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探讨一个人的创作，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1954年6月14日，黄建新出生于西安市南院门卢进士四巷。出生在西安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里，给他的创作染上了很强的民族色彩。他说：“我只知道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东西，直到现在，我的所有创作冲动几乎都可在童年的记忆中找到原始动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黄建新的创作意图。在他12岁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曾说：“改革开放给我提供了创作的新空间，历史（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段脱离控制，自由成长的好时光。有了这些，就有了我的电影。”
可以看出，后来黄建新电影里对政治对制度的表达多是来自于儿时的感悟。黄建新出生于一个根正苗红的家庭，父亲是新中国的革命干部，使他自觉成为时代与社会的主人公，也为他后来的导演生涯有着贡献。后来，他从电影剧本编辑转向了场记的工作，还被提拔为副导演。1983年，被西安电影制片厂选派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同样是这一年，北影张军钊以《一个和八个》向世人宣告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存在。1985年，依靠《黑炮事件》，黄建新也正式加入了第五代导演中的一员，从此他开始了他自己的电影之路。
虽然黄建新同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一样都是第五代导演，也有过不俗的票房成绩，但他始终不被广为人知，他被提起通常都是在评论家的笔下。这多少和张艺谋、陈凯歌等人在国际上做出的不菲成绩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忽略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导演，也忽略了中国电影在历史上做出的探索。这就是我研究黄建新对中国电影艺术的创新探索的原因。
然而，黄建新的整体创作过程有着较大变动，我就选择了黄建新前期创作时期作为研究对象（即以《黑炮事件》《错位》《轮回》为代表作的时期，这个时期以批判现实和反思传统为主，极致的表现主义引人注目，突出故事和人物）。虽然在题材的选择、表现主题的手法上前后期创作有所不同，但其中贯穿的——基于人道主义的批判，关注现实中的人是相同的。接下来，我就以《黑炮事件》为例谈谈黄建新的创新。
二、视听语言的创新
(一)构图表意
《黑炮事件》最为评论家津津乐道的大概就是它的影像语言了，特别是当中的构图和色彩的运用。
“在形式美上对新构成派绘画上的借鉴也是有益的。丰富的外部世界提供了新的信息：现代化房屋建筑的积木感，高度工业化设备的几何图案感，巨大集装箱的现代感。当我们把人和这些背景匹配在一起，成呼应对比，成反映折射，必然会丰富充满画意的开放形式，加深视觉系列的内涵，突出艺术的高一度的再现。”《黑炮事件》中最出名的画面大概就是两次开会的场景。在构图上，沿袭传统的均衡构图时大量使用了完全对称式构图，使画面形态高度风格化。在第一次开会的场景，黄建新采用了一个广角镜头来拍摄会议室的全景，武克功坐在正中间，周玉珍在左边第一个位置，李任重在右边第一个位置，委员们分别呈一条直线坐在左右两边。
这样的构图安排显得庄重严肃，然而，在观众知晓事情始末的情况下，更觉讽刺，添了几分荒诞感。从这个刻板单一的构图我们可以看出来，武克功在中间的位置，象征的是他作为一个中立者的态度，而周玉珍和李任重的位置代表的是两种想法、两股势力的斗争。不论如何，暗示的还是官僚主义占着上风的局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构图与影片的叙事是紧密结合的，他将视觉风格介入了创作中，介入到了叙事意图中。同这种构图的视觉效果结合在一起的是突出的色彩对比，白墙、白钟面、白桌布、白色的服装、白窗帘、白椅子，只有钟的刻度和指针、人的头发和裤子是黑色的，形成了黑白色彩的强烈对比。
这种构图和色彩的运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次开会时，这次正是矛盾激烈的时候。黄建新在“白色中缀入了两件黑衣服和一件柠檬黄工装，将喝的水换成茶水，做了冲突的色彩暗示，机位又反常规地一气用了二十六个相同景别的中近景，最后回到最初的全景机位上。”在这场戏里，赵书信和李任重的无言以对给予我们强烈的心理冲击。
(二)色彩造型
在当时，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对色彩尤其敏感，对视觉效果的偏爱和黄建新有着相似之处。但是黄建新的视觉风格更接近表现主义，更具波普化和装饰艺术的特点。
在这一共两场的开会段落里，利用黑、白等色搭配的色彩造型来表现会议的无意义，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大创新。整个画面被白色笼罩着，画面单一却又有夸张的变形意味，色彩在电影中直接参与叙事，成为导演表达思想的重要语言。
除了黑白色，黄建新还经常运用暗红色。在拍电影前，黄建新就已经将暗红色作为本片的基调色。红色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代表着一种危机感，与赵书信在电影中的遭遇有着千丝万缕的心理感受联系。在电影中，赵书信去发电报，他慌乱之中碰撞了一把红雨伞，墙上电子牌显示的红号码，公安局警车的红灯，都意在营造出一种焦虑、有潜在危机的环境。我们可以感受到赵书信被包围在一种环境里，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尴尬遭遇。不仅如此，之后还充斥着红桌布、红轿车、红色牌子等等。色彩的运用在整个剧情的展开里都与主题、人物有着直接关系，特定颜色和特定主题的交织必然对导演的艺术手法有着极高的要求，为此，我相信黄建新导演在影视语言上进行了积极并且有成效的探索，是中国电影的典范。
电影里还有一场“阿里巴巴”歌舞的重头戏，是整部电影影视语言运用的高峰。在这场戏里，演员的红裙子在飘动，所有人的脸都打上了一层红光。不断变幻的黑白条纹几何形图案作为人物的背景在闪动，明显受到了现代派美术的深刻影响。在当时，《黑炮事件》诞生的好几年里，“阿里巴巴”都是中国都市街头传唱不衰的金曲。这段歌舞在中国以往的电影中没有出现过，在张贤亮的小说里也丝毫没有提及，可见这属于黄建新个人风格化的表达，也是他在影视语言上的另一成功探索。在一部电影里，拥有一场让人难忘的场景是困难的，《黑炮事件》不仅做到了，还做的非常好。
黄建新调动了所有的影视语言参与到了叙述中来，突破了以往电影中的艺术手法。
三、从人文情怀看黄建新的创新
“艺术的本质是审美，艺术是人类创造的愉悦自己精神生活的某种形式，在艺术中凝聚的是人的情感欢愉和人性美好的追求。从这一意义上看，任何艺术绝对不能无视情感，绝对不能偏离人性的审美需求，花样翻新的艺术形式在本质意义上，最终都应当归结为因造就人性精神的美好境界而存在。”
作为一个中国人，黄建新关注到了官僚体制，关注到了知识分子的内在气质和他们面对外部政策压力时的表现，还关注到了以“为你好”为借口的侵犯隐私；作为一个文人，他体会到了在阶级面前人与人不信任的现实，以一种文艺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作为一个导演，他在极左思想弥漫下的社会环境里，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揭露了这一现实，最终落实到个人头上，极具人文情怀。
黄建新的人文情怀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
分析人物塑造，就先来看看什么是“赵书信性格”。 赵书信这个人人缘好（片中的秘书嘲讽李任重她可不敢接翻译的工作，连赵工都信不过）、碰到真理坚持己见（为了避免损失和汉斯据理力争毫不退缩）、诚实（在见汉斯时毫无心机说出了身上的西服是为了见他公司借的）、有能力（他是公司里把专业翻译工作做得最好的人）。可是赵书信这个人也逆来顺受，胆小怕事，“善于自我调节”，明明是周玉珍酿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却偏偏责怪赵书信，他以“我以后再也不下棋了”作答。因此，“赵书信性格”显然就是：长期以来极左思想使得知识分子对错误的生活逻辑无可奈何之余进行了错误的认同，并把它内化成一种文化心态。黄建新成功地将叙事组织和个人命运结合起来，这就是他的人文情怀。
表演这一形象的表演艺术家刘子枫回忆说：“老年知识分子喜欢他，因为他们从赵工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中年知识分子喜欢他，但有对他如此愚忠有些遗憾；青年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同情他，但不理解他，他们从他身上得到的是一种反思——我要不要做这样的知识分子？”《黑炮事件》在1985年的中国影坛乃至是以后的影史上，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更是引起巨大反响，这都和赵书信这个人有极大的关系。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赵书信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他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形象。他一位因陷于内心精神世界迷惘漩涡而意图摆脱社会桎梏想追求自我解放的人。然而，赵书信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他是有缺点的普通人，增加了人物的可信度与可爱度，他在人性上的缺陷使影片看起来更加真实，他既朴实又滑稽，他的可敬可笑使其性格有着深究的意义。
黄建新熟知重压之下普通人生活的情感细节，并深知它们可以与怎样的历史微观进程一一对应起来，这种选择对黄建新人文情怀的揭示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大概比较习惯于从小人物的生活环境和人的社会环境的矛盾中去发现一些问题，我只是在平和之中去找人们身上那种社会赋予他的各种行为动因和心灵的矛盾，由此来发现一些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我要从文化角度来看，今天，大家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出了什么毛病。”他深切地去关心、探索小人物的命运，凭着这份执着又简单的人文情怀在创作上一直保持着某种自由，这是黄建新最厉害的地方之一。总之，他通过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深入挖掘他们日常生活的深层意蕴，传达出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对芸芸众生的深切关怀。因此，我们感受到了生命最真实的呼吸和现实最朴质的味道。
所以，他的作品“都充满了现实生活中的流畅与感动，并如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中人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所受到的冲击和带来的变化，而且使幽默在中国电影中再次出现。”
四、黄建新的创新与尴尬
黄建新在八九十年代是一位富有创新和批判精神的杰出导演，一直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阵地。在同时代的电影创作者们竞相将贫瘠的农村、害人的封建制度、斑斓的武林世界搬上荧幕的时候，黄建新将目光对准了城市，对准了个人。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一个意向或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浓缩成一个小情境，最终落实到人的身上。“如果说，第五代创作的基本文化特征是历史写作，或者说是重写历史，那么黄建新作为一个个例，则是一个忠实的时代之子。”黄建新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和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新兴观念，以及极具风格化的叙事模式和个人艺术追求。
从《黑炮事件》里黑色幽默的人文情怀、强烈风格化的影视语言、执着追求的叙事表达方式，无不透露出他充分继承了背负中国知识分子巨大使命感与责任心，关怀社会中的个人。人这个话题就是黄建新创作的出发点，是他表达的焦点。黄建新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选择，这种选择包含着历史的积淀、成长的经历和时代的影响。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表率，对民族、人类、社会的关怀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要去做的。
即使黄建新后期作品所呈现的效果不尽人意，都无损他作为华语影坛最具有批判意识的现实主义导演之一的光环。不仅是《黑炮事件》，纵观他的大部分创作，黄建新卓尔不群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影片形成与其他所有同时代电影人都截然不同的个人特点，更在于这些特点的背后他埋设了一个庞大而统一的系统：从剧作、摄影到美术设计，几乎是电影创作的所有重要因素。
但是，黄建新的尴尬是，尽管他将镜头更贴近百姓的生活常态，让电影去表现真实生活长度和凡人的喜怒，他却没有赢得这个人间。漫长的电影史早就将观众调教的过于梦幻，最终，绝大多数的创作者们也被梦幻收编，包括黄建新。在创作后期，黄建新逐渐丢掉了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创作思想迎合市场，丢去他应有的文化内涵。其实，他从来没有跳出体制，对体制本身开火，他希望做的是对体制修修补补。在《黑炮事件》里对僵化体制的批判，最终还是希望它变好。不可否认，黄建新是在现实环境的夹击下寻求出路，既要保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又要取得良好的市场回报，黄建新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电影面临的困境，而黄建新电影的变化也折射出中国电影的某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