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看似平静的局面下却依然是暗流汹涌，国民党战败，蒋介石跑到台湾，但是他并不死心，在大陆上留下了成千上万的特务，土匪，借此来混乱新社会。
为了彻底的消灭一切不利于新中国发展的因素，党中央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时，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全国基本稳定，社会逐步发展。
不过，还有一些特务深深的隐藏在人民群众中，成为了“定时炸弹”，为了防止他们“捣乱”，各地政府相继发布政策，决定对他们施以“怀柔”政策。
南京是大城市，是民国的首都，在南京，国民党留下的特务也是最多，解放后的南京政府在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已经稳固了政权，但是考虑到还有一部分国民党特务存在，因此，南京政府发布了新的公告。
他们表示，但凡在国民党政府机关任过职的，都要到公安机关登记，可以对他们进行宽大处理，形势比人强，一些隐藏在南京的国民党特务得知公告内容后，纷纷来到公安机关，按照政府的要求做。
可是偏偏有一个国民党大特务没有这样做，此人叫杨登瀛。
杨登瀛觉得自己曾经为我党做过一些事，因而自己算是有功之人，所以就没有去登记，南京政府得知此事后，当即派人前去将杨登瀛抓捕，
杨登瀛被抓后很是气愤，但是他也无可奈何，法院根据杨登瀛在历史上的经历，遂决定判处他死刑，将他枪毙。
此刻命悬一线，杨登瀛不敢再张扬，当即向南京法院有关人员大喊：“我是国民党特务不假，但是我也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陈赓可以证实我的真实身份。”
南京人民法院对于杨登瀛的话很是重视，随即他们便联系了在云南的陈赓，询问杨登瀛的真实情况。
陈赓当即回信证明，在历史上，杨登瀛确实为我党做过一些较为重要的事，得到这个回答，杨登瀛逃过一劫。
鲜为人知的是，1976年周恩来总理病逝前，曾提到了杨登瀛的名字，并说他是在我们党最为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党的人。
杨登瀛为我党做过什么事？他与周恩来，陈赓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1893年，杨登瀛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期，杨登瀛聪慧敏捷，是家里人的“心肝宝贝”，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杨登瀛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对于杨登瀛，家里人一直期望很高，杨登瀛也没有辜负家里的期望，18岁时，他前往日本，成为了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
这次的日本之行，改变了杨登瀛的人生，因为在这里，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登瀛投身其中，几年后，他加入了国民党，成为了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杨登瀛对革命的热情很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老乡，青帮中人杨剑虹，以及我党在上海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的顾顺章。
陈养山是我党地下党员，他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工作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语，两人逐渐熟络。
杨登瀛的后半生，就这样与这几人交叉在了一起。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一夜之间，本来国共两党合作的友好局面戛然而止，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对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他非常唾弃，为此，杨登瀛被抓了起来。
好在杨登瀛也是有几位朋友的，在老友的帮助下，几个月后，他成功脱险，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管理，蒋介石决定成立特务组织中统。
上海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国民党中统一经成立，当即将目光看向了上海。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中统的实际负责人，他们派心腹张道藩前来上海搞办事处，张道藩来到上海后，决定拉拢本地的青帮势力，因而就找到了杨剑虹，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
这个位置虽然并不是很显眼，但是权力很大，杨剑虹上任后，事务繁忙，有些招架不住，因而就找到了老乡杨登瀛，让他来当的助手。
杨登瀛当即答应下来，之后两年，杨登瀛将自己的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开展了非常广泛的人脉关系。
1930年，杨剑虹因为青帮内部争斗而自杀，中统在上海不能没有负责人，杨登瀛由此，成为了最佳的人选。
为了表示对杨登瀛的看重，陈立夫专门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从南京送到了上海，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短短几年前，杨登瀛就成为了上海滩的一个风云人物。
对于蒋介石的器重，其实杨登瀛并不是很领情，因为从他内心深处来讲，他是属于左派的，并非对蒋介石一贯忠心。
正因为如此，我党有了一个打进国民党内部的机会。
中央特科是为了保卫我党中央成立的特工组织，周恩来是第一负责人，在他调度下，陈赓担任了情报科的科长。
情报科是中央特科几个科中，最为重要的部门，正如古语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陈赓上任情报科科长后，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打入国民党内部，为我党获取有利情报，就在这时，陈赓麾下的陈养山，带给了陈赓一个好消息。
陈养山，就是当初向杨登瀛学习日语的中共地下党员。
当陈赓得知杨登瀛内心顾虑重重时，当即秘密与杨登瀛见面，向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能为我党工作，成为“红色特工”
杨登瀛本来就对共产党充满了好感，他当即答应下来。
后来，杨登瀛真正的掌握国民党中统在上海的大权后，为我党做了许多好事。
这其中包括除掉叛徒白鑫，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将钱壮飞等人安排到国民党内部等，诸如此类的事数不胜数。
由于杨登瀛的权力之便，我党这时在上海的发展非常迅速，周恩来对于杨登瀛在此时发挥的作用，是心里很清楚和明白的，这也是他临终前提到杨登瀛名字的主要原因。
可惜的是，由于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杨登瀛被拉下了水。
顾顺章成为叛徒，使得我党在上海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陈赓等人不得不暂时躲避起来，离开前，陈赓特地前来探望杨登瀛，要他先行离开。
杨登瀛拒绝了陈赓，他觉得顾顺章斗不过老上司张道藩，因而就没有离开上海。
后来，杨登瀛被抓了起来，时任国民党中统调查科科长的徐恩曾唯恐引起蒋介石的震怒，因而就一路大开绿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半年后，杨登瀛被释放出来，从此，他离开了特工系统，一直低调的活着。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瀛为了生计，曾一度摆茶水摊，镇压反革命时，杨登瀛认为自己为共产党做过好事，没有登记，因而被抓。
后来在陈赓的证明下，他逃过一劫，为了给予他照顾，南京公安局每月给杨登瀛家发放100元生活费。
1969年，杨登瀛因病去世，临终之际，他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致敬所有红色特工，有的人，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