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用，无为之为，是道家的概念。无用之用乃为大用，无为之为方能大为，是道家的基本命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得明白：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也有明确地言论。在《逍遥游》中，庄子说过：“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在《人间世》中庄子还把道家的“无用之用，无为之为”思想概括：“为善不近名，为恶不近刑。”

道家为什么要提出“无用之用，无为之为”的概念，提出“无用之用乃为大用，无为之为方能大为”的命题呢？

庄子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树的“无用”是有“大用”的，从消极方面看，因其“无用”从而可以“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从积极方面讲，因其“无用”从而可以与人的自由一体：“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庄子的生动语言和形象概括，可以用一句哲学的话语来回答：“无用”和“无为”可以更好地保护人自身的自由，更好地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

其实，老子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它从政治关系的角度揭示了“无用”和“无为”的意义，老子是这样说的：宠辱皆惊，贵大患若身。在这句著名的经文中，老子指明，在政治关系中，权力对人的亲近和疏远，都必然使人失去其本有的天位，从而，使人失去其应有的本性。人在自己的天位上，既不要得宠，更不要受辱。得宠和受辱都会给生命的存在带来最大的隐患。

对于政治对生命存在的消极影响，老子是再三强调的。老子所主张的政治合法性是“道”的合法性。但在老子的时代，政治的合法性形式大都是靠暴力来支持的。老子认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物庄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除了暴力的支持之外，政治合法性也有诉诸道德，儒家的政治关系是伦理性的，这种伦理性政治旨在开展出一个人文的世界，《易经》称之为“开务成物”。《大学》称之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意思是，人类的生活是有目的的生活，追求目的的实现，正是人的生命的内在意义。为此儒家为生命的存在和展开铺设了一条道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儒家形而上学来支撑儒家倡导的生命存在和展开之路。但老子认为，儒家已经从人与世界的一体关系之中异化出来，违背了道法自然，使人惊恐不安。老子把“无用”、“无为”的人生和“有用”、“有为”两种生命姿态作了对比，他写道：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美之与恶，相去若何？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

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

累累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哉！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老子的对比振聋发聩。“无用”、“无为”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本来状态，这种状态保持着我们与世界的一体关系。而“有用”、“有为”则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必须以一体关系为基础和本原。如果突出“有用”、“有为”则带来了一种生命压迫和强制的结果，这种压迫和强制的逻辑最后会带来生命的威胁，因此，这种“有用”和“有为”是要尽量避免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回到生命自身拥有至高的价值，因此老子指出：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