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在中央红军最为困顿的时期，遵义会议的召开，把党的路线又重新拉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因此，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完全可以将其称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新中国中国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遵义地区专员公署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委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
既然要建馆，首先少不了会址的确认，其次便是馆长的人选，会址好确认，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门电告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
除此之外，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也致函中共遵义市委称：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
有了这两点，关于建馆的会址就确定了，馆长的人选，却又成为了问题。
思来想去，有人推荐一位叫孔宪权的老红军，上级得知后，当即表示同意，1958年，邓小平参观遵义纪念馆见到了孔宪权，他高兴地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
孔宪权到底有何特殊身份？邓小平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伤掉队，人生剧变
孔宪权是湖南浏阳县人，他出生在浏阳一个相当贫苦的家庭，小时候，他甚至连一条自己的裤子都没有，更别说上学了。
当时的中国兵荒马乱，想要吃饱饭，很多人都选择参军，孔宪权也不例外，长大后，有一次，他看到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战士个个都肚子鼓鼓的，他很羡慕，所以就报名参加了这支军队。
最初参军时，孔宪权不过就是为了能够吃上饭，而等他吃上饭后他才明白，他参加的这支部队叫红军，红军的最终目的，为了让天下所有的穷苦老百姓都有饭吃，能吃饱饭。
在摆脱了最基础的吃饭问题后，孔宪权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高的提升，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自此，孔宪权的人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由于孔宪权为人机灵，打仗勇猛，所以他很受上级的器重，参军不久，他就升任了排长，这个排长还是彭德怀的传令排长，职务不高，但是位置很重要。
孔宪权虽然此时思想觉悟高了，但是在生活上，也有些小问题，譬如他喜好饮酒，当然，饮酒并不是什么错误，孔宪权作为军人，在打仗时饮酒，误了正事，那就不对了。
有一次，彭德怀派人给孔宪权下了命令，要他下午三点率部出征，可是在当天中午，孔宪权硬是没控制住自己喝多了，下午的正事，自然是没办成。
彭德怀的脾气，众所周知，孔宪权犯了如此大错，彭德怀大骂一顿，也当即撤销了孔宪权传令排长的职务，让他重新当了大头兵，对此，孔宪权也不怨恨，毕竟是他自己的错误。
红军长征时，孔宪权已经是红三军团十二团的作战参谋，1935年2月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却遭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摆脱敌人，毛主席决定“二渡赤水”，再占娄山关，攻克遵义。
红三军团接下了攻克娄山关的任务，彭德怀又将任务交给了十二团，十三团。
话不赘言，这次战斗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孔宪权由于冲的太猛，负伤了，当天晚上，孔宪权就被送往了遵义城内的天主教堂，进行疗伤。
这天晚上，由于伤口疼痛的厉害，孔宪权嘶吼了整夜，其他的伤员同志们因为他的痛苦大叫也都没有休息好，直到多年以后，他们还对此情景记忆深刻。
曾担任我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此时是红三军团十三团的总支书记，他因为弹片击中臀部，也在这里接受治疗，对孔宪权的吼叫，时隔几十年，他依然没有忘记：“当时孔宪权害得我们一夜睡不着，他一直喊杀，杀，杀，这是红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喊的口号。”
孔宪权身体负伤，部队不能多停留，要继续往下走，为此，红军总部做出决定，将伤员就地安置，孔宪权没办法，成为了被安置中的一位。
不过，党组织并没有亏待他，他本是十二团的作战参谋，但是党组织却将他视为团干部待遇进行交待，不仅给他留下了一名医生，一名通讯员，还有三百块大洋，并将他送到了当地开明地主宋少前的家里。
自此，孔宪权的革命人生，发生了剧变。
流浪民间十五年
作为一名军人，要离开部队，孔宪权当然不舍，但是他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他知道自己如果再跟部队走下去是拖累大家，所以，他同意留在宋少前的家里。
宋少前虽然是个地主，但十分开明，他对红军很有好感，所以孔宪权留下来以后，也没有遭到什么虐待，而是在好好养伤。
时间一晃，过去了十个月，这十个月，陪他的医生和通讯员早已不知去处，而此时他的左腿虽比右腿短了十多厘米，但是也已经基本痊愈，所以，孔宪权准备离开宋少前的家里，去寻找红军队伍。
宋少前得知他的想法后当即摇摇头：“你不能走，万一红军几年后回来发现你不在这里，他们找我的麻烦，我怎么证明你是伤好走了？”
孔宪权没办法，只能继续留下来，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我党与国民党开始谈判，而国民党也不再发动军事力量与红军作对，孔宪权这才准备走。
由于此时已经完全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再加上他所在的地方是个小山村，没办法，孔宪权只好一边靠给别人当瓦工混吃饭，一边找队伍。
孔宪权是个老红军，长征途中，担任红军经过地方，秋毫无犯，而且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很好，老百姓对红军也是有很大的好感，当地的老百姓得知孔宪权之前是红军后，对他的态度非常好。
后来，孔宪权还给人写“诉讼状”帮穷苦老百姓打官司，当地的人对他更敬重了，皆称他为“活着的红军菩萨”
从1935年负伤开始，孔宪权便流落在民间，这一过，就是15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由于他一直都在小山村里，他也没能和部队联系上，直到1950年，在一张报纸上，孔宪权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老战友，杨勇，苏振华。
杨勇，苏振华都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此时他们正分别担任着贵州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在红军时期，他们也都是在红三军团任职，都是团干部，与孔宪权都熟识。
当孔宪权看到杨勇，苏振华两人照片后，泪眼朦胧，在梦里，他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梦到这个场景了，很快，他给杨勇，苏振华两人写了一封信。
遵义纪念馆最合适的馆长
杨勇，苏振华两人接到信时，第一个不是惊喜，而是诧异，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孔宪权已经牺牲了，而此时却突然收到来信，两人又赶忙转交给了老领导黄克诚。
黄克诚与孔宪权更熟，当初孔宪权入党时，还是黄克诚介绍的，而当黄克诚得知孔宪权还活着的消息时，第一反应是惊讶，第二就是高兴。
随后，黄克诚亲自出面，证实了孔宪权的党籍，孔宪权在信中也写道：请求党组织为我分配一份工作。
黄克诚便将信转到了有关部门，中共遵义地委得知此事，随即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的副区长。
就这样，孔宪权终于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此后，他一心兢兢业业的为革命继续奋斗，遵义会议纪念馆准备筹建时，孔宪权作为当年参加战斗的老红军，他被任命为了筹建委员会的一员。
纪念馆筹建成功开馆后，孔宪权毫无争议的担任了首任馆长，由于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全国第一批纪念馆之一，该怎么建设？该怎么管理？都是一团雾水。
孔宪权上任后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好在他最后成功的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这个重要使命。
后来，也是孔宪权给中央写信，请毛主席为遵义纪念馆题字，毛主席挥笔写下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这个题字，是毛主席在建国后为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词。
1958年，遵义纪念馆正式开馆，遵义会议的参与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前来纪念馆参观，他对孔宪权很是满意，赞许道：“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最合适的人选。”
孔宪权之后还曾前往北京，专门到老战友胡耀邦等人的家里做客，改革开放后，孔宪权的传奇经历被广泛传出。
1988年，孔宪权走完了自己的精彩人生，他去世后，党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胡耀邦也专门发来挽联哀悼，全国七大军区亦发来唁电，在当时，能够受到如此的待遇，孔宪权的一生，也算是不白走过了。
