争限止在日常斗争,而不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苏区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而且这是目前的主要危险,但是同样的应该打击“左”的军事冒险的脱离群众斗争的对于游击运动的玩弄。

当然游击队可以不一定由于当地的群众斗争产生。如像由于我们领导兵变(这里同样的需要领导需要很充分的准备)而产生的游击队,游击到某地时,这一游击队对于该地民众是外来的。但是这样的游击队的中心任务,也同样的是在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使他们的斗争走到更高的阶段,一直到新政权的建立,而完全不是在拿游击队来代替群众的斗争。这种代替群众斗争的游击队,至多在当地民众中得到“好土匪”或“义侠”的美名,然决不能变为群众斗争的领导者,得到当地民众最热烈的拥护。

在中央军委所编印《中国游击运动问题》的一本小册子上,关于这一点这样写着:

“我们固然应当打击脱离群众的军事投机，同时我们也应当严重的来纠正代替群众斗争和站在群众的迫切需要以外来空喊群众斗争的错误。代替群众斗争，只是造成了群众依赖游击队的观念不能更坚定群众斗争的勇气，没有方法去开展群众斗争。……群众斗争的坚决是从斗争当中锻炼出来的。而群众斗争的爆发点，常是迫于今天的迫切需要。我们离开了这些群众的实际情形，是没有可能号召起群众斗争的。许多游击队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把豪绅地主打了,拿豪绅地主的粮食财物来分给群众，而群众有时并不热列参加。这是为什么?这决不是说没有饭吃的群众不愿要粮食。真实的原因是在当地的群众斗争还没有去发动起来，尚没有激起了群众对豪绅地主极度的仇恨与斗争的勇气。”

就是在有些地方当广大的群众自发的斗争已经到了群众同国民党军警民团直接武装冲突的地步时(如安徽的宿州灵璧等县反烟捐的斗争),那时我们党的任务也决不是找几个我们自己的同志或群众来组织十个人至二十人的游击队(如像宿州灵璧等县委所做的),而是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的斗争,经过群众来建立群众的武装组织,与群众的游击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所以“游击队是从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中产生的,她不但不能脱离群众斗争,而且只有发动群众斗争,依靠群众斗争,才能扩大与发展。”(中央关于农民运动决议)

河北高蠡两县的游击队虽是发表了她的十大纲领,然而她的一切行动依然是脱离群众的,她的目的只是英雄式的想为“民众打天下!”这是离开群众斗争的军事投机,而不是游击队的发动。

三、是纸头上建立苏维埃政权，还是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河北省委在给保定特委信上说:

“根据你们的材料,你们既取消地方暴动的计划，但又成立革命委员会,甚至成立'保属工农革命委员会’,这是错误的。既不决定暴动，而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是玩弄革命委员会，这是不了解革命委员会是为着布置暴动而成立的。目前你们应当成立高蠡两县的或蠡县的革命委员会，因为根据你们的报告，目前只能在两县布置地方暴动。………你们在布告第一号号召'全保属的工农兵及一切革命民众们，立即团结实行革命’，这样号召全保属的总暴动是标本式的立三主义,是左倾空谈,是儿戏暴动。”

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不但保定特委不了解革命委员会是什么,而且河北省委也没有清楚的了解。何北省委想在他决定发动游击运动的日子起立刻成立革命委员会,这种革命委员会当然只能是纸头上的革命委员会,同保定特委所要建立的“保属工农革命委员会”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尤其要不得的,河北省委甚至在指示信上命令保定特委“要坚决的在九一八前发动游击战争,举行地方暴动,成立苏维埃”!这真是“标本式的立三主义”是“儿戏暴动”!

研究保定特委的文件,显然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与群众组织的区别是弄不清楚的。他们说在游击队占领一个村庄之后，“必须立即建立政权机关”,“建立乡村的苏维埃”(特委给高蠡两县委的指示书第一号)。在他们分析游击战争失败的原因中,他们又说到““尤其错误的,忽视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机关,对建立群众政权表现不积极。你们没有充分了解到散漫的群众没有组织起来,是没有力量的,不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群众没有掌握得政权是难得……与敌人决心战争的。”(指示信第二号)

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游击队所到的区域,应该尽量发动与领导群众日常的斗争,把广大的农民组织起来。这种群众组织的形式自应该是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其他如雇农工会,手工业工人工会等均应组织,当然不成问题。这里为了问题的明了,只举一个例子)党就应该经过这种群众的组织,去领导群众的斗争。而现在保定特委要游击队所到的区域都建立革命委员会而且还要建立苏维埃,当然这完全是儿戏革命委员会的办法。这样的革命委员会可以是各种各样别的东西,但决不是政权的机关。保定特委的同志又忘记了群众在开始时可以参加各种各样日常的斗争,然而从这种斗争到为了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而斗争,这中间还需要民众自身的斗争经验。命令群众建立政权的尝试,必然会遭到残酷的失败。这实际上想拿对于建立政权的空喊来代替艰苦的群众组织的建立。

在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案第一节上第一句即写着:

“当城市与乡村的劳苦群众武装进攻压迫阶级的时候，或者当红军占领某地之前,必须在这些村镇与城市之中组织起临时革命政权。这一临时革命政权，必须在事前由当地的党部及可靠的党外的群众领袖(特别是工会与农民协会的领袖)三人至五人组成之，命名为革命委员会”。

河北省委就想拿少数同志与群众的武装袭击,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李立三的行动委员会的复活!(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他们对于高蠡两县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已如上达。)

在我们同志中间存在着这样的观念,以为游击战争一发动就不需要群众的组织。所以当游击队一发动,地方上党的组织也取消了,群众的组织也停顿了，大家跟了游击队去“游”了。这种观念实是非常错误的。这种观念的来源是由于游击队来包办群众运动,代替群众运动,给群众打天下的错误思想来的。殊不知游击队只有依靠在团结有广大群众的群众组织的身上,才能得到发展与巩固。党应该在游击队中保持她的坚强的领导,但游击队决不是党员同志的收容所!

但是当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的区域,那就“不必组织农民委员会,因为保障农民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的,已经有苏维埃,雇农工会,苦力工会及工人工会与贫农会”。在苏维埃区域内农民协会同样不能存在。在已经有农民协会的地方,那党必须采取政治的与组织的工作,解散农民协会的路线。(见国际东方部中国农民问题决议案,一九三〇年八月)如若在苏维埃政权之下,还有人企图组织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那这是反革命份子想利用这种组织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阴谋。这样的组织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必然是反革命的组织。河北省委与保定特委一方面“决定”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另外一方面还要建立与扩大农民委员会(省委指示信),甚至“限八月底”把乡村中农村中的群众团体“一律改组为衣民委员会”特委)。这是何等矛盾的指示!

请问在这种种指示之下,如何能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

创造北方新苏区的路线是正确的决定下来了，但这要求北方党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做斗争,而且也要同“左”的盲动主义,立三主义的残余做斗争。还要求北方党更努力地与加速度地去工作,更深入到千千万万工农劳苦群众中去,领导与扩大他们的斗争,一直到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冶,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

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轻薄的神经质的空喊,而是坚定的布尔塞维克的实际工作:这是创造北方新苏区的主要前提!

【选编说明】本文是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回顾30年代思想转变时所提到的一篇当时批评过“左”的文章。又章写于1932年10月10日,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28期(1932年10月13日出版),署名洛甫。此文表现的一个明显的矛盾是,一方面由于作者当时思想的局限,对“左”倾路线下召开的“北方会议”给予了肯定,也肯定了这次会议对所谓“北方落后论”的错误批评,同时另一方面对河北高阳蠡县游击战的过“左”错误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而事实上,下面基层的错误是同中央的路线分不开的。文章的这一矛盾恰好是反映了面对现实而又未能觉语路线错误的当时张闻天思想中的矛盾。尽管如此，文章毕竟说明张闻天开始认真注意起日益严重的“左”的问题，思想中孕育着而后转变的因素。故将它收入文集,以作研究这段张闻天思想演变，和那个时期北方革命运动史的一篇参考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